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紅學研究之特色

红尘一步终
2013-02-13 看过
許多年來,讀者和研究者在重視張愛玲文學作品的同時,對其學術研究往往會有一些有意無意的忽視。其實,研究《紅樓夢》,對於張愛玲來說同樣是“十年辛苦不尋常”。自一九六八年始,張愛玲便開始系統地研究《紅樓夢》。此後,張愛玲把研究成果陸續發表在港台的報刊上。一九七七年八月,這些考證文字結集成書,在皇冠出版社出版,張愛玲把書名定為《紅樓夢魘》。
用十年的時光五詳《紅樓夢》,張愛玲是把它當作“生命中的豪舉”。康來新說:“張愛玲十年心血,並不以孤本秘藏的材料取勝。她自詡的優勢無非‘熟讀’而已,熟到一遇異字異句,便反射性地不順眼,然而僅此一點,就無可倫比了。熟到生命最深處的無意識,是歲月累積與才性稟賦的功不唐捐”。正是由於“歲月累積”與“才性稟賦”式地熟讀,張愛玲才能在細小處感悟到《紅樓夢》版本問題的複雜性,從而使其考證文章呈現出曲徑通幽的獨特風貌。

細讀詳考上的求善尋真
由於“三恨《紅樓夢》未完”,張愛玲接續了胡適的路徑,用考據的方法追求《紅樓夢》文本的完整性與真實性。對於《紅樓夢》後四十回的爭議,張愛玲以為“文藝批評在這裡本來用不上。事實是除了考據,都是空口說白話。”而細讀詳考,正是她正本清源,求善尋真的重要手段。張愛玲想通過文本細讀,對前八十回、後四十回的比較分析,還原《紅樓夢》的原貌,追蹤傳說中的“舊時真本”。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要“洗出《紅樓夢》的本來面目”。
張愛玲以吳世昌指出的一條學術道路作為她的研究基礎。她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致夏志清的信中說道:“……我上次提到《紅樓夢》前八十回改寫經過,是先證明吳世昌的《風月寶鑒》序不對——他說回首批是曹雪芹弟弟寫的《風月寶鑒》序——但是他這條路子對,嚴格執行起來,可以發現一個早本,內容不到現在的一半。缺的部分怎樣一件件先後添出,都給算出來,連帶證明五分之三十三,這三回本來位置較後,因為這樣solve a puzzle,不能做到一半擱下,所以耽擱了譯書。”而吳世昌的道路,就是要找尋曹雪芹的原稿,探《紅樓夢》之源。但是,他在研究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如“有關曹雪芹原稿中許多問題,如他的早期稿本中故事與《石頭記》有何不同,其未完成原稿中主要及次要人物的下場與高氏後四十回有何不同等等,只好從略”。而張愛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吳世昌沒有解答或無法解答的問題。張愛玲利用種種方法計算《紅樓夢》各早期鈔本的年份,考訂各章回的先後次序,正是要追蹤曹雪芹所自稱的“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寫作經歷,從而更加深刻地把握《紅樓夢》的文化內蘊與曹雪芹的精神境界。
甲戌本的第三回回目有別于諸本,題作“金陵城起複賈雨村,榮國府收養林黛玉”。張愛玲細讀後認為,當時黛玉之父仍在世上,她並不是孤兒,因此用“收養”二字並不合適。但是,在“收養”二字下有條批語,稱“二字觸目淒涼之至”。這條脂批引起了張愛玲的重視。
同回黛玉與賈母相見,敍述到賈母摟著黛玉嗚咽的情節時,甲戌本有條批語批道:“為黛玉自此不能別住”。黛玉不能別住,自是無家可歸,這與回目的“收養”二字正好匹配。但是張愛玲注意到,第十四回昭兒從揚州回來報告說:“林姑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甲戌本有眉批作:“顰兒方可長居榮國之文”。同回王熙鳳也和賈寶玉說:“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第三回回目說“收養”,脂批又道“不能別住”,而第十四回的脂批卻說“方可長居”,正文也道“可住長了”,顯然,這兩回的批語有衝突,有矛盾。因此,張愛玲認為“原先黛玉初來已經父母雙亡,甲戌本第三回是新改寫的,沒注意回目上有矛盾”,而且將“林如海之死宕後,勢必連帶的改寫第二回介紹黛玉出場一節。”

宏大視野下的識小辨微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珍貴鈔本僅在少數研究者和收藏者之間傳閱,絕大多數的專家學者因未能一睹鈔本的真貌而無法在《紅樓夢》版本問題上置喙。一九四九年,周汝昌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開啟了宏觀地、系統地研究《紅樓夢》版本問題的先河。一九四九年以後,孤本秘笈紛紛地入藏國家的圖書館,陸續影印出版。一九六一年,胡適在台灣出資影印了《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五百部,大陸隨即翻印。隨著各種原始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大部分學者研究《紅樓夢》版本才成為了一種可能。但是遺憾的是,當時除了極少數的研究者(如周汝昌、吳世昌等),大多數的研究者均是孤立地研究《紅樓夢》各鈔本。
而張愛玲所著的《紅樓夢魘》,重點研究了甲戌本、庚辰本和夢稿本的文字早晚及其互相關係,兼及戚序本、甲辰本、舒序本、程甲本等。她以甲戌本的成書過程為經,以各脂本的成書早晚作緯,將版本問題放置于諸脂本中進行探討和研究,從而使其考證擺脫了當時學界普遍存在的單一化、片面化的研究傾向。
《紅學通史》的作者陳維昭指出,張愛玲在研究中出現了一種重要的傾向——“識小辨微”。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當中,張愛玲利用她對文本的一種特殊直感,比較了諸脂本之間的文字歧義,並以此引申,考察了各本的成書過程和版本問題。
例如對甲戌本特有“凡例”的成因,張愛玲便通過“識小辨微”,得出了與胡適、俞平伯等人不同的看法。甲戌本“凡例”第五段為“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而其他各版本的第一回一般均作“此開卷第一回也……”,沒有一個“書”字。張愛玲注意到,甲戌本與他本的一字之差,意義顯然卻大不相同。甲戌本“凡例”已經言明了它引用了“此書開卷第一回”的文字,但奇怪的是,它所引的文字在甲戌本第一回的正文裏卻沒有,而他本一般都有“作者自云”一段。由此現象,張愛玲對甲戌本“凡例”的成因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即“顯然是先有他本的第一回,然後有‘凡例’,收入第一回回首一段文字,作為第五段。”在張愛玲以前,許多學者都以為甲戌本的底本在諸脂本中是最早的,也最為接近曹雪芹的原稿真貌。張愛玲在詳勘細考過甲戌本之後,對前輩學者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並對甲戌本的早晚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
張愛玲的“識小辨微”是建立在宏大的學術視野和真實的文獻基礎之上。在《紅學通史》中,陳維昭有如是評價:“她的很多有價值的論斷並未充分展開,但卻成為此後中國大陸和海外的《紅樓夢》版本研究的頗具啟示意義的先聲”,並且斷定:“她的識小辨微的意義不僅在於版本研究的細化,而主要在於她以細微為單位,從而揭示了《紅樓夢》版本關係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各版本(包括鈔本和刻本)的演變並非今天所知的‘本’為單位,任何以‘本’為單位的描述,在具體的識小辨微面前將會被證明是錯誤的”。

繁瑣考據中的文學體悟
比起蔡元培等索隱派重“本事”,胡適等考證派重“史料”,王國維等評論派重“理論”,張愛玲的興奮點始終在於《紅樓夢》文本本身。這一點與新紅學創始人之一俞平伯非常相似——張愛玲與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均是《紅樓夢》的文本。
相較于俞平伯的學識深厚,張愛玲研紅亦有其自身的優勢。俞平伯的文學創作頗有成就,但是偏重於散文和詩歌,對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創作,則並不深諳。而張愛玲則在小說創作中深得《紅樓夢》的個中三昧,其不朽名作《金鎖記》更是盡得《紅樓夢》的風神韻致。余斌在《張愛玲傳》中寫道:“(張愛玲)不僅憑著細讀工夫從外部指陳各稿的演變之跡,而且從內部體察作者各次增刪的用心,從而如何‘增刪’之外,為何做此‘增刪’也成了她的研究中題中應有之義。要做到心知其意,唯一的途徑當然是設身處地,不時進入曹雪芹的角色,在這裏,細心的揣摩有時也即是一種印證——與她本人創作中領略的甘苦,與她的藝術判斷力的印證。”由此可見,張愛玲的考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建立在一個作者對另一個作者的揣摩、體悟、推理之中的。
張愛玲通過對甲戌本第二回總批的研究,考證出第三回原有黛玉看玉之事,後因故刪去。張愛玲認為:“顯然夜談原有黛玉看玉的事,與後文寶釵看玉犯重,刪去改為現在這樣,既空靈活潑,又一筆寫出黛玉體諒人,不讓人費事,與一向淡淡的一種氣派。”閑閑數語,張愛玲便從敍事模式和文學賞會兩種角度解釋了曹雪芹為何要刪卻“黛玉看玉”之事,匠心獨具,令人叫絕。
甲戌本第五回回末的情節與諸本有異,張愛玲認為:“甲戌本‘秦氏在外聽見’,是聽見襲人等七嘴八舌叫喚寶玉,走進房來,才聽見寶玉叫‘可卿救我’,因為夢魘叫喊實際上未必像夢中自以為那麼大聲。那間華麗的寢室一定很寬敞,在房外不會聽得見。秦氏一面進來,一面又還有這余裕叮囑丫鬟們看著貓狗,可見她雖然照應得周到,並不當樁事。這一段非常細膩合理,但是沒交代清楚,‘丫鬟們’又與襲人等混淆,儘管我們知道是她自己房裏的婢女。至於為什麼這樣簡略,也許因為此處文氣忌松忌斷,需要儘快收煞。”在此處,張愛玲從小說的環境設置和敍事節奏解析了第五回回末異文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其分析角度亦是與眾不同,蹊徑獨辟。
在繁瑣考據的過程中,張愛玲時時地加入對文本體悟的一些真知灼見,使其論文擺脫了枯燥乏味的境地,顯出一種情趣盎然,靈動活潑的內在質感。在這種質感之中,後人不難讀出張愛玲當初在寫作時的一種意興遄飛。

張愛玲在研紅時獨自幽居海外,資料查檢不易,而她本人又沒有藏書的習慣,故她在研紅中時而引文有誤,僅舉一例:《紅樓夢魘》第八十一頁有“‘凡例’劈頭就說‘紅樓夢乃總其一部之名也’”一句,短短十一字,張愛玲錯字兩處。“乃”應為“是”,“一”應作“全”。而“紅樓”兩字原文闕如,是收藏者胡適據文意訂補的,張氏引來,卻無說明。
另,《紅樓夢魘》的文體近乎於長篇讀書劄記,而非嚴謹的學術專著。張愛玲的文筆較為鬆散自由,理論層次亦模糊不清,有些地方因過於言簡意賅而導致詞義指向不明,邏輯失璉。她自己也在序言中坦承:“收在這集子裏的,除了‘三詳’通篇改寫過,此外一路寫下去,有些今是昨非的地方也去改正前文,因為視作長途探險,讀者有興致的話可以從頭起走一遭。我不過是用最基本的邏輯,但是一層套一層,有時候也會把人繞糊塗了。我自己是頭昏為度,可以一擱一兩年之久。像迷宮,像拼圖遊戲,又像推理小說。”正是這本“像迷宮”“像拼圖遊戲”“又像推理小說”的《紅樓夢魘》,讓許多讀者和研究者望而卻步,非“熟讀”《紅樓夢》而不能窺其門徑。
但就其總體來說,疵不瑜暇,張氏紅學中小小的不足與其貢獻相比顯然是微不足道的。張愛玲崇尚實證並身體力行,以女性的細膩,通過對各版本異文的梳理與比較,考證《紅樓夢》的成書過程、版本差異,從細小處發現了許多前人所沒有注意的重要問題,為《紅樓夢》的版本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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