我们期望从社会机构的调查报告里看到什么？
http://www.guancha.cn/ZhouZuoJun/2013_02_22_127730.shtml
我们期望从社会机构的调研报告里看到什么？
——评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这篇文章的初稿讨论的是我对吕途这本书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写作的评论。写完之后，在我那个搞学术研究的朋友圈子里引发了一些争论。我的一些朋友认为，这本书并不仅仅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打工者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而是要通过写作，唤醒打工群体的“主体意识”，从而让研究者以实践者的身份参与到“新工人”阶层的形成过程中来。因而以任何“学术研究”或“科学”的标准来评论它，都是不恰当的。其实，就算不考虑知识分子在“新工人”群体形成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我也意识到，这是一本影响力跨越“学术研究”和“具体社会生活实践”的书：打工者可能会从那些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叙述中读出亲切感来；作者在书中对于“公平”和“自由”等概念的论述也许也会让那些在草根组织劳工服务和活动的积极分子们受到启发。基于这个认识，我想在展开书评之前先明确我的两点想法：第一、虽然出于习惯，我在文章里用了一些学术研究里才会用到的词，比如“变量”，但是我的评论并不主要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出发的；第二，我并不认为“科学”和寻求公平正义的政治行动应该被割裂开来看，也不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专利。恰恰相反，我觉得应该鼓励在像NGO这样的社会机构里从事和调研相关工作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科学的研究社会的方法。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会尝试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从书名来看，这本书想要讨论的是“新工人”阶层形成的问题。作者吕途没有用“农民工”、“外来务工者”这样常见的称呼，而以“新工人”这个名称意指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汪晖在序言里对这点大加赞赏，认为这个称呼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理论敏感。可问题在于，研究者当然可以从“理论”上认定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决定去观察和研究它，但中国现在这群从农村出来在城市里打工的人究竟是不是在主观上认同自己是一个新的阶级、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还需要在“经验”世界里寻找答案。作为读者，我更关心的当然也是打工的人的想法，以及促成或阻碍他们自我组织的社会因素，而不是研究者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传统而给这些人贴上的标签。然而，翻遍全书，我发现真正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少之又少。第一编讲打工的人在城市里生活很困难；第二编讲农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很凋敝；第三编讲打工者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迷失徘徊。这些经验材料似乎很难支持“新工人阶层正在崛起”这样的结论。作者多次强调，“迷失”是“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可是，为什么一个人觉得在城里住不下去，又不想回农村，他就有“主体意识”了呢？“主体意识”到底指什么呢？判断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有没有“主体意识”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些原本是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人应该主动向读者说明的，但是作者在书里几乎没有系统性地交代过自己的看法。我不否认写作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唤醒打工者“主体意识”的一种努力，是“新工人”阶层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力量。但如果这样的知识生产过程完全脱离打工者自身对于“阶层”等概念的认知和想象，免不了就变成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了。
抛开“新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形成”这个问题，就算我们仅仅把这本书当成一部描写打工者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它还是很难另人感到满意。我认为这和作者收集数据的方法有关。作者在前言里说，自己运用的是“无预设研究法”和“拼图研究法”，事先没有假设，甚至没有研究题目和访谈结构，然后从访谈材料中提炼出很多“小组合”，再把它们拼成“大组合”。一些学者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种研究方法，认为它很值得人们学习。但在我看来，“无预设”和“拼图”带来的后果只是经验材料的零碎、难以集中。叙述里一会讲到子女教育问题，一会讲到性别意识和婚姻问题，但几乎所有问题都是蜻蜓点水一般带过，作者也没有试图在它提炼出的这些“小组合”和全书的主题之间建立一些关联。最令人错愕的地方在于，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打工者”可能是一个异质性极高的群体，因而在调查报告中几乎没有给这个群体分类。唯一的一次分类，选取的变量是年龄：作者认为70、80、90年代出生的打工者是三个不同的群体。但这个分类又没有贯彻到各种问题的分析中，比如这三代打工者对于“返乡”的看法是不是相同。分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让叙述更为有条理性，更在于方便读者从更多的角度去触碰打工群体真实的生活。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职业发展轨迹，受过的教育，和他们对劳动的想法、对婚姻的想法、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这本书里，我们却很难看到这种生动的叙述。不管提到什么问题，作者最后总能笼统地说，新工人如何如何——新工人群体的归属地应该在城市，新工人想回老家的城镇生活。是所有来城市里打工的人都这么想呢，还是作者觉得他们都应该这么想呢？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关于作者的写作手法。全书在很多地方做了倡导性的呼吁，但是对于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在逻辑上却很跳脱。写作的方法几乎都是，先通过罗列访谈材料说明某件事情对打工者而言是造成他们生活困境的因素，再从价值上呼吁大家关注解决这些问题。对调查社会问题的人来说，为弱者的权利鼓呼，也是理所应当的。但不少呼吁却因为作者没有尽可能多的了解社会问题发生的内在逻辑而显得非常空泛。比如说到打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作者只是说，“社会应当承担责任”。要承担责任，起码得有具体的人和组织机构，有具体的权力运作方法。“社会”是谁？如何“承担”？“责任”怎样划定？是说当地政府应该出钱确保所有打工子女都进公办学校，还是说要调整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民间办学？如果民间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在现阶段是有存在价值的，政府应该怎样支持这些学校？政府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这些问题，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只能从“公民权利”这些大词上做些泛泛的呼吁，而作者作为一个受过专门学术研究训练，且在一个专门开设了打工子弟学校的NGO里工作的研究员，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更贴近打工者实际的社会生活，理当作出更为贴切的分析的。再比如，谈到“产业内迁”的问题，作者仅仅是零散地罗列了一些材料：有的人说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更加好，有的人说厂子开了还是不能去上班。然后就得出结论说，“产业内迁”政策仅仅惠及资本，却不能使当地居民和打工者受惠。最后呼吁“产业内迁”政策“不能任由资本的逻辑掌握”。那么当地资本运作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产业内迁究竟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居民获益呢？很多人夸奖这本书写得平实易懂。在我看来，作者叙述社会问题的时候确实平实，因为用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语言，但真到总结问题的时候，就跳到一些很大的词汇上，比如“资本”、“社会”，同时完全不对这些大词所指代的东西做明晰的交代。她的呼吁虽然发自同情打工者艰难处境的真心，这呼吁却是不指向任何行动力的。
在我和朋友对这本书的讨论中，我发现只要自己一从方法的层面对作者提出质疑，反对的人就总会紧跟着强调，要结合这本书的写作意图和整个社会环境来分析，不能只从内部探讨它在学术研究上是否自洽。我的想法是，一个社会机构出的调查报告，除了让它动员的对象看了以后产生认同感，其实也还是可能有很多其他目的的，比如向公众传达一些经常被忽视的信息，通过向公众描述某个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从而获得更多同情理解，向政府解释某件事情在当地的运作机制从而提出政策建议。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并不完全与学术上做调研的原则相背离。当然，我也意识到这两种调查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这类调查的目的也很多元化，恐怕很难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似乎很少有人在中国的语境下探讨过，像NGO这样的社会机构该怎样做调查，我作为一个接触过不少机构、读过不少这一类型的调研报告的社会学研究者，就在这里抛砖引玉，提三条我认为可操作的建议。
第一，慎用理论名词。因为用多了会造成困扰。比如吕途这本书里，除了前面提到的“主体意识”、“新工人阶级”，在谈及打工群体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时候，她还自创了一个概念，叫作“精神臆化”。而在我看来，这些词汇的运用除了让调查报告看起来有点像学术作品、并且让真正想明白事情运行机制的人感到糊涂之外，真的就没有其他什么作用了。就拿这个“精神臆化”来说，作者的定义是：一个人身体和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归属感和精神却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但是维持这种状态的精神支柱却在另一个空间里；维持一个人现在状态的动力来源于通过这个状态不可能实现的一种臆想。一个人把精神归属到别处，为什么就变成社会问题了呢？至于现状里缺乏帮助人们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不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功能主义的越轨社会学理论吗？有必要新造出个拗口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状态吗？这么拗口的词似乎也很难在打工群体中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第二，调查尽可能“专题”化。因为那种公众一无所知、需要作者做全景式描述的群体，并不是很多。比如这两年大众媒体和知识分子对打工群体的探讨其实是很多的，不少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可能仍然对这个群体很漠视，打工群体对于公众却不是全然陌生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挑一些开口比较小的问题来写，可能更有感染力。吕途的书里写到有老师在打工子女面前贬损劳动者的价值，在劝学生用功上进的时候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变成你妈那样”。在我看来，劳动价值观的培养，打工子女形成人生目标的过程，这些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命题了，值得写一本像《中国新工人》那么厚的调查报告。但我们现在拿在手上的却是一本包含了十几个这样好的命题，却没有把任何一个深挖下去的调查报告。
第三，重视定量和一些比较“硬”的数据。社会组织做调查，往往偏重定性的调查方法，觉得要让研究对象主动站出来说话，要写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以便公众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的观念。这些都没问题。但生动感人的调查报告恰恰不是单靠访谈材料的拼凑，而是要把这些人的想法和想法形成的过程放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当中。有时候定量的数据和一些面上的材料，比如地方的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调查对象，也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写下上面那些文字，我心里也是很犹豫的。虽然我一向喜欢强调研究的专业化，我也明白，写作这样一个主题，关联的肯定不仅仅是研究，甚至，对研究者本人、她所在的机构、研究的资助方，以及作者期待的读者群而言，研究不是研究的主要目的，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讨论。也许还有人会说，打工群体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国内的调研环境又不宽松，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写出一本书来，记录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对它提出批评？事实上，我本人就是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做研究的，对收集数据的辛苦深有体会，对于作者的劳动也是很尊重的。从调查方法和写作的角度提出批评，也是希望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在NGO从事带有研究性质工作的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现在已经有不少社会机构都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甚至把调研看成社会运动的手段之一。但是不少人还是仅仅把社会调查当成倡导的附庸，当成达致某种理念呼吁的工具，而没有意识到，做一个好的社会调查，生产关于社会的知识，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民间机构也只有掌握这种技术，成为一个专业的对话者，才能真正摆脱强权的控制，拥有更多在公共领域里发言的资格。
我们期望从社会机构的调研报告里看到什么？
——评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这篇文章的初稿讨论的是我对吕途这本书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写作的评论。写完之后，在我那个搞学术研究的朋友圈子里引发了一些争论。我的一些朋友认为，这本书并不仅仅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打工者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而是要通过写作，唤醒打工群体的“主体意识”，从而让研究者以实践者的身份参与到“新工人”阶层的形成过程中来。因而以任何“学术研究”或“科学”的标准来评论它，都是不恰当的。其实，就算不考虑知识分子在“新工人”群体形成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我也意识到，这是一本影响力跨越“学术研究”和“具体社会生活实践”的书：打工者可能会从那些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叙述中读出亲切感来；作者在书中对于“公平”和“自由”等概念的论述也许也会让那些在草根组织劳工服务和活动的积极分子们受到启发。基于这个认识，我想在展开书评之前先明确我的两点想法：第一、虽然出于习惯，我在文章里用了一些学术研究里才会用到的词，比如“变量”，但是我的评论并不主要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出发的；第二，我并不认为“科学”和寻求公平正义的政治行动应该被割裂开来看，也不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专利。恰恰相反，我觉得应该鼓励在像NGO这样的社会机构里从事和调研相关工作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科学的研究社会的方法。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会尝试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从书名来看，这本书想要讨论的是“新工人”阶层形成的问题。作者吕途没有用“农民工”、“外来务工者”这样常见的称呼，而以“新工人”这个名称意指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汪晖在序言里对这点大加赞赏，认为这个称呼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理论敏感。可问题在于，研究者当然可以从“理论”上认定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决定去观察和研究它，但中国现在这群从农村出来在城市里打工的人究竟是不是在主观上认同自己是一个新的阶级、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还需要在“经验”世界里寻找答案。作为读者，我更关心的当然也是打工的人的想法，以及促成或阻碍他们自我组织的社会因素，而不是研究者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传统而给这些人贴上的标签。然而，翻遍全书，我发现真正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少之又少。第一编讲打工的人在城市里生活很困难；第二编讲农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很凋敝；第三编讲打工者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迷失徘徊。这些经验材料似乎很难支持“新工人阶层正在崛起”这样的结论。作者多次强调，“迷失”是“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可是，为什么一个人觉得在城里住不下去，又不想回农村，他就有“主体意识”了呢？“主体意识”到底指什么呢？判断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有没有“主体意识”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些原本是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人应该主动向读者说明的，但是作者在书里几乎没有系统性地交代过自己的看法。我不否认写作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唤醒打工者“主体意识”的一种努力，是“新工人”阶层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力量。但如果这样的知识生产过程完全脱离打工者自身对于“阶层”等概念的认知和想象，免不了就变成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了。
抛开“新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形成”这个问题，就算我们仅仅把这本书当成一部描写打工者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它还是很难另人感到满意。我认为这和作者收集数据的方法有关。作者在前言里说，自己运用的是“无预设研究法”和“拼图研究法”，事先没有假设，甚至没有研究题目和访谈结构，然后从访谈材料中提炼出很多“小组合”，再把它们拼成“大组合”。一些学者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种研究方法，认为它很值得人们学习。但在我看来，“无预设”和“拼图”带来的后果只是经验材料的零碎、难以集中。叙述里一会讲到子女教育问题，一会讲到性别意识和婚姻问题，但几乎所有问题都是蜻蜓点水一般带过，作者也没有试图在它提炼出的这些“小组合”和全书的主题之间建立一些关联。最令人错愕的地方在于，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打工者”可能是一个异质性极高的群体，因而在调查报告中几乎没有给这个群体分类。唯一的一次分类，选取的变量是年龄：作者认为70、80、90年代出生的打工者是三个不同的群体。但这个分类又没有贯彻到各种问题的分析中，比如这三代打工者对于“返乡”的看法是不是相同。分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让叙述更为有条理性，更在于方便读者从更多的角度去触碰打工群体真实的生活。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职业发展轨迹，受过的教育，和他们对劳动的想法、对婚姻的想法、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这本书里，我们却很难看到这种生动的叙述。不管提到什么问题，作者最后总能笼统地说，新工人如何如何——新工人群体的归属地应该在城市，新工人想回老家的城镇生活。是所有来城市里打工的人都这么想呢，还是作者觉得他们都应该这么想呢？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关于作者的写作手法。全书在很多地方做了倡导性的呼吁，但是对于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在逻辑上却很跳脱。写作的方法几乎都是，先通过罗列访谈材料说明某件事情对打工者而言是造成他们生活困境的因素，再从价值上呼吁大家关注解决这些问题。对调查社会问题的人来说，为弱者的权利鼓呼，也是理所应当的。但不少呼吁却因为作者没有尽可能多的了解社会问题发生的内在逻辑而显得非常空泛。比如说到打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作者只是说，“社会应当承担责任”。要承担责任，起码得有具体的人和组织机构，有具体的权力运作方法。“社会”是谁？如何“承担”？“责任”怎样划定？是说当地政府应该出钱确保所有打工子女都进公办学校，还是说要调整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民间办学？如果民间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在现阶段是有存在价值的，政府应该怎样支持这些学校？政府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这些问题，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只能从“公民权利”这些大词上做些泛泛的呼吁，而作者作为一个受过专门学术研究训练，且在一个专门开设了打工子弟学校的NGO里工作的研究员，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更贴近打工者实际的社会生活，理当作出更为贴切的分析的。再比如，谈到“产业内迁”的问题，作者仅仅是零散地罗列了一些材料：有的人说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更加好，有的人说厂子开了还是不能去上班。然后就得出结论说，“产业内迁”政策仅仅惠及资本，却不能使当地居民和打工者受惠。最后呼吁“产业内迁”政策“不能任由资本的逻辑掌握”。那么当地资本运作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产业内迁究竟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居民获益呢？很多人夸奖这本书写得平实易懂。在我看来，作者叙述社会问题的时候确实平实，因为用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语言，但真到总结问题的时候，就跳到一些很大的词汇上，比如“资本”、“社会”，同时完全不对这些大词所指代的东西做明晰的交代。她的呼吁虽然发自同情打工者艰难处境的真心，这呼吁却是不指向任何行动力的。
在我和朋友对这本书的讨论中，我发现只要自己一从方法的层面对作者提出质疑，反对的人就总会紧跟着强调，要结合这本书的写作意图和整个社会环境来分析，不能只从内部探讨它在学术研究上是否自洽。我的想法是，一个社会机构出的调查报告，除了让它动员的对象看了以后产生认同感，其实也还是可能有很多其他目的的，比如向公众传达一些经常被忽视的信息，通过向公众描述某个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从而获得更多同情理解，向政府解释某件事情在当地的运作机制从而提出政策建议。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并不完全与学术上做调研的原则相背离。当然，我也意识到这两种调查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这类调查的目的也很多元化，恐怕很难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似乎很少有人在中国的语境下探讨过，像NGO这样的社会机构该怎样做调查，我作为一个接触过不少机构、读过不少这一类型的调研报告的社会学研究者，就在这里抛砖引玉，提三条我认为可操作的建议。
第一，慎用理论名词。因为用多了会造成困扰。比如吕途这本书里，除了前面提到的“主体意识”、“新工人阶级”，在谈及打工群体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时候，她还自创了一个概念，叫作“精神臆化”。而在我看来，这些词汇的运用除了让调查报告看起来有点像学术作品、并且让真正想明白事情运行机制的人感到糊涂之外，真的就没有其他什么作用了。就拿这个“精神臆化”来说，作者的定义是：一个人身体和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归属感和精神却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但是维持这种状态的精神支柱却在另一个空间里；维持一个人现在状态的动力来源于通过这个状态不可能实现的一种臆想。一个人把精神归属到别处，为什么就变成社会问题了呢？至于现状里缺乏帮助人们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不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功能主义的越轨社会学理论吗？有必要新造出个拗口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状态吗？这么拗口的词似乎也很难在打工群体中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第二，调查尽可能“专题”化。因为那种公众一无所知、需要作者做全景式描述的群体，并不是很多。比如这两年大众媒体和知识分子对打工群体的探讨其实是很多的，不少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可能仍然对这个群体很漠视，打工群体对于公众却不是全然陌生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挑一些开口比较小的问题来写，可能更有感染力。吕途的书里写到有老师在打工子女面前贬损劳动者的价值，在劝学生用功上进的时候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变成你妈那样”。在我看来，劳动价值观的培养，打工子女形成人生目标的过程，这些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命题了，值得写一本像《中国新工人》那么厚的调查报告。但我们现在拿在手上的却是一本包含了十几个这样好的命题，却没有把任何一个深挖下去的调查报告。
第三，重视定量和一些比较“硬”的数据。社会组织做调查，往往偏重定性的调查方法，觉得要让研究对象主动站出来说话，要写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以便公众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的观念。这些都没问题。但生动感人的调查报告恰恰不是单靠访谈材料的拼凑，而是要把这些人的想法和想法形成的过程放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当中。有时候定量的数据和一些面上的材料，比如地方的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调查对象，也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写下上面那些文字，我心里也是很犹豫的。虽然我一向喜欢强调研究的专业化，我也明白，写作这样一个主题，关联的肯定不仅仅是研究，甚至，对研究者本人、她所在的机构、研究的资助方，以及作者期待的读者群而言，研究不是研究的主要目的，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讨论。也许还有人会说，打工群体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国内的调研环境又不宽松，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写出一本书来，记录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对它提出批评？事实上，我本人就是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做研究的，对收集数据的辛苦深有体会，对于作者的劳动也是很尊重的。从调查方法和写作的角度提出批评，也是希望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在NGO从事带有研究性质工作的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现在已经有不少社会机构都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甚至把调研看成社会运动的手段之一。但是不少人还是仅仅把社会调查当成倡导的附庸，当成达致某种理念呼吁的工具，而没有意识到，做一个好的社会调查，生产关于社会的知识，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民间机构也只有掌握这种技术，成为一个专业的对话者，才能真正摆脱强权的控制，拥有更多在公共领域里发言的资格。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