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狄更斯和雨果的革命观

小四不象
2012-12-14 看过
    最近我在写毕业论文,谈到了狄更斯和雨果的革命观,于是就这个问题写点自己的思考。
    在写《双城记》之前,狄更斯与雨果曾有过一次会面。随后,狄更斯写就了他迟暮之年的巅峰之作《双城记》,而雨果也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九三年》,两人的政治主张都可以在这两部作品中找到明确的答案。将《悲惨世界》、《九三年》和《双城记》结合在一起来看,我认为,雨果和狄更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心灵基石都是人道主义原则,他们是将根须深深扎在进人道主义的土壤里,朝不同方向生长的枝叶。《悲惨世界》中,“人物塑造及‘二元三人’的描写方式,都富于隐喻性:警官沙威是法律的化身,他一心要做的就是依法惩恶。工人冉阿让是被惩处者,正因为法律的不公和严酷使他一度成为‘以恶抗恶’的化身。米里哀主教是基督教的化身,秉持以仁慈、宽恕对待一切人。而在‘二元三人’的格局中,沙威、冉阿让分别处于矛盾的两极,是根本对立的,米里哀则扮演了化解矛盾、融合对立的角色——因为他的感化,不仅冉阿让告别旧我,变成一心为善的人,沙威也在冉阿让的以德报怨面前无地自容、自我毁灭。这样,为完善道德而牺牲自我具备了既对冉又对沙的双重意旨,作品也完成了一种思想的传达:作为暴力形式之一的法律惩治非但不能让人戒恶,相反只会造就更严重的恶;只有基督教仁慈、宽恕精神引导下的‘道德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改变人,改变社会。”这样看来,雨果似乎和狄更斯一样,认为仁爱是消灭人间苦难的济世良药。关于米里哀主教这个形象,著名学者柳鸣九也曾评论道:“雨果不仅赋予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形象以道德伦理的意义,而且赋予了他某种社会历史动力的意义……把这个人物所主张的博爱、人道、感化的原则,作为国民公会代表所代表的革命、战争、专政暴力的原则的对立面,并把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仁爱原则,视为对改造社会更为合理、也更为有效的途径。”那么是否就能因此认为雨果否定革命和暴力呢?我认为雨果和狄更斯不同的是,他既赞成仁爱精神又赞成革命和暴力。雨果承认仁爱的确是救世的最佳途径,但他更清楚地明白“社会上层的博爱总敌不过下层的穷苦”,人类需要用革命来推动自己的进步,因为人类精神道德上的进步实在过于缓慢,所以社会制度上的进步就取得了优先权。人类要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去制约人性的恶,改善人性,从而达到道德上的进步。这就如同肉体先行,精神后至。其实,雨果所赞成的仁爱精神与暴力革命曾在《悲惨世界》第一部中有过一次激烈交锋,米里哀主教对国民公会代表说:“您做了摧毁工作。摧毁可能是有好处的。可是对夹有怒气的摧毁行为,我就不敢恭维。”国民公会代表反驳道:“正义是有愤怒的……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从它的极猛烈的鞭挞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实际上这次论战的结果是隐晦不明的,没有谁胜谁负的确切说明。因为这是对与对的冲突,两者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只是一个从道德上下手,一个从制度上下手。
    雨果在后文中明确表明了他的革命态度:“那是政治、革命和哲学的大坑道。在那里,我们指出,一切都是高尚、纯洁、尊贵、诚实的。在那里,当然,人们可能走错路,而且是在错误的路上,但是那里的错误是可敬佩的,因为它含有牺牲精神。那里的工作,从全局看,有一个名称:进步。”他承认革命的伟大,将它描述为人类的一项伟业,并阐释出它包含人道主义的伟大意义:“法国革命……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冠冕。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人权。”在针对革命暴力的问题上,雨果是冷静、清醒的,他并非盲目赞同所有中下层阶级反抗上层建筑的暴行,为了怕误导人们,他将革命、起义和暴动分别加以详细的区分定义:“在所有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全体反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反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一切向后的强烈步伐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起义而崛起的铺路石迸发着人权的火花”,又“有被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这称之为暴动。一个起义的爆发,就是一种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验,如果老百姓掷下黑球,这思想就是一个枯萎的果子,起义便成为轻举妄动了”。由此,我试着将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加以对照,对照的结果我就不说了,免得被警局请喝茶。
    雨果的立场处于仁爱和革命的两极之间,且倾向于革命。可雨果与革命的矛盾却要相对深得多。因为雨果既赞成仁爱精神又赞成革命和暴力,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内含矛盾的。雨果的矛盾在于他赞成革命却不能全盘接纳革命;他可以理解革命,却接受不了革命的严峻现实。具体来说,是革命的恐怖政治与人道原则的矛盾。他把这种内心矛盾放大为小说《九三年》。郭文是革命军的将军,西穆尔登是政委。郭文主张宽待俘虏,视人的生命为最高价值;西穆尔登主张严惩所有敌人,视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这样一来,他们两人中间就产生了潜伏着的,可是很深的矛盾。他们两人各自驾着不同的云层……这两个人一个是死亡的化身,一个是生命的化身;一个是恐怖的本体,一个是和平的本体;可是他们互相爱着”。首先西穆尔登是正确的,因为“革命……需要一些凶猛的工作者做帮手。革命拒绝一切发抖的手。革命只信任铁石心肠的人”,革命的形象是粗犷之中包含着正确。但郭文却指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所以西穆尔登砍了郭文的头。郭文代表雨果,西穆尔登代表九三年。是九三年砍了雨果的头,恐怕任何伟大的革命都要砍雨果的头,雨果的伟大就在这了。革命是狂飙突进、不容减速的,可雨果却要给革命套上一个人道主义的轭,用良心做革命的指南针。他心中的理想国是比革命的乌托邦更为高远的乌托邦——“比天秤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你的共和国把人拿来称一称,量一量,而且加以调整;我的共和国把人带到蔚蓝的天空里。这就是一条定理和一只苍鹰的区别”,雨果为之奋斗的是未来的未来,所以雨果注定要跌倒,但即使跌倒了,姿势也很伟大。
    对比《双城记》和《九三年》可以看出,狄更斯和雨果都认为人道主义高于一切,在这个前提下,狄更斯反对革命,雨果赞成革命。同样是舍身从监狱中救人,卡登救了情敌查尔斯,郭文救了反动派头子朗特纳克。前者是为了心爱女人的幸福,救出她的丈夫;后者则出于理想,为了他心中的理想国。卡登和郭文同样是被九三年砍了头,但卡登代表的是狭义的爱,郭文代表的是最崇高的理想。所以《九三年》高于《双城记》,雨果比狄更斯更伟大。

参考文献:
查尔斯•狄更斯著.张玲,张扬译.双城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尹康庄. 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差异论 [J].名作欣赏,2008,(12)
雨果著. 李丹、方于译. 悲惨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雨果著.郑永慧译.九三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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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 九三年 8.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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