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仰光
2012-12-30 看过
        当代词学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个人觉得大致有三:其一为词学的发生学问题,这似乎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由于牵涉到音韵学、敦煌学、中西文化交流学等相关学科,又加上资料的不足,这一根本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解决,伴随而来的便是一系列附属问题。
     其二为词和诗的关系究竟如何,在最初的时候,词到底是作为一种独立文学样式出现,还是以唐诗的变形出现的,在目前仍旧存在较多异议,而这一问题又是在第一个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所引申出来的。
     其三则是,词学所谓的“当行本色”究竟是什么,以及它所附带的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用“婉约词”与“豪放词”简单概括词学的两大主流,这一问题同样牵涉到词学最初流传于社会的时候,曾以怎样的面目示人。

     针对第一个问题,村上哲见先生从“诗词同源说”与“诗词异源说”两方面进行分析,但因为仍旧存在很多异议,加上个人基础有限因而暂且不论;

     对于第二个问题,印象最深的该是在北宋词学的叙述时,谈到苏轼“以诗为词”这一章,村上先生认为本来词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诗歌的对立面出现的,正因为如此,相较于诗,作者才能在词里面较为自由地进行抒情,经过这一较长时期的积累,后世的词学创作究竟该呈现出如何的句法、章法和情感已经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从而词相较于诗存在的独立性便显得相当明显;但是苏轼的作词手法,如果按照前人说的那样,是“以诗为词”,即“诗——词——诗”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是将词从独立于诗歌又再次向诗歌靠拢的过程,结果便是词和诗歌在至少是苏轼的文学世界中,从审美和思想意义而言,几乎可以按照同样的标准进行等同,也就说词最初的反叛,经过苏轼的创作,回归了正统,这既可以说是苏轼对词学境界的开阔,但也可以说是对词这一文学形式的破坏。
 
     第三个问题,即词的当行本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则更加具有讨论意义。首先,不能否认的是在词最初流传于世的时候,他是同时具有两类作者在进行创作的,即民间一类,或者说是代表“俗文学”的一类;文人学者一类,或者可以说是代表“雅文学”的一类,这也是之所以会在敦煌显存文献中仍旧有大量民间词存在的原因,而且可以想象,当时这两类创作主体,无论是人数还是作品数量,谁更占据优势是很难断定的。虽然可以想象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类作者很少会进行直接的词学交流,但不能否认的是不论是那一类作者,关于词学的内容和其审美特色、思想意义存在着共性,这从目前所存的众多词作中可以窥见一斑:从情感表现上而言,多以抒发“悲伤”这一情感为主,同时也集中在抽象的情感,如爱情上,从形式而言,这一时期的词则以小令为主。
     由于民间词人创作的种种局限,如资金和接受度的限制,使得进入宋代后,词作能够真正刊印成册并流传后世的主要是文人学者这一类作者,但前者的数量并未突然减少,我们可以想象,至少在北宋灭亡前,民间词人的数量并不会少于五代时的民间词人。
    在真宗年间,由于柳永的关系,使得这两条原本并行不悖的词学发展脉络第一次出现了沟通的可能,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柳永以其亲身的创作实践,将民间的内容真实地反映到了文人学者的生活圈子,同时也将后者这一圈子对于词学的相关看法带入了民间,因而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柳永不单单是一个词人,更为重要的,还可以说是民间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交流者。

     经过这一次交汇,民间词的创作情况由于资料有限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上层社会的词学创作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创作人数和数量大为增加。在之后的时间里,词学经过此次交流继续发展,而发展到了苏轼又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现象,即不同于原先词学表现手法和内容的词开始出现,即所谓的“豪放词”,这是过去海内外都一致公认的,但正如龙榆生和吴世昌以及村上先生等众多学者所认可的那样,在苏轼的全部词作中,能够称得上是豪放词的数量仅仅为几十首,甚至不倒三分之一,因而无论是对于苏轼本身而言还是对于整个北宋词坛,将这些数量不多的词说成一个“词派”似乎并不准确,因而龙榆生将苏轼称作是宋词的“革新派”,或者根据创作手法和身份的区别,将其成为“现实派、官僚作者派”等,而统观北宋一朝,也仅仅只有这一位革新者,大部分词人仍旧按照着柳永和前人所既定的一条线路发展着,并且经过苏门四学士和众多词人的努力,倒了周邦彦的手里发展到顶点。这应该说是没有异议的。
 
    但是到了南宋,情况则变得较为复杂,因为宋室南渡后大量词人创作了抗金之作,以及辛弃疾的“豪放词”的存在,使得“豪放派”这一界定似乎又开始复兴,这里村上先生则根据创作主体的身份,仍将其归类为“现实派、官僚学者派”,这样一来原先的发展线索则可以一如既往,至于辛弃疾,他的情况仍旧和苏轼相似,首先,在其600多首词作中,与苏轼存在相同表现手法(直率、现实)的词作仍占一小部分而已,同时他的身份和苏轼存在着相当大的共性,其后的“辛派词人”创作可以同样按照这一方法进行分析。

     从中可以发现,无论发展到何时,所谓的“豪放词”在有宋一代从未处于统帅地位,将这些不同于当行本色的词作成为“革新词”大概是合适的。与辛弃疾同时代的姜夔以及稍后的吴文英则同样面临较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姜夔的创作手法因“清劲”以及较为直白因而似乎可以说成是辛弃疾的附庸,而吴文英由于追随着周邦彦词的“浑厚”,虽然有着过度的发展,但将其认为是周美成词学特色在南宋的延续是没有异议的,总而言之,正如内山精也教授最后总结的那样,与其说将宋词分为“豪放派”与“婉约派”,毋宁说是“现实、官僚学者派”和“典雅、学者文人派”更为合适,这样一来,在讨论词学的当行本色究竟是什么时,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即为后者所代表的词学作品。

     最后要谈的是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认识,即从各中词的选本中,可以看出辑录者自身的词学观念,从而窥见当时的词学现状。虽然这一方法是老生常谈的,但我觉得这一学说的应用意义远大于文学价值。举个例子,从前后的对比,如师徒收词的区别就可以至少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门派的词学观念,如朱疆村的《宋词三百首》(民国十三年)和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出刊本,民国二十三年)对于辛弃疾、吴文英词作收录数量的不同,便可看出两人作为师徒,在词学观念上的共性和差异,并因此而归纳出近代词学的某条发展线索。

     在本书中占了不少篇幅的,对于某一词牌的专项讨论,从其源头直至每一时期在每一位词人手中的运用情况,个人认为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村上先生综合了敦煌学、历史学、音韵学和版本学等多样研究方法的手段,值得国内广大词学研究者进行学习。但由于基础关系和知识结构的贫乏,读之更添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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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研究 宋词研究 9.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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