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殇
by侯思铭
错误的城市规划往往造就难以挽回的浩劫。“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郊区连锁店的翻版……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神，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似乎在描述我们的今天，而事实上那是1961年之前的美国。发出抱怨的是加拿大记者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面对当时美国以“现代城市主义”为名的改造大潮：拆除老房屋、铲除贫民区、修筑高速路、建造摩天楼，她奋力地指责那不是对城市的改造，而是对城市的洗劫。
假如城市规划仅仅被当作城市设计，城市问题也只被看作社会问题，那么浩劫在所难免，正如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已被千篇一律的建筑物和无所不在的车流裹挟，通勤时间过度消耗也被习以为常，世界似乎已经拥挤到只能容纳推土机的喘息，所有大城市都长着同一张脸。很少人能说清问题出在哪儿，但假如还有人觉得充足的资金可以改变这一切，那只能说这个美好的愿望真是天真到一厢情愿。
与五十年前的美国经历同样的抱怨，这大概意味着我们又走了一条早已被判定为错误的老路。而并不相似之处则是雅各布斯的质疑直指现代城市规划与重建改造的原则与目的，她拒绝接受规划对城市的洗劫，坚信城市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本身服务，而不是为车辆。雅各布斯为保卫社区不被高速公路侵占，写请愿书，发起游行示威，甚至一度被警察逮捕，她通过各种方式与错误的决策抗争，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被视作美国城市规划的转向标，并很快被公认为战后唯一一本向正宗城市规划提出挑战的书。她不是在讲述生硬的理论，而是诚恳地告诉人们城市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运转的。几十年之后，她的中国同行王军在梁思成逝世二十九周年的日子辗转得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彼时王军已经开始《城记》的写作，并致力于北京市的老城保护。相隔上万公里和五十光阴的结局并不相同：在雅各布斯的呼吁下，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得以幸免，未被高速路穿凿而过，而在王军所捍卫的老北京，推土机所保持的巨大惯性竟无人能挡。
新旧北京之战
在国人崇拜西方建筑的时候，美国费城的总规划师，也是迄今唯一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城市规划师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在《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Penguin Books, 1976）中写道：“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这样一个超越了国界的物质财富，在本国却一度被视为封建残留，弃如敝履。北京的古城墙惨遭拆除，古建筑被损毁。更有甚者，北京市规划局在1963年提出改建故宫方案，如果不是周恩来的一句“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故宫也早已在那时就离我们远去。对于这一切，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感到痛心、不解和绝望。“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块皮。”
梁思成仍记得1948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城破之前找到了他，请他标注古城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以便在攻城中避开。当时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攻城重要级别的第一项第一级，而今仅仅过去不到十年，当初的保护者却变为拆除者，曾经的佳话亦成笑谈。
拆除老建筑，我们得到了什么？竞技比赛般拔地而起的摩天楼破坏了过去壮美的天际线；新兴的建筑物中不成、西不就、“城市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无限拓宽的马路剥夺了人们步行的闲适与意愿，天桥与地下通道迫使人们“上天入地”……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在2005年发出的抨击虽然尖锐，却撼动了很多国人的心，“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抗战之前，北京老城的破坏速度尚在正常范围之内，之后破坏的缰绳却越来越松，等到北京确立了城市的单中心结构，老城的破坏更快马加鞭。
保护老城与建设新城从此截然对立，一方面是古典文化建筑几百上千年的积淀，一旦拆除损失不可估量；一方面是整个北京城未来的整体发展，关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切身利益。新旧北京之战早已打响，它们都被禁锢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天空之下，你多一分则我少一分，你退一步则我进一米，而老北京自始至终处于战争的劣势一方，到如今几乎被蚕食殆尽，但是王军认为，这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实则有着巨大的逻辑错误，只要让老城和新城分开发展，人们就会意识到，“原来新的和老的，是共生的而不是相克的。”
大城市的死与生
时间最终验证了梁思成的正确，这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一方面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北京的未来发展预留更大空间，对古城进行整体保护，避免发生大规模拆迁；另一方面则提出应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采取多中心模式，完善各个中心的功能，从而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世上没有真正的预言家，只有伟大的真知灼见者。今天，单中心的弊端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年，意识到这一点的却寥寥无几。
偌大的北京城，偏要挤在老城发展经济，梁思成有言在先，“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他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多么希望自己的预言不会被实现，但今日的北京正如他所言疾病缠身：无论如何呼吁将产业外迁，通州仍是北京最大的睡城；即使建设再多的公共交通，市民的出行依然不便；哪怕开通再多的高速路段，拓宽车道，道路还是堵，堵，堵……
对北京来说，错过“梁陈方案”是一次失之交臂，对王军来说，与梁思成的“相识”是一次相见恨晚。刚刚入职新华社时，初出茅庐的王军被分到城建口，很是写过一些后来被他自己评价为“野蛮”的稿件，北京新建了哪座桥、哪条路，他就赶过去写文章赞扬其建筑技术水平高超，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却对自己之前的报道产生了怀疑。当时人们总说北京之所以堵，是因为公路增长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而王军的质疑则是，“全世界没有一座城市的公路增长速度可以赶上机动车，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那就该把城市的房子都扒光，变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
梁思成的著作给王军解了惑，他开始了解梁陈方案，并对城市建设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认识，一扇窗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思维也摆脱了旧有疆域
如果说单中心结构仅仅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那么第二个错误就是试图让多种交通工具在一个城市内均衡发展。任何一种交通方式所匹配的城市形态只有一种，而小汽车仅止步于低密度。这是王军走访了世界众多大城市之后所获的心得，“设计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彼此联系。”一种交通方式主导，其他交通方式辅助，而北京目前却呈现小汽车、公交通、自行车加步行，三种出行率均为30%左右的三三制发展。人们想找到哪种交通方式是好的，但如今我们连步行都再不方便了。小汽车可行吗？王军早有结论，“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被称为城市的地方，它的路网能够实现以小汽车为主导。”
要知道，汽车为主导所造成的危害远超人们的想象，它不仅会造成拥堵，同时危害国家安全，有的国家已经为此发起战争，而中国目前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已达到57%。一座适宜步行的城市，离开汽车已然可以运转，但如美国喧闹的大城市纽约，一旦离开石油，就将成为一座寂静之城。
不均等的地权
当人们陷入城市规划的设计困境中难以抽离时，总试图在西方国家的范例中找到答案。然而中国曾经有过的盛世早已为后人提供了比效法西学更有效的途径，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便为中国的城市历史记录了另一种可能。《清明上河图》所记录的汴京，与隋唐长安相比，不啻为一场中国古代城市的革命。它的创举在于拆除坊墙、沿街遍布商业活动，同时还有最重要的，开征“城郭之赋”，这一税种由宅税和地税两部分组成，其中宅税，又称屋税，是按照房产所占地段的附加值高低来收取的，颇似今天西方国家所推崇的不动产税。
税收的作用是调节，土地是住所，是人类在其上取得全部需要的仓库，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东西之一就是土地，以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制度如何平衡个体利益关系。拆除坊墙和“城郭之赋”将清明上河图时期的汴京推向了繁华的高峰，沿街设置的商业活动既密集又有序，土地被充分利用，步行在这里既闲适又高效。在王军看来，“要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状况，就要看它的公私利益是否以一种很合适的契约加以规范，两宋的时候把仿墙拆掉，出现街市，土地的商业价值显现，再来开通不动产税，这是孕育近代文明的因素。”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制度最终随着朝代的更替而被摧毁，再次出现则已经是租界区，“租界里的道路得自己修，钱怎么凑？靠近马路，邻近街面的就多交一点，因为受益多，路一修过来这一地段的房价肯定最高。”简言之，公共服务所带来的房价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劳而获，需要不动产税进行调节。
这一方法实质上影响了大上海的崛起，更影响了孙中山，他提出的“平均地权”就是指此，“涨价归公”也就是“开通不动产税”。孙中山颇具预见性地说，革命成功之后一定会大规模搞建设，继而出现50个上海一般的城市，那么大量基础设施投下去，很多不动产就会增值，如果没有办法调节，就会造成社会的断裂。当时跟随孙中山革命的人很多不愿意为土地的增值付费，但是孙中山会反问，不劳而获对吗？
今天的中国正是陷入这样一个泥潭，因为相关税种的缺失，致使城市政府无法有效回收公共服务上的投资，拆迁成了回收的途径，而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因为拆迁带走的是90年代之后所有的不劳而获，但是当地原住居民在获得补偿款后所面对的，却是早已高度增长的房价。城市化，是否一定以不顾少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王军认为，政府应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房，并在不动产税的介入下，从革命走向契约，“必须将城市化设计为均衡社会财富，而不是从弱者向强者转移社会财富的工具，否则，这个社会就会断为两半。”
自从误打误撞进入城建口，王军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与思考，看得越清楚的人，对遭遇到的困难也就有着越深的感知力，他对城市的关怀是人文式的，这大概是每个记者都该有，却又往往缺乏的特质，然而在王军的笔下，冰冷的数字也是有温度的，力透纸背的是对城市，更是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热爱。王军的新作取名《拾年》，拾年正是拾起十年的光阴。这期间，曹雪芹故居被拆除，梁思成的故居也被“保护性拆除”。王军忍不住问，英国人会拆莎士比亚故居吗？德国人会拆歌德故居吗？但北京老宅却一样样从世间消失。有些事情王军一直在说，反复不断，他自嘲像喋喋不休的祥林嫂，但又恳请读者的原谅。因为有些事太重要了，让他即使自觉力量有限，仍要不断言说。
错误的城市规划往往造就难以挽回的浩劫。“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郊区连锁店的翻版……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神，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似乎在描述我们的今天，而事实上那是1961年之前的美国。发出抱怨的是加拿大记者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面对当时美国以“现代城市主义”为名的改造大潮：拆除老房屋、铲除贫民区、修筑高速路、建造摩天楼，她奋力地指责那不是对城市的改造，而是对城市的洗劫。
假如城市规划仅仅被当作城市设计，城市问题也只被看作社会问题，那么浩劫在所难免，正如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已被千篇一律的建筑物和无所不在的车流裹挟，通勤时间过度消耗也被习以为常，世界似乎已经拥挤到只能容纳推土机的喘息，所有大城市都长着同一张脸。很少人能说清问题出在哪儿，但假如还有人觉得充足的资金可以改变这一切，那只能说这个美好的愿望真是天真到一厢情愿。
与五十年前的美国经历同样的抱怨，这大概意味着我们又走了一条早已被判定为错误的老路。而并不相似之处则是雅各布斯的质疑直指现代城市规划与重建改造的原则与目的，她拒绝接受规划对城市的洗劫，坚信城市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本身服务，而不是为车辆。雅各布斯为保卫社区不被高速公路侵占，写请愿书，发起游行示威，甚至一度被警察逮捕，她通过各种方式与错误的决策抗争，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被视作美国城市规划的转向标，并很快被公认为战后唯一一本向正宗城市规划提出挑战的书。她不是在讲述生硬的理论，而是诚恳地告诉人们城市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运转的。几十年之后，她的中国同行王军在梁思成逝世二十九周年的日子辗转得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彼时王军已经开始《城记》的写作，并致力于北京市的老城保护。相隔上万公里和五十光阴的结局并不相同：在雅各布斯的呼吁下，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得以幸免，未被高速路穿凿而过，而在王军所捍卫的老北京，推土机所保持的巨大惯性竟无人能挡。
新旧北京之战
在国人崇拜西方建筑的时候，美国费城的总规划师，也是迄今唯一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城市规划师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在《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Penguin Books, 1976）中写道：“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这样一个超越了国界的物质财富，在本国却一度被视为封建残留，弃如敝履。北京的古城墙惨遭拆除，古建筑被损毁。更有甚者，北京市规划局在1963年提出改建故宫方案，如果不是周恩来的一句“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故宫也早已在那时就离我们远去。对于这一切，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感到痛心、不解和绝望。“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块皮。”
梁思成仍记得1948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城破之前找到了他，请他标注古城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以便在攻城中避开。当时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攻城重要级别的第一项第一级，而今仅仅过去不到十年，当初的保护者却变为拆除者，曾经的佳话亦成笑谈。
拆除老建筑，我们得到了什么？竞技比赛般拔地而起的摩天楼破坏了过去壮美的天际线；新兴的建筑物中不成、西不就、“城市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无限拓宽的马路剥夺了人们步行的闲适与意愿，天桥与地下通道迫使人们“上天入地”……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在2005年发出的抨击虽然尖锐，却撼动了很多国人的心，“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抗战之前，北京老城的破坏速度尚在正常范围之内，之后破坏的缰绳却越来越松，等到北京确立了城市的单中心结构，老城的破坏更快马加鞭。
保护老城与建设新城从此截然对立，一方面是古典文化建筑几百上千年的积淀，一旦拆除损失不可估量；一方面是整个北京城未来的整体发展，关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切身利益。新旧北京之战早已打响，它们都被禁锢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天空之下，你多一分则我少一分，你退一步则我进一米，而老北京自始至终处于战争的劣势一方，到如今几乎被蚕食殆尽，但是王军认为，这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实则有着巨大的逻辑错误，只要让老城和新城分开发展，人们就会意识到，“原来新的和老的，是共生的而不是相克的。”
大城市的死与生
时间最终验证了梁思成的正确，这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一方面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北京的未来发展预留更大空间，对古城进行整体保护，避免发生大规模拆迁；另一方面则提出应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采取多中心模式，完善各个中心的功能，从而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世上没有真正的预言家，只有伟大的真知灼见者。今天，单中心的弊端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年，意识到这一点的却寥寥无几。
偌大的北京城，偏要挤在老城发展经济，梁思成有言在先，“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他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多么希望自己的预言不会被实现，但今日的北京正如他所言疾病缠身：无论如何呼吁将产业外迁，通州仍是北京最大的睡城；即使建设再多的公共交通，市民的出行依然不便；哪怕开通再多的高速路段，拓宽车道，道路还是堵，堵，堵……
对北京来说，错过“梁陈方案”是一次失之交臂，对王军来说，与梁思成的“相识”是一次相见恨晚。刚刚入职新华社时，初出茅庐的王军被分到城建口，很是写过一些后来被他自己评价为“野蛮”的稿件，北京新建了哪座桥、哪条路，他就赶过去写文章赞扬其建筑技术水平高超，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却对自己之前的报道产生了怀疑。当时人们总说北京之所以堵，是因为公路增长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而王军的质疑则是，“全世界没有一座城市的公路增长速度可以赶上机动车，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那就该把城市的房子都扒光，变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
梁思成的著作给王军解了惑，他开始了解梁陈方案，并对城市建设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认识，一扇窗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思维也摆脱了旧有疆域
如果说单中心结构仅仅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那么第二个错误就是试图让多种交通工具在一个城市内均衡发展。任何一种交通方式所匹配的城市形态只有一种，而小汽车仅止步于低密度。这是王军走访了世界众多大城市之后所获的心得，“设计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彼此联系。”一种交通方式主导，其他交通方式辅助，而北京目前却呈现小汽车、公交通、自行车加步行，三种出行率均为30%左右的三三制发展。人们想找到哪种交通方式是好的，但如今我们连步行都再不方便了。小汽车可行吗？王军早有结论，“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被称为城市的地方，它的路网能够实现以小汽车为主导。”
要知道，汽车为主导所造成的危害远超人们的想象，它不仅会造成拥堵，同时危害国家安全，有的国家已经为此发起战争，而中国目前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已达到57%。一座适宜步行的城市，离开汽车已然可以运转，但如美国喧闹的大城市纽约，一旦离开石油，就将成为一座寂静之城。
不均等的地权
当人们陷入城市规划的设计困境中难以抽离时，总试图在西方国家的范例中找到答案。然而中国曾经有过的盛世早已为后人提供了比效法西学更有效的途径，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便为中国的城市历史记录了另一种可能。《清明上河图》所记录的汴京，与隋唐长安相比，不啻为一场中国古代城市的革命。它的创举在于拆除坊墙、沿街遍布商业活动，同时还有最重要的，开征“城郭之赋”，这一税种由宅税和地税两部分组成，其中宅税，又称屋税，是按照房产所占地段的附加值高低来收取的，颇似今天西方国家所推崇的不动产税。
税收的作用是调节，土地是住所，是人类在其上取得全部需要的仓库，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东西之一就是土地，以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制度如何平衡个体利益关系。拆除坊墙和“城郭之赋”将清明上河图时期的汴京推向了繁华的高峰，沿街设置的商业活动既密集又有序，土地被充分利用，步行在这里既闲适又高效。在王军看来，“要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状况，就要看它的公私利益是否以一种很合适的契约加以规范，两宋的时候把仿墙拆掉，出现街市，土地的商业价值显现，再来开通不动产税，这是孕育近代文明的因素。”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制度最终随着朝代的更替而被摧毁，再次出现则已经是租界区，“租界里的道路得自己修，钱怎么凑？靠近马路，邻近街面的就多交一点，因为受益多，路一修过来这一地段的房价肯定最高。”简言之，公共服务所带来的房价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劳而获，需要不动产税进行调节。
这一方法实质上影响了大上海的崛起，更影响了孙中山，他提出的“平均地权”就是指此，“涨价归公”也就是“开通不动产税”。孙中山颇具预见性地说，革命成功之后一定会大规模搞建设，继而出现50个上海一般的城市，那么大量基础设施投下去，很多不动产就会增值，如果没有办法调节，就会造成社会的断裂。当时跟随孙中山革命的人很多不愿意为土地的增值付费，但是孙中山会反问，不劳而获对吗？
今天的中国正是陷入这样一个泥潭，因为相关税种的缺失，致使城市政府无法有效回收公共服务上的投资，拆迁成了回收的途径，而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因为拆迁带走的是90年代之后所有的不劳而获，但是当地原住居民在获得补偿款后所面对的，却是早已高度增长的房价。城市化，是否一定以不顾少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王军认为，政府应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房，并在不动产税的介入下，从革命走向契约，“必须将城市化设计为均衡社会财富，而不是从弱者向强者转移社会财富的工具，否则，这个社会就会断为两半。”
自从误打误撞进入城建口，王军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与思考，看得越清楚的人，对遭遇到的困难也就有着越深的感知力，他对城市的关怀是人文式的，这大概是每个记者都该有，却又往往缺乏的特质，然而在王军的笔下，冰冷的数字也是有温度的，力透纸背的是对城市，更是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热爱。王军的新作取名《拾年》，拾年正是拾起十年的光阴。这期间，曹雪芹故居被拆除，梁思成的故居也被“保护性拆除”。王军忍不住问，英国人会拆莎士比亚故居吗？德国人会拆歌德故居吗？但北京老宅却一样样从世间消失。有些事情王军一直在说，反复不断，他自嘲像喋喋不休的祥林嫂，但又恳请读者的原谅。因为有些事太重要了，让他即使自觉力量有限，仍要不断言说。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