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

比萨诗章
2012-12-17 看过
在网上看到朋友转载的柴静《看见》的发布会视频,开头说自己看自己年轻时候的日记,看到满篇的情绪与结论而无丝毫事实的时候,凭借日记也无法再回忆起到底经历过什么。
但,人越大,就越来越懂得逻辑和事实的力量。
我想到我学心理学,其实也有一种逻辑:那就是从心理到行为,这是人类的逻辑,我必然能通过外部的行为去判断人内心的状态和变化。
再想到刚看完的这本书(原本不打算写书评的),其实也有历史的逻辑。海峡两岸虽然均过甲子之岁,但是由于截然不同的出生和成长,孕育出迥然的命运。就像我和我的朋友们,看到同样的现象和面对同样的情绪,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表面上看,台湾的历史是一个逐渐松弛的历史,对国民党人来说,49年它是个“拎包入住”随时可以离开旅馆,六十年后,它成了民主安乐的“温柔乡”,虽然已经失去在朝的风光。
记得之前和一位台湾记者吃饭,国内的朋友一直以“祖国母亲”的温暖关怀,以血脉相承来“统战”。台湾友人发话了:别跟我们打亲情牌,亲子兄弟之间闹翻不往来的也很多?
即使是母子是兄弟,哪怕在同一环境里有漫长的相处,但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他们会成长为截然不同的人。那么家长和兄长要赢得真正尊重只能考自己的强大。

所以,台湾可能一直有表达的欲望,无论是民众可见的体育赛事,还是隐于暗流的金钱外交,都是在争取这样的表达。
书里的这些人,他们说给台湾,希望台湾听到。
而他们更多地是想让别人听到台湾想说的。

一、我们恨老蒋 vs. 他们恨老蒋
小时候看战争片,老蒋的演员远不是如今陈道明这样风雅气度的大叔,眼睛小得可以忽略成裂缝,常常是个鞋拔子脸,一看就是贼眉鼠眼,完全想不到这个人可能熟读四书五经。
虽然没有亲历历史,但听老人们说起来,一般是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时的惨烈,但一旦还有存活并移去台湾的人,又流露出淡淡的乡愁和羡慕。他们都像民间说书人一样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年从上海上船的金条多得到现在还没用完,听说那里有大彩电大收音机,家家都有小别墅小汽车。对我来说,在九十年代初期的老家农村,围着火炉八卦对岸历史,几乎有一种听“敌台”广播的兴奋。
想到小学和初中历史的课本上,我想:我们为什么恨老蒋?这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我们不是老蒋历史的直接受害者,甚至连间接也算不上。因为影响我们今日的历史,可以说已经老蒋离开的时候已经改头换面了。我们似乎在为某一个人的历史埋单,为某一个阶级的历史埋单。
可是,我知道话不能这么说,尤其是在长辈的面前以及党员的面前。由于经历过意识形态的历史震荡,或者正以意识形态享受特权的人,总是惧怕和厌恶这样的调子。但真正不愿这么去说的原因,不是他们不喜欢,而是,历史的环环相扣,不是“那样”而偏是“这样”的逻辑有更多值得思考的空间。
但是看完这本书,我发现,台湾人民也是“损人不避亲”地将老蒋湮没在唾骂的口水里。
郑崇华回忆,“国民政府来台,他们全家都很兴奋,郑重其事的换上新衣服,戴帽子,穿得整整齐齐到基隆港码头,满心欢喜迎接祖国的军队。没想到,走下船的国军,竟然跟乞丐一样,背包挂着锅碗瓢盆,走进身旁,居然臭不可闻”。就觉得很“失落”,很“羞耻”。
可以猜测当年老蒋也算是党国形象宣传和公关的高手,国军之前的英雄形象大概还停留在抗日胜利的一页里,哪知如今已成落魄败寇。
更严重的是,在本地人眼里,“二二八事件”、“圆山事件”等一系列的弑屠让“国民党”成为“白色恐怖”的代名词。至于故事的起因和过程,其实和任何一个缺乏安全感,惧怕抵抗力量而不断维稳的政府行为总有些类似的细节。
所以,老蒋49年之后的登岛其实是个里外不是人的流离,党国的溃败,美国的放弃,以及台湾本土的不欢迎。而二二八事件遗留的仇恨一直持续到蒋经国美国遇刺,民进党打着攻击外省人的旗号上台。
昨晚去听老周,老周唱到,男主角解放时流落宝岛,儿子回大陆经商,生了个孙子成了共产党。台下笑成一片,人们大概只是觉得反讽其实是一种历史的逻辑。
我们恨老蒋,和台湾人恨老蒋不一样。我们在天安门挂中山像,台湾建中山堂,逻辑确是类似的——离我们越远的历史,我们越容易宽恕。

二、大陆右派 vs. 台湾左派
在书里有一个人物的介绍很吸引我,她就是陈若曦。和红卫兵们一样,她和丈夫段世尧1966年来到了中国大陆,接受理想主义的洗濯。
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陈若曦一家,已经选择主动远离政治,但是一个左派的理想主义怎么会被浇灭。她和丈夫来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里的所见所闻,让她领悟到:“虽然国共都令人失望,但是国民党的专制和高压,比起共产党却是'小巫见大巫……让人想起义和团'”。
在美国念过书的他们果然天资聪颖, 一开始就嗅到自己的“资修”嫌疑,所以非常听话地接受改造,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深怕不够爱毛主席,就会成为批斗的对象”。有一次上英语课,她说到国庆节是“十月十日”,吐出第二个“十”字时紧张地飞逃了。
后来,她去了加拿大生活,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为了依法纳税后就能自由安排生活,为了生活有乐趣。到最后,1995年,陈若曦选择了回台湾定居。
这个人的经历有意思,是因为她兼备了大陆右派和台湾左派的身份。在国共两党誓不两立的时代,在前后遭遇了二二八与文革后,一个从台湾离开的左派变成了红色革命中的右派——理想主义看似没有出路。
对于大历史,个人显得像狂风巨浪里的一叶扁舟,从远一点的地方看,完全可以忽略,随时都可能被侵吞。但是同时,人本身也是一片海,有起有伏有风有浪。尤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本身就可能是左右摇摆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仍在想,像陈若曦这样的人,如果在台湾挺过“美丽岛事件”,坚持到民进党发迹,这样的本地文化菁英会翻身吗?若是她在大陆坚持下去,坚持到文革结束呢?是不是也有可能成就其傲娇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
贴标签的社会心理效应实在是太强大了,老毛用了这一招搞阶级斗争,陈水扁也企图用“外省人”这一招力擒国民党。政治口号都贪图大鸣大放,印象深刻,但却让历史激化极化走向深渊。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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