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艺术家、作家或学者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因素属于文化生产的内部发展--比如越来越加强的专门化使得研究者不允许自己怀有从前知识分子的远大抱负--，而其他因素是一种技术统治越来越强大的控制的结果，这种技术统治与被卷入竞争游戏的记者常常不自觉地串通，通过促进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让公民们缺席，这种技术统治与通过传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化生产空间中的信息的技术统治一拍即合。还要开展比如对技术统治的权力甚或认识论的权力的分析，以理解以学校教育制度的社会权威为依据的几乎无条件的授权，大部分公民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将这种授权赋予了国家贵族（最恰当的例子是人们称为“核权威”的人尤其在法国享有的几乎无限的信任）。
　　那些控制信息工具之获得的人的成功（其成功是依其所面对的公众的数量来衡量的）越大，他们（事实上和法律上）可交流的东西就越少，因此他们倾向于把媒体的虚张声势建立在信息机器的中心，并总是更多地将唯独产生于竞争的肤浅而人为的问题强加给广大的受众，乃至强加给政治场和文化生产场。社会世界最强大的惯性力量，经济权力就不必说了，能够实行一种看不见的统治，特别是因为这种统治只通过互相依赖的复杂网络以审查的方式实现，这种审查通过竞争的严密控制和自我审查的内在化控制得以实施，而经济权力尤其通过广告，对文字的和口头的新闻实行一种直接控制。
　　这些没有思想的新思想大师们垄断了公共讨论，不利于职业政治家（议员，工会活动家，等等）；同样不利于知识分子，他们甚至在自己的空间中，都要服从各种各样特定的强硬措施，比如目的在于制造被操纵分类的调查，或报纸在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发布的排名榜，等等，或还有真正的报业集团，它们为了流通量大和周期短的产品的利益，而降低新生产者投放到市场上的面向有限市场（和周期长）的生产的信用。
　　我们可以指出，成功的政治表现是那种得以在报纸、尤其是在电视上引人注目、进而使（能够促进政治表现成功的）记者认为它获得了成功的政治表现--而最复杂的表现形式有时在交流、指导顾问的帮助下，按照应解释这些形式的记者的意图被设想和被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