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通释》读书笔记

宋大帅
2012-12-28 看过
    听说余英时,是大二时候,陈宝良老师推荐阅读的。读书识人,余先生是一个“身怀新学的旧文化人[1]”,学识博约,著书严谨。记得余英时先生曾说: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一个走在知识积累道路上的读书人,深以为然。《中国文化史通释》收12篇文章,涉及中国的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内容,故曰“中国文化史通释”。读《中国文化史通释》,我学到很多余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发前人所未发”的客观史识,更重要的是余先生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一 客观史识梳理
   (一)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中国思想史研究,一个繁杂深刻的课题,余英时先生从整体上做了有力有序的整理,出现了四次突破。
    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是中国思想史的开端,第一次“哲学的突破”。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概念“哲学的突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突破。说“完成了”,是基于韦伯的研究——在公元前一千之内,古代四大文明(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一场精神觉醒的运动,思想家(或哲学家)开始以个人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余先生认为,这一论断不是随性比附,而是基于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古代统一的王官之学(礼、乐、诗、书)无法垄断对“道”的解释,守不住六经之教,“道术为天下裂”,从而使道术流入“士”的阶层。证据在于,三代礼乐秩序包含了深刻的“巫”的精神传统,“巫”垄断对“天道”的解释,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不承认“巫”有独霸神人交流的权威,而是用“道”这一精神实体代替巫所信奉的“神”,用“心”的神明变化代替“巫”沟通神人的神秘功能。至此,中国的“心学”的开始,后经程、朱、陆、王发挥“心学”取代“神学”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一项主要特色。游士分离,中国的“士”作为一个阶层登上历史舞台。
    2.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次突破发生在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战国的“游士”经过汉代三四百年的发展已变为“士大夫”,个体自觉在汉末形成普遍的新风气,解放了“士”的个性。余先生从士的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着眼,认为此时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不限于儒道之争,而扩大为群体秩序与个体自由之争。
    3.第三次大的突破则在唐宋之际。“士”在宋代取得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他们以政治主体自居,虽然寄希望于“得君行道”,但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这源于宋太祖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科举考试增加进士人数,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民”成“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他们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而已,树立起“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4.第四次大的突破出现在16世纪——即王阳明时代。明清发生了普遍的士商互动现象,王阳明觉悟到“得君行道”已无可能,转而走向“觉民行道”,其“致良知”之教是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明以来政治生态环境大变,朱元璋废除丞相,士在朝廷上失去权力的凝聚点,甚至要遭受“廷杖之刑”的侮辱,王阳明在“龙场顿悟”后,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宣扬“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希望掀起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运动。
   (二)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
    宋代是儒学的复兴时代,在“三教合流”的大背景下,儒家吸收佛、道的思想,继春秋以来第二次完成“儒家的整体规划”,即孔子所说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余先生把“内圣外王”总结为“儒家的整体规划”。宋代重视文治,“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文士地位空前提高,宋代皇帝还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雅量,如宋神宗就曾公开接受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则。因之宋代理学家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整体规划”,要从“内圣”中推出“外王”,重建一个合乎道的人间秩序。而明代自朱元璋开始皇帝却一直对士大夫抱着很深的敌意,诛戮大臣名士甚多,受廷杖者更不乏其人(王阳明即曾受廷杖、被放逐龙场),实现“儒家整体规划”已经不可能寄望于君主,于是王阳明转向“致良知”,倡“知行合一”,走“觉民行道”之路。是迥异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思想家不同的学术取向。
   (三)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在“涉泽国际儒教研究会”上的演讲。涉泽是日本汉学家,本文主要就其《论语与算盘》一书展开讨论。指出明代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现大量士人经商的现象,士商互动导致观念的深刻变化,商的地位空前提高,几于士并。士的代表人物如王阳明等也承认“四民异业而同道”,在认识上形成了重大突破。本文还考证孔子所说“执鞭之士”为古代看守市门的胥吏,以维持和监督市场秩序的公平运作为主要职责,犹如今之市场工商管理人员。
   (四)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上篇。含“新禅宗”和“新道教”两节。新禅宗:惠能主张“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百丈怀海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体现出入世转向的明显轨迹。新道教:以全真教和真大道教及净明教为例,说明后来的道家是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肯定此世、肯定日常人生方面比新禅宗更向前跨了一步。时与西方基督新教之改革联系对比,更见其积极意义。
   (五)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
   《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是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所作的序言,也是关于民间文化的专论。
余先生首先介绍了柳存仁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渊源。柳先生从中国小说史和道教史入手,嵌入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化史。余先生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整理国故” 运动,回顾柳先生在北大与胡适、张政烺、孙楷第,在光华大学与张歆海、蒋竹庄、吕思勉的相遇并求学经历。在研究过程中,柳存仁强调学术研究必须结合中西之长,“才能够综合之中有分析,分析之后再综合,达到现代人希望的做中国学问的一个境地。”[2]
       本书尚未读完,但仅从以上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余英时先生的文风:下笔谨慎,不着废语,纠偏纠错,注重“发前人所未发”。
    二 研究方法概说
    用《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的编者何俊的话来说,《中国文化史通释》收录的文章属于余先生“想做什么与为什么做”的文章,而余先生的专著属于“如何做的”[3]。余先生在阐释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时,特别注重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怀特海说:“智慧是处理知识的方式。”读《通释》,感受到余先生研究历史的方式正是智慧的体现。
   (一)设定研究预设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一般的历史研究一样,必须从某些预设
或假定开始。如果没有预设或假定,则思想史的大量文献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根本无法整理出条理来,更不可能从其中找到思想变迁的历史线索。例如预设思想史的自如性,即思想和学术一旦出现或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精神领域,从此就会一代一代地接着发展下去,这就是思想传统;但是思想史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思想是和人的整体生活息息相关的。
    (二)“内外并进”的研究方式
    余先生研究思想史基本上采用“内外并进”的方式:根据专题研究的特殊需要,有时强调“内在理路”,如《论戴震与章学诚》,有时则重视历史的脉络,如《朱熹的历史世界》。具体而言,要注重以下几点:
    1.不但研究上层的经典(如儒家和道家),而且也注重下层的民间思想,尤其关怀上下、层之间的互动。
    2.不但探索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而且也分析它的断裂状态。
    3.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4.具备比较的眼光,但不能流入牵强的比附。
   (三)让史料说话
    正如董桥序言所言:“余先生一生讲究专业精神,名山事业不但无一字无来历,而且无一字无着落。”余先生说,“站在史学的立场上,我自然不能凭空立说,而必须以坚实的证据为基础。”[4]我把余先生的这种方法总结为“让史料说话”,也就是历史研究用史料阐释,而且最好是第一史料,注重证据意识。
   (四)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要放宽自己的视界,余英时先生强掉,在掌握了中国基础资料的条件下,更要把中国思想史的起源和其他几个同时代的古文明做一简略的比较,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在比较中展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五)整体意识
    现代学术研究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所得成果呈“碎片状”,让人难以获得整体的理解。而余先生注重从整体着眼,形成一种“大历史观”。在《突破》一文中,余先生强调,要抓住思想史大变动的基本面貌,我们必须具备一种整体的观点,从分析一个时代在各方面的变动入手,然后层层综合,归宿于思想史的领域。
   (六)主线意识
    史家的作用就是善于钩沉史料,发现暗藏于繁杂史料中的灰线,攒成智慧链条,启迪人生。余先生的研究从史实层面嵌入,从深度和广度上把握历史主线。例如《朱熹的历史世界》,以朱熹为中心,以唐宋之间的文化大变动为主题,着重论述两大主线:一是“士”的政治地位,一是道学的基本性质。
   (七)治学方式中西结合,又绝不迷信西方
    在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所作的序言《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中,余先生分析柳存仁的学术研究,强调结合中西之长,其实也是自己研究方法的自白。在他看来,只有中西结合,“才能够综合之中有分析,分析之后再综合,达到现代人希望的做中国学问的一个境地。”
    余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经常引用国外学者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而只是用来启发自己,相互印证,并随时指出其缺陷。例如,余先生经常引用韦伯的作品,但他也指出,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方式本身实含有极大的危险性,无论多么圆熟的理论家或多么精巧的方法论者,如果他缺乏足够的经验知识终不免是会犯严重的错误的。
    余英时先生继承钱穆、陈寅恪、陈垣等老一辈学人的国学研究传统,加上精深的现代西方研究方法,整理中国思想史,能“发前人所未发”,余先生的作品值得我辈认真咀嚼,增长一些“能读得下去的、读得懂的、还能效法的的真学问。”
    本文是一篇小作业,参考了五湖废人等几位豆友的观点,表示感谢。
4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更多书评

推荐中国文化史通释的豆列

提到这本书的日记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