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茶:走向现代化的逻辑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后

苦茶
2012-11-20 看过

昨天我还以为《古代思想史论》是李氏史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今天阅读现代史论的时候,才知道现代史论才是最后一部。不管怎么说,这部书比前两部显得更加粗糙和浪漫,但这部书中的观点反而传播的更加广泛——无论是革命压倒启蒙,还是“西体中用”说,这些观点其实更多像是对于一些现象的总结,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些粗糙的观点却往往能够不胫而走,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必须承认李先生是非常聪明的人,能够用简练的语言将时代的特征总结出来,除了上述提到的革命压倒启蒙、西体中用外,九十年代他又提出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很多人对于李泽厚这种总结能力敬佩不已,而将其自我称许的接续康有为的想法,看作是李泽厚能够接续康有为之后第一流的思想家。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这部《现代思想史论》,这部书在时间上是在《古代史论》之后,但按照内容的时间顺序确实接续着《近代史论》。而且,这两部书之间是有很多的重合,如对于康有为和鲁迅的评价,就出现在《近代史论》中,而在《现代思想史论》中又再次登场。但是,两部书的关节点是《现代史论》的第一章,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救亡压倒启蒙”。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努力,在于对于大众的启蒙和对于社会的改革。而到二十世纪之后,则社会的危机压倒了启蒙改革,导致激进革命压倒了启蒙改革,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史中的关键词。这部书写作的同一时刻,余英时先生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对于五四之后的激进运动进行了批判。李泽厚这篇文章所提出了观点,其实正可与之相呼应。
对于现代思想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论战,对于经历过新世纪洗礼的年轻人,也许一点都不陌生,其实九十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了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分化,新世纪后则又出现了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斗争,使原本已经退下历史舞台的左派右派,再一次成为人们习惯的用语。因此,李泽厚先生在讨论三次论战之时,在我看来其实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如何站队的问题。即,在科玄论战中,就能看到所谓的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斗争,站在科学进步一派的右派和站在批评现代性一方的左派,明显在新世纪依旧阴魂未散。至于,社会史论战则是马克思学派正式打入了现代学术界的重要事件,就像新世纪中施特劳斯风波一样,古典学派通过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成功扭转了社会史论战所形成的现代性研究逻辑,虽然还没有完全成为共识,但就像当年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学者一样,这群年轻人在施特劳斯的中国传人的指引下,慢慢进入中国学界的开端。最后一次是文艺论战,其实在我看来文艺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几乎是同一时间,只是一个发生在历史学界,一个发生在文艺界,这场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家成为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对于今天,我们反思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那是马克思文学观正式成为主流的标志,而这个马克思文学观培养下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尘埃落定,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毛泽东民间文学路线的成功,是其延安文学讲话的实践结果。但是,对于我看来真正成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却是互联网写作,比如网络文学的兴起,迅速地将中国人又重新吸引到文学中来,虽然这个文学已经并非是毛泽东所定义的文学了,但他的确是比莫言这种官方化了的民间文学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活力。
谈到文字了,李泽厚先生继续对比了胡适、陈独秀和鲁迅三个人的文字。这种对比很有意义,至少对于今天的文章来说,没有性格的论文才是需要抛弃的文字,因为这是受到权力驯化的文字,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了。但胡适、陈独秀他们虽然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文字中充满了对于世界的关怀,尽管他们还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结合,但他们对于世界的关心已经超越了理论的言说。鲁迅先生更是通过文字介入社会的代表,就像今天博客上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于文字的运用,完全是可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反抗权力的代表。他们知道文字的功能与作用,通过文字作为武器对抗黑暗的政治与暴力。今天看起来,这些文字依旧充满了生命力。即便今天人贬斥鲁迅和陈独秀,但对于我来说其实胡适也好,鲁迅也好,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关心才是他们产生文字的动力所在,也是今天能够感觉到他们文字脉动的原因所在。
在我看来,这本书中最为重要的文章应该是不出名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篇文章追溯了马克思从苏联引入中国的历程,不仅谈到了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还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现实中的作用和功能。这篇文章最为令人惊异的在于,他不仅写到了49年之前,更是写到了76年以后的八十年代,也就真是在写当代史了。他对于马克思的反思也就融入到整篇文章之中了,很明显李泽厚是一个重视理论的人,也就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原原本本引入到中国,但是事实却是变形了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根据中国现实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种不断适应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今天就成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对于李泽厚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理论永远是选在天空中的天城,而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政治斗争。
他谈到了新儒家的问题,列举了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和牟宗三,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种选择对于李泽厚来说有其现实意义,因为梁漱溟、冯友兰在八十年代还依然健在。而李先生更是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很可能就听过冯友兰的课。因此在撰写本章时,对于梁漱溟和冯友兰的评价应该并不困难。他对于新儒家的评判,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现代化立场。我们必须注意到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在理论上处理的问题其实就是现代化与传统的问题。李泽厚所占据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与新儒家分享了共同的理论思考。因此,他对于新儒家的批判只能是具体的问题,而不可能提出真正超越新儒家思路之外的解决之路。
至于那个他所津津乐道的“西体中用”,想来是他试图解决传统与现代冲突理论思考的结果。这个思考看似是一个对于传统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彻底将传统问题转化成一个现代性的使用问题,即直接取消传统存在的意义,将现代化成为实体,而中国直接采取现代化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似乎是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的最后结论,也恰恰正是因为这个观点,才成就了他八十年代启蒙导师地位。李氏这种全面拥抱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到今天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当西方出现危机的今天,李泽厚先生却提出中国哲学该登上世界舞台了。他所提出的中国哲学,究竟是现代化了的中国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原有的思想,如果是前者,那么西方现代性的本体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模仿西方的山寨品难道就能解决现代性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李泽厚真能理解传统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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