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在救亡里谈建国的书

隐名者
2012-11-24 看过
雷先生博闻广识而关心国事,写出来的东西往往高屋建瓴。在抗战的年代,雷先生不但热情赞美前方为国捐躯的军人而激烈批评后方懦弱的知识分子,更清醒的认识到在建国前进行历史及民族反思的重要性。这本书里的文章就诞生于这种激烈和冷静的拉扯中,所以其中有粗糙的方法、仓促的结论,更有真知灼见和昂扬的感情。

就理论上来说,本书中中国的兵制演变和中国历史的周期论都是很有价值的。

在《中国的兵》中,雷先生就当时能找到的资料谈论了中国兵制自“兵出于民”到“兵民两分”再到“兵民对立”的演变,及其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其大意是雇兵制相比于征兵制,军队的战斗力更加低下而难以节制。于是前者往往导致战争的失败和国家的覆亡。类似的思路我在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关于罗马衰亡的分析中见到过,大意是罗马兴盛有了钱有了奴隶后,罗马人就再也不愿意上前线打仗,而是雇佣外籍军团来帮助作战。这直接导致罗马人的军力下降,最终在外籍军团的反叛中灭亡。看来东西方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关于中国历史的周期论,雷先生从民族生长、强壮、衰弱、破碎的生命周期角度将抗战前的中国历史划为两个周期,以淝水之战作为划分节点。这样分出来的第一个周期与内藤湖南的分法是一致的,而内藤湖南的分法考虑的是汉族与异族的攻守互换。在雷先生的眼中,如果东晋在淝水之战中胜利,氐族的符氏政权一统天下,那么中华文明也就就此灭亡,如同那些早已远去的古代文明。但东晋在淝水之战中获胜,中华文明没有就此破碎,反而赢来了第二个生命周期。对于这种反常的现象,雷先生给出的解释是中华文明对南方的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精英分子的聚集使第二次生命周期成为可能。根据这种理论,雷先生认为抗战期间就是中华文明第二次生命周期的破碎期,如果中国最终获得胜利,就会拥有第三个生命周期。在这种理论中,雷先生把中日抗战比作淝水之战,突出了抗战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想必会极大的激励抗战的军民。

很有意思的是,雷先生尝试在中国的思想史上进行相同的划分。他用淝水之战作为分界点,把中国的思想史也划分为五个部分,每部分包括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裂时代。第一个周期的五个时代分别是殷周宗教、接舆孔子、六家、经学训诂、佛教传入,第二个周期是佛教大盛、五子陆象山、程朱陆王、汉学考证、西学东渐。这种划分很有启发性,但我觉得可将二三合并为哲学时代、将四五合并为学术时代,更简明一些。

另外,感觉可以从这种由盛转衰的兵制和文化中更深的发掘一点东西。这种由盛转衰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就兵制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民众的富裕,他们必然会放弃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转而用钱解决问题;就思想史来说,头脑活跃心灵虔诚的宗教时代必然是短暂的,因为随着理解的深入,很多问题就会进入哲学的讨论范畴,最终成为学术问题。所以实话说,这种循环实在难以避免。武备衰落的时代,那些头脑杰出的人一样能看到问题所在,但大多数情况还是无济于事的。

关于历史周期论,我还想到了西方的政体循环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政体因为的发展处于君主专制、贵族制、平民制、君主专制的循环中。每种制度出现后,都会逐渐的衰败进行变为下一种制度,君主专制帅变为僭主制、贵族制衰变为寡头制、民主制衰变为暴民制。这种衰败如同兵制的衰败和思想史中问题的演变,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很大程度上,我很愿意把这种周期看作以上两种周期的重要原因。中国到八年抗战走完了两个循环,现在正处于第三个循环之中,大概在寡头制、哲学期和兵民分离的时期。

就本书的问题来说,我同意雷先生及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第一二期的划分,却不同意他们从军事角度进行划分。从历史资料来看,五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汉化,石勒、苻坚、拓跋珪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汉式的,他们的军事政治成就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族的谋士。如果清朝的统治者,他们很好的接纳了汉族的文化,所以即使淝水之战东晋战败,中华文明还是会延续下去。所以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罕见的拥有第二个周期是因为它不但有着先进而的文化,更有一种同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很可能是来自于儒家对伦理的强调和道家的一元论思想。另外,不同的周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一种向客观向个体前进的趋势(国家中心、家庭中心、个人中心)。相比较于西方文明来说,中华文明要更集体、更主观一些,落后挨打在所难免。希望我们能在第三个周期里面奋起直追,更加客观理性,同时也在伦理与自然观中取得新的进步。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本书里面关于家族发展的研究认为家庭大小与生育率有着必然的关系,并说明了家庭逐渐变小的趋势。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根据某位我忘记名字先生的研究,中国的家庭规模在汉朝以后基本是维持稳定,平均规模为4.6。

补记:有的时候当然也觉得理论在实践中不见得靠谱。拿兵制来说,即使其与王朝的兴衰有确切的关系,那么可能也仅仅是一个指标,而其发展由很多深层而确定的原因决定的。拿唐朝的兵制变动来说,其府兵制变为募兵制,是很难以避免的问题。当时的聪明人张说说府兵制已经完全失去了效力(强壮的变成将帅的卫队,身体弱的成为奴工,而府兵毫无战力),后来的聪明人王夫之也认为兵民合一是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兵是不怕死的,而农是不怕劳累而怕死的)。这种变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大概从本族募兵才是王道,又不过在大唐安禄山史思明怕也不能算作他族。确实是一些很微妙的东西,或者人心坏了还真是由盛转衰的原因。像李林甫这种满肚子坏水,又怕的要死的,真是时代没落的象征。放弃生活的艰苦朴素、放弃精神的执着追求、放弃内心的必要同情,或者才是问题所在?意向性还要多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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