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笔记——意识形态绑架了谁

Chris Dong
2012-12-16 看过
民粹主义造就的皇汉思想以及对满清“异族”统治导致落后的强烈不满,使得明朝在近些年越来越火,人们可以从南京城墙、明孝陵的气势、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模型一窥朱明王朝的风采,但不可否认,正是在明朝,思想界意识形态的困境,使得这条大船始终行驶不出“历史的三峡”(唐德刚语),到晚明近似人文主义复兴的思潮,“以公论论定国是”的呼吁曾一度仿佛使这个衰落的帝国回光返照,但最终依然离开不了专制的怪圈,臣子们或为己或为国家的活动反而成为复兴的掣肘,而清军的入关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意识形态的分化和僵化几乎同步进行,使得大明帝国没有摆脱人亡政息的结局,也使得其后清王朝吸取了反面的教训,变本加厉地重走了三百年专制的老路。

 

明初的“定调”和明中期的摇摆
众所周知,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泥腿子”,出身农民的他,虽不像传统文人那样忧国忧民,但也深知百姓疾苦,立国草创基业期间以其有限的知识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定下了基调:官员清正廉洁,民众顺从自律,高高在上的君主以言治国。他企图建立一个道德的,意识形态加强权政治控制的长治久安的国家。朱元璋是强势的,他篡位的儿子朱棣也是出了名暴政,遇到技术性的困难就用暴力克服,或以意识形态的道德制约弥补政权架构上的缺陷——很多规定都是不成文的。强势与专制结合,好处在国不在民。上层建筑无论是风吹草动还是大动干戈都没有动摇君主的地位,废丞相、严刑峻法则进一步加深了专制的烙印,强势的洪武和永乐定下了调子,他们认为这一套主张能祈望朱明长久。深入人心的“文死谏,武死战”的虚伪臣道使得帝国上下达成了一个普遍态度,即保持现状——这是合乎道德的,于是乎一个保守型社会形成了,中国的历史在十五世纪打了一个结。

明中期出了个爱玩出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阿谀的政治氛围使得正德的玩闹无边无际,宦官刘瑾则拉低了他嬉闹的下限,政务于是废弛,以至于最后他驾崩了玩的都没时间生孩子,官员们只得立其侄为帝,是为嘉靖。正德皇帝时代的丑闻极大刺激了深受儒家文明熏陶的百官,他们痛心疾首,相互引以为戒,发誓一定要尽心尽力,决不让嘉靖皇帝成为第二个朱厚照。可以说,正德皇帝的反面教材加剧了明中期知识分子的保守心态,使他们更加“教条主义”,凡事先读圣贤书,以古为镜,思想领域的固化日趋严重。
嘉靖皇帝即位后在很多事情上遇到了臣僚的反对——他们被正德皇帝为所欲为吓怕了,气急败坏的嘉靖先后动用起宦官,炼丹术士,乃至于阿谀奉承的严嵩以制衡那群迂腐但忠心耿耿的儒家大臣。
正德年间出了个大圣人——王守仁,这期间兴起的儒学分支阳明心学使得思想领域不再那么保守和单一,却像是坚冰裂了一条缝,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王守仁的忠实信徒们大多为政坛佼佼者,“致良知”强调的自我体悟与朱子理学的由圣贤书悟道相比另辟蹊径,使他们个性显著,极富个人魅力且充满实干精神。
明中期保守思想的加固和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分化这种看似矛盾的发展,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加剧,任何改革都变的小心翼翼,以免被扣上破坏纲纪的帽子。但思想界没有因为社会大环境的保守氛围而停止发展,整个大环境表面上看死气沉沉,其实是像一个压力到达临界值的高压锅——无论由内还是由外的力量都会打破这种沉静,各种势力的萌芽都在这个时候冒头,为晚明的党争买下了伏笔。

 

晚明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
一:积重难返的弊病
民众心中的理想官员,是他能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管理,许多官员无以进行革新,放任自流成了保护自己和官运亨通最好策略。这种消极保守的思想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难消除的负面影响:
在财政领域,洪武永乐的“定调”使税收成为一个十分僵硬的定额制度——过去人们认为名的灭亡是由于税额过高,实际上恰恰相反,由于税收定额制度——人们极度遵循古制的态度使其长期保持在一个数目,没有随着通货膨胀作相应足够的调整,这导致预算的严重不足,官僚俸禄微薄的可怜,官员们一方面为应付差事一方面为养家糊口只得再次私派,这进而导致腐败和民怨的产生。
在行政体系中,由于技术官僚的缺失,行政效率普遍低下,这在财政方面进一步表现在了财政政策和计量方法的混乱,他们多数人不懂税收,不懂财务会计管理,不懂货币政策,再加上盐政和田制的混乱,很多事项加耗征收更加剧了和民众的紧张关系。
经济秩序从来都是一滩稀泥,当值官员和监察官员就扮演着和稀泥的角色,他们在面对问题时引经据典相互指责,又充分吸收“文死谏”的臣道精神,争当谏臣,虽然不乏像海瑞这样的传诵千古的敢于同皇帝权臣叫板的人物,但多数为沽名钓誉之徒。
在军事方面,文职人员取代军官的行政职能,加上军官世袭和军户制度(后期改为募兵制,更加重了财政的负担),除了俞大猷李成梁戚继光等能算是世出的将才,多数将领习于苟安,即便如此,他们地位也十分低下。这一切都导致了明军战斗力的低下和发展缓慢。


在帝国上层形成了一种自大缺乏竞争意识的“国格”,这和清朝的“天朝之大无奇不有”如出一辙。

 

二:力挽狂澜OR回光返照


大明帝国晃晃悠悠传到到了嘉靖的孙子万历帝,他幼年登基,他母亲慈圣太后李氏垂帘听政,此前一直兢兢业业搞建设的张居正终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熬到了内阁首辅的地位,他扮演着保护万历孤儿寡母的摄政角色,大权独揽,张居正利用其铁腕和灵活多变的手段掌握着大权,也通过宦官冯保和太后李氏以及万历本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时的万历聪明上进,对张居正以师傅相称,毕恭毕敬。内政的安定使张居正得以雄心勃勃尽心尽力开创了一番改革事业,万历前十年是明代为数不多的黄金十年,物产丰饶,国库充盈,边境安宁,百姓也相对安居乐业。但这注定只是一次回光返照,一百多年来封闭保守的社会形态让任何改革都不会长久,时间过长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功名观让读书人醉心圣贤书而不务实事。即使博取了功名,他们就沉浸于内斗之中,皇帝——宦官——文臣在多数时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而文官集团又分化为当政者和以吹毛求疵的监察为己任的在野者,政权随着首辅的个人性格发生着微妙转变,要么是严嵩时代的乌烟瘴气,张居正时代的精英加威权政治——这种模式延续至今,以及申时行时代的力主调和,其本质的思想根基和社会评价体系从未受到质疑和动摇,无论是统治者精英还是百姓似乎都已接受了现状,任何激烈的改革都可能加速衰落的过程。

张居正的强人性格使他树敌众多,死后官僚集团陷入了分裂,而此时不受管束的万历皇帝迅速懒惰,与文官集团的矛盾日益突出。张居正的强势给文官树立了一个不可复制的榜样,他们争先恐后想达到那样的高度,动辄弹劾,而万历感受到他无法统御全局,对朝政越来越失去了兴趣,并且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的与文官集团的争执彻底破裂了他们的关系,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怠政。在儒家官僚眼中,皇帝的个人生活亦是公共事务,他们按照儒家那一套道德评价体系规范着皇帝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得封建意识形态既能保护着君主专制,又牢牢控制住了其言行,统治者被关进了意识形态的囚笼,一旦放抗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合法性。万历的怠政,就是明代社会意识形态对皇权的激烈的斗争后皇帝消极抵抗的后果。皇帝的怠政并没有影响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因为一百多年来日复一日的封建道德政府的管理使皇帝早已退化成了橡皮图章的作用。社会的保守氛围是大众化的,深入到方方面面,即使反传统如李贽者其本质依然是维系儒家基本的道德观,即便如此他这个异类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对思想领域的“零容忍”使李贽成为万历年间“孤独的哲学家”(黄仁宇语)。


三:东林党人的角色
提到东林党,多数人都会想到顾宪成的名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会想到杨涟左光斗面对魏忠贤等阉党迫害的不屈的铮铮铁骨,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是正义的,忧国忧民,不惧强权的象征,然而,在晚明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却并非一直是正面的角色,他们极为自负的把王朝的兴衰寄托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批评时政,排除异己,以结党为荣,缺乏通融应变,与齐党浙党,魏忠贤的阉党的激烈斗争,造成了张居正时代后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政治混乱,为数不多的技术官僚和戚继光等将领也被迫卷入党争,努尔哈赤的后金得以兴起,万历时代的三大征将张居正时代苦心积攒的国库消耗殆尽,矿监税使更加剧了统治者与百姓的矛盾。崇祯的出现曾使得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但他本人一方面给东林党人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权力,这种矛盾在他屡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直至吊死煤山。崇祯的悲剧依旧是有明百年来的历史缩影的集中表现,他认可王朝的安全建立在思想教化,舆论控制以及检察官员和特务的监视之上,传统的价值观念让他即使面临灭顶之灾也缺乏改变的勇气,而此时的东林党一党独大,自然忘乎所以,全然没了万历天启年间的精神, 以为扳倒了政治对手就能治国平天下,典型的书生误国。


四:文人的觉醒——历史开了个玩笑
来自大清和大顺政权的接连打击终于摧毁了大明的江山,历史的发展和四百年前的南宋如出一辙,儒家士子们拼死抵抗,失败后纷纷隐居著述,追思社会人生。避居山林的文人们开始考虑真正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划分权力,权力如何应用到那些目的。历史在这里开了个玩笑,文官集团在朝时只顾争斗,直到被八旗铁骑和李自成狠狠删了个耳光,他们才开始真正的反省。佼佼者如高中历史提到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当然还可以加上一个争议颇多的钱谦益。

黄宗羲是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他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 黄宗羲,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反清失败后隐居著书《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拒绝了康熙给其的官职,他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顾炎武在鹿鼎记里是个承大梁的人物,在现实中他不仅著述颇丰,而且活动广泛,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了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重要材料,他们不再强调重农抑商,而是,提出了共主的概念,唐甄更是提出了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晚明的思想洪流终于冲破意识形态的桎梏,随着清军的入关喷涌而出,说它太迟——以现代人的角度,显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历史有着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否认了人类历史有“公理公例”,至此停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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