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十章,没人吐槽吗?你们难道没想到什么吗?

斯普特尼克
2012-11-13 看过
我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个德波顿的粉丝,从第一本《哲学的慰藉》开始,就对这个“英伦才子”的文字格外倾心,后来《旅行的艺术》和《身份的焦虑》也没有让我失望,虽说对于《爱情笔记》这类的文学作品并不感冒,但完全无损于我对于作者的喜爱。正是因为如此,当我看到《写给无神论者》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毫不犹豫的就把它买了回来,并且,在同时送来的一大堆书中,最先打开了这本

书的前九章,依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作者对于宗教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和我将宗教当做一种哲学来应用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看起来格外兴奋。当然,作者比我走的更远,他不仅希望从宗教中汲取某些哲学范畴的力量,还希望借鉴宗教中某些形式方面的内容,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发。在我看来,一本好书,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作用
然而,书的最后一章“体制”,却让我无法认同
 

在“体制”这一章中,作者认为现在世界上所有试图改善人们精神状态的努力,相对于体制的力量,都只是杯水车薪。体制具有个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宗教的体制特征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基本经验,其中之一就是,体制能够帮助人们正当的汇聚资金、才智、地位,由此而获得的实力和好处确为其他手段所望尘莫及”(p263),也正是因为体制有着如此的优势,使得他认为想要有效的改善现在的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依靠体制的力量“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人想要改变局面,写书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家必须学会掌握体制的力量,惟其如此,个体的思想才有可能取得对世界无孔不入的影响力”(p262)。作者认为,在体制面前,个人的努力是渺小且缺乏成效的,他否定了世上那些给人们带来某种慰藉的思想家、艺术家的成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想要应对复杂的重大问题,写一部书不可能是个合乎逻辑的长效解决方案,我们应当自问,为何在涉及心灵的问题上,大家继续相信那种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生产方式,须知,在药品或者飞机的制造中,人们早就放弃了此种生产方式”(p263-264)

在这一章中,作者还列举了许多体制的优势以及个体的不足,我承认,作者说的这些都没有错,相对于体制的强大,个人的努力就像沙漠中的一条细流,不但难以解决整个人类灵魂的饥渴,甚至很可能难以保存自己。但是,是否仅仅因为体制的强大高效,就应该对其顶礼膜拜?就应该放弃个人对于精神解放的努力,而皈依于更有效率的体制之下?

 

效率,在如今这个从工业化、商品化、信息化的世界上,恐怕是最有魅力的词语之一,无论是从产品生产还是到商品销售,以及信息获取,提高效率,都是人们不倦的追求。

记得97年买第一台电脑的时候,因为对于计算机硬件所知甚少,在不多的产品选择时候,问的最多的就是“哪个更快?”。快当然代表着好,更短的启动速度,更短的运算时间,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于是,我买了当时差不多是顶配的一台电脑,在当时看来,运行速度很快,只是我当时基本上只是用它来玩游戏而已,的确有效率,不过只是游戏的效率而已……

当然了,在这个以效率为圭臬世界上,也总是有一些不以效率为先的东西得到人们的追捧,而其中以奢侈品为甚。在这个工业自动化的高效已经成为共识的时代,依然有些品牌以手工打造为卖点,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从服饰到汽车,几乎各个领域,手工订制都成为奢华的代名词,而既然是奢华,当然就和效率无关了。想要买件衣服?打开电脑、点开电商,挑好样式,确认购买,以现在高效的物流水平,很可能第二天就能拿到,当然了,如果愿意逛逛商场,更是可以直接带回家。可是定制一身衣服要多久?即使是家门口的裁缝铺,怎么也得一礼拜吧,至于那些顶级品牌要多久,您大可自己去打听,我保证他们的效率,不会比一个淘宝的成衣卖家高

 

从以上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效率,并非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它最多只是一种对于渠道的描述,而和最终的目的之间,还有着那么一些不大,但是却无法忽视的距离。脱离目的而谈效率,很可能就是重演南辕北辙的那个笑话,马良、用足、御者善,这一切高效的措施,不过是让人离目的地更远而已。

 

作者想象中的借助体制来影响人类心灵的做法,除了宗教之外,并非没有人尝试过。成立于1933年的德国文化协会,就是以此为目的。该协会以出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的戈培尔为主席,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协会包括了所有人们日常能接触到的,可能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的范畴,并且动用体制的资源,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对国民施加影响,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德国的普通大众按照纳粹的方式去思考。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在体制的严密管控下消失了,就像戈培尔所说的那样“谎言重复一千遍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不可否认,他成功了,在体制的帮助下,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几乎让整个德国认同的纳粹的理念。也正是在这种纳粹思想的影响下,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卷入战火之中。

戈培尔的成功,不仅仅只出现在德国,这种借助体制的力量来高效的控制他人思想的做法,世界上到现在依然还有许多地方效仿,而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成功了

 

庄子《胠箧》说的明白“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谲,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谲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虽然庄子说的是偷东西的贼,但道理是一样的,当体制的力量无微不至的渗透入人们的精神领域中时,谁能保证不会有一个精神的“大盗”出现,将某些“毒素”混入其中呢?这时体制的力量就成为了他最有利的工具。

即使没有这样的大盗出现,因为管控的得力,体制的力量可以真的掌握在一些心存善意的人手中,那么又怎么来保证这些人绝对不会腐化呢?影响别人的思想,多么大的权利,更何况是借助体制的力量来以超高的效率完成,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力量,阿克顿勋爵的话如今应该已经成为了老生常谈,但为什么还是有人寄希望于有人可以掌握权利而不会腐化呢?

好吧,再退一步,即使这些掌握了体制力量的人真的不会腐化,真的能一门心思的为了解救人们的心灵而努力,又有谁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用量产的标准,去应对每个个体的需求呢?

作者曾经在书中以麦当劳的培训手册为例,试图说明借助体制才能提供有质量保证的服务“为了消除非标准行为,麦当劳公司给新员工的培训手册长达三百页,对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动作和交易环节都定下了规矩。例如,员工的名牌必须挂在哪里,对每个顾客必须给予何种微笑,具体应该向每个最上层面包片的底部加多少蛋黄酱,如此之类都有详尽的规定“不可否认,麦当劳的规定,可能的确是在研究了许多人对于蛋黄酱的需求后做出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人更喜欢蛋黄酱,所以希望能多一些,也有人讨厌它,而希望少一些。人们对于食物的口味既然千差万别,为什么就一定会对于精神上的需求变得整齐划一?

 

作者在《哲学的慰藉》一书中曾经引用过苏格拉底说过的一段话“活着而不作系统思考就好比制作陶器或制鞋而不遵循技术程序,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技术程序。谁也不能想象单凭直觉就能做出好的陶器或鞋子来;那为什么认为过一种比这要复杂得多的生活,就不需要对其前提和目标进行持续的思考呢?”(《哲学的慰藉》p20)的确,如果想要做出一个陶罐或者一双鞋,需要某些技术程序,但是,仅仅有技术程序,或者说每次都是按照规定的技术程序来制作,那么做出来的也只能是完全一样的鞋。对于人生的思考,或者说对于心灵的解放也是如此。如果世上充满同样的陶罐或者鞋,也许我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多么糟糕,但是,假如世上都是同一思想的人,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既无趣,又可怕。而作者所寄予厚望的体制的作用,就是量产这种人,没有区别,没有个性。

即使是麦当劳,也知道在每个不同的地方应该推出适应当地口味的菜单,而不是只讲究应该往一块面包上加多少蛋黄酱,我想,恐怕也恰恰是因为前者,才使得麦当劳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落地生根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当宗教的逐渐淡出,使得人们在精神领域出现暂时的空白,而对其给予厚望的艺术或者教育体系,又因为某些原因,没能对这一领域做出有效的补充,使得人们在物质日渐丰富的社会中面临精神日渐枯萎的窘境,这些的确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寄希望于某种外界的强力干预,就像中世纪宗教最为强势的时代,带来的只是科技的停滞与社会的黑暗,从13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以及随后而来的宗教改革,再加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世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终于从自以为掌握了上帝的旨意的神学家手中,抢回对于自己精神领域的控制权,有了自己解放自己心灵的权利,难道现在仅仅因为这权利履行的不是很顺畅,就要重新交回去?

虽然作者对于在体制的影响下的精神生活,做了一种美好的描绘“仲春时节,犹太教会以华兹华斯和济慈从未动用过的力量约束我们,要求信徒在树木首次开花的时候,跟着拉比到室外聚会,一起吟诵‘树花’”(p278)。我也喜欢在春天漫步在初开的花树下,但是,假如这一行为是由某种力量发布的命令来强制推行的话,我一定会对它兴味索然,因为,在体制的干预下,这一行为已经丧失了本身的所有意义。

 

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曾经对学生说:不会有人穿着闪亮的铠甲,把你带到幸福的乐园,没有人会来让你的生活更美好,除了你自己之外。而这时他的学生反驳说:不是这样,老师你不是来了吗?而布兰登说: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没有人会来。对于一个人的心灵成长而言,除了自己之外,无法依靠外界的力量,也许有些人、有些思想,在某一时刻会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对于总体而言,人只能对于自己负责,而无法将这种责任放在他人身上。

 

辛弃疾是我喜欢的词人,他有一首《西江月》,我非常喜欢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进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也许,当有什么别的人,或者什么别的东西要来对我们的心灵说三道四的时候,也应该像辛弃疾那样,对他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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