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责任、听从责任的东欧萨米亚特作家

“萨米亚特”是个俄语词，指未经审查的地下出版物。全书收录东欧各国12位萨米亚特作家的34篇随笔。非常值得慢读细思，同时，也极易产生诸种共鸣。

东欧，一般有自然和政治两种分法，此书副标题“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中的“东欧”，属于后者，即二战后或遭苏联吞并，或成为苏联的附庸国，政治上由共产党执政，经济上多采用计划经济的国家。米兰•昆德拉对这一地区有着看似笼统，实则清楚明晰且况味繁复的表述：“在地理上处于中心，在文化上属于西方，在政治上属于东方。” （书中有的文章中写“中欧”，本文除引文外，统一用“东欧”。）对于东欧作家，东欧之外的欧洲人及美国人，习惯将他们隔离在卷入政治并且只描写政治的区域内。前南斯拉夫作家克尔莱扎说：“政治是我们的命运”，另一位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更进一步道：“政治是我们的不幸”。

景凯旋在译序《浮出水面》中写道：“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实行过书报检查制度，这种制度显示了统治者对思想的垄断，要由权力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通过审查的“正确思想”得以面世，其余的则被扣上“敌对意识”或“异端思想”的罪名遭到禁止；制造这些“敌对意识”或“异端思想”的人则被处以坐牢或者流放的严厉惩处。在这种恐怖的文化生态下，人们的表达变得真真假假，作家和知识分子们为了能公开发表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不得不使用大量技巧模糊观点，甚至不得不夹杂谎言。其结果是不仅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久而久之，就连作者本人也会把那些含糊不清、杂七杂八的东西当成了自己的思想，进而连累到语言本身。

自我审查是审查过程的第一级，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级。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感到害怕，思想就不会集中在文字上，而是集中在结果上。反之，“恐惧越少越好：它意味着自我征服和更敏税的洞察力。”“萨米亚特”解除了恐惧的镣铐，为思想卸下了重负，使萨米亚特作家们能够自由地思想和写作，读者也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真正地理解其真实的主旨。以不接受审查来对抗审查，这听起来相当悖谬，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人还能拥有自由吗？萨米亚特作家的回答是：是的。他们认为，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并不妨碍他掌握自己的灵魂，他可以拥有内在和精神的自由。

当一个人为捍卫灵魂和内心的正直不惜放弃一切时，他就将恐惧放下了，他成了权力的平等对手，甚至高于权力。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自我解除审查的代价巨大，成百上千的东欧作家和知识分子最终在集中营、精神病院或者监狱中丢掉了性命。前南斯拉夫作家、翻译家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指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渴望真实、不愿生活在谎言中的信念，使东欧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承担起了哈维尔所说的“存在的责任”，站到了“存在的秩序一边”。他们持续不断地拓展言论空间，敏锐和深具洞见力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弥漫的强烈道德感，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武器。萨米亚特文学既是书写者挣脱禁锢的表达媒介，也为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读者带来巨大安慰。“萨米亚特成为生活本身的捍卫者，促成了东欧各国人民的心理变化。” 景凯旋认为，它们与后来东欧社会变革的成功不无关系。

米哈耶罗夫认为最好的、最严肃的探讨有关苏联社会以及共产主义各种形态的理论书籍，是前苏联学者雷达里赫的《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斯大林主义》；他相信这本在西方遇冷的著作，在东方世界会得到充分评价和理解。我好一番查（明知徒劳），没有中译本。雷达里赫发明了许多新术语，其中“积极的不自由”在今日中国仍是一抓一大把。照常理说，真相只令想要掩盖真相之人所惧怕，竟原来，也为受骗者所拒绝和恐惧。“许多人情愿不去了解极权本质的一切真相，不是害怕‘特务’，而是害怕了解后带来的后果。”米哈耶罗夫指出，苏共意识形态的根本内驱力是对极权的渴望。“既然不能控制精神世界，它于是就不遗余力地摧毁一切精神生活，再用虚构的东西填补空白的精神世界，这样既可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虚构的本身也成了奴役的工具，”他更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在所有精神生活领域虚构的东西并不是要引导人从这一角度思考，而是要让人压根儿不思考。”

伊凡幼时随父母被纳粹关押在集中营三年半。集中营里有各种偷窃行为，如果败露，结果是被处死；但偷窃仍在继续，也包括他自己。他没有用悲惨和饥饿来解释，而是思考其深层原因：“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居于法律之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深受到影响。犯罪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试图通过恐怖来维持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甚至被这类强权统治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事实表明，一旦人们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动机，恐怖也收效甚微。”小伊凡从储藏室里偷了一个党卫队员从囚犯那里偷来的装得满满的手提箱，当时他很为此而骄傲，估计也受到了父母的称赞。可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意识到很少有比失去的荣誉，受损的道德更难恢复的了。”将他们从集中营解救出来的是苏联红军，他第一次看到了斯大林画像，并将之与自由联系在了一起。获得自由的极大幸福感长久影响着他的判断力，“作为一种狂热的受害者，他们常常屈从于另一种相反的狂热。”等到清醒过来，便是深深的失望。他的领悟是，不同寻常的经验，可以使人完全迷路，犯下致命的错误，走到与希望获得的自由和正义的相反方向。“任何种类的狂热都是暴力和恐怖的心理前提，一种先兆，世界上没有任何思想好得足以证明去实现一个狂热的企图是正当的。”

东欧知识分子高度的精神素质和思考水平何以产生？契斯在《我不信任作家的幻想》中给出这样的答案：“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会比生活在正常运作的自由社会里的人更充分地发展出更为激进和自私的机制，去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被迫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往往会产生在没有那种极端状态下的压力时不会产生的素质和价值。”康拉德的《匈牙利道路》，行文嬉笑嘲讽，字里行间却智慧灼烁，他调侃道，“谁知道呢，要是完全没有政治压迫，要是可以自由思想，一个国家又能变得多有思想？”除去残酷外因，东欧人普遍的宗教虔诚，是萨米亚特作家们所共识的内因。米哈耶罗夫认为，正是由于俄罗斯人“强烈的宗教虔诚，使得乌托邦信仰的邪恶本质暴露得如此之早，如此之彻底。”他强调，“显然，在一个宗教感不强的国家，极权意识形态的实质不会暴露得如此迅速。波兰诗人、翻译家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在他那篇使用大量复杂句式的《欣快的悲观主义者》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在没有宗教支持的情况下建立一个道德体系是不可能的。”米哈耶罗夫反复强调“根源在于无神论”，“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只有两种信仰：信仰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他让我们的灵魂不朽且最终获得自由；或者信仰通过人类的努力和理性，可以建成人间天堂。”

我抑制不住地想：信仰乏匱之地，希望何在？信仰不自由之下，如何确立信仰？ 哈维尔说他并无神启的经验，但他用“某种东西”“绝对的地平线”来防卫虚无。“责任不能宣扬，只能承担，而唯一可能承担的只有自己。”自由、真实、责任、道德、爱，在萨米亚特作家的世界里，至高无上。“坚信人的灵魂不可摧毁”，是他们的基本思想，米哈耶罗夫认为：“当人意识到他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命运负有责任时，他就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真正融入生活。”要在极权主义的顽疾中获得自由，雷达里赫指出，必须通过呼唤内在的英雄主义，战胜灵魂中当局刻意培植的恐惧。

东欧在上个世纪遭受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次巨大创伤，东欧知识分子们的命运在斯大林和希特勒治下几无差别，但事实证明，任何对思想的压制都是徒劳的。崖缝里也能长出青草、树苗，铁蹄下也能开出鲜花。东欧作家“基本上都是政治异议者”，萨米亚特的根系之强壮，枝叶之繁茂，令米哈耶罗夫忍不住大声宣布：“只有俄罗斯的萨米亚特文学，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萨米亚特作家们相信，有他们称之为“法则”——“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东西，会及时制止向他们举起刀子的手。他们勇敢走上“听从内心的驱使”的道路，自我解放，解除恐惧，赢得权利，享有快乐。佐西马长老说：“一切正义者、圣人和勇士，都是快乐的。”

何为胜利？何为失败？克里玛说：“有时候，权力者的胜利实际上预示了他们的失败，正如无权者的失败或死亡预示了他们的政党、地位或信仰的胜利。”人类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米哈耶罗夫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迫切需要不是解决战争或和平问题，也不是缺乏食物、能源甚至环保问题，最生死攸关的是需要一种新意识，一种新的、全面的、深刻的意识形态。” 作何用？“全面对抗极权主义”。

萨米亚特作家一再将“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选择”指为谎言。康拉德指出：“权衡、磋商，最后达成书面或口头协议”，这种“普遍游戏规则”支配下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人为的创造，自由的选择，思考得出的意愿；因此它是开放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

契斯在《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中告诫： “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行话玷污你的语言。” “不要让因你的文学才能而获得的特权扰乱你的良心。” “不要歌功颂德，你将会后悔。” “不要加入共同的欢乐。” “如果你不能说真话，你就保持沉默。” …… 它们岂止说给“青年作家”听，又岂止“青年作家”需要仔细聆听。在他另外几篇文章中，这样的忠告随处可见，比如：“读很多书并无危险，只读一本书则是危险的。”

他的《论萨德侯爵》，则用层层推进的强大逻辑，使用大量排比，快节奏地对萨德“最阴暗、最基本、最具破坏性”的哲学、“滥交乱伦的凶暴之舞”的淫邪、“几无界限的色情奇观”的文学等所构成的“大而可怖”形象下“非同寻常的幻灭”的本质，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契斯还澄清了《索多玛120天》中意大利残余法西斯分子的背景。——原来那只是意大利导演皮埃尔的移花接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那部肮脏的影片一直顽强地提醒着我，那都是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契斯挥毫痛批萨德的意识虚无、道德虚无、责任虚无、爱虚无……与萨米亚特作家相比，确如魔鬼与天使。

克里玛《论世俗信仰的文学》在谈论那些因盲信世俗信仰而丧失判断力，“相信命运使他们参与了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件”作家们的文学的明线下，暗含着一条强大的论证逻辑。概言之：一、大自然中，一切都是不断诞生又死去；二、人因为渴望永恒，所以通过宗教获得安慰：不仅可以携带灵魂，还可以携带肉体进入永恒；三、理性虽然跳出来质询，但对生命意义依然渴求；四、信仰从天上降到地上，从来世降到此世，受崇拜的对象由神变成了人（领袖）。当有理论告诉“听众”，革命成功后，天堂将在人间建成，其自然便成了比生命更重要的意识形态。加缪指出，用理想的目标代替现实的目标，以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来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其危险就在于它用理想王国颠覆了现实世界。克里玛的局限在于，他认为“老的预言家已经死了，没有留下继承人。”但他又是警醒的，告诫世人：只要“历史的确是在朝着一个更高的世俗目标前进”这个信念继续存在，危险就继续存在。

最后，以康拉德《民主的哲学》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社会公平、透明的原则达到何种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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