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为世俗社会所用的宗教智慧

不足方丈
2012-11-03 看过

文/张洪彬

《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31日第10版

 自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跃进式发展,对各种神魅世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很多思想家都断言,宗教迷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科学和理性的曙光即将普照大地。近代中国史上不少思想家声称宗教很快将被统统扫进垃圾桶,为此甚至不惜以国家力量强力摧折。然而据调查,在科学昌盛的今天,中国竟然有三亿人口是有宗教信仰的。宗教的魅力何在?

    在《写给无神论者》一书中,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开门见山就说:“关于任何宗教,人们提出的最无聊、最徒劳的问题当数,它是否是真的。……按照上苍钦赐这样的定义,当然没有一个宗教是真的。”如此斩钉截铁的答案,自然未免粗暴了点。现在那么多人有信仰,他们是真的相信他们的神是存在的。而且从哲学上说,科学迄今为止并没有确定无疑地否定了神的存在。撇开这个不论,无神论者在今天事实上还是占多数,因而“真正的问题却不是上帝存在与否,而是一旦你确定上帝显然并不存在,又该如何自处”。“上帝或许已死,然而,曾经促使我们树立起上帝的那些迫切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仍在要求我们拿出求解方案。”德波顿认定,宗教很好地回应了人类的一些根本需求,现代世俗社会却未能有效地应对,因此我们应该返回来去理解宗教的回应方式,从中汲取智慧。全书从群体、和善、教育、温情、悲悯、视角、艺术、建筑、体制这些角度去重新挖掘宗教的智慧,以为世俗社会所用。

    撇开作者对宗教如何用建筑、场所、仪式等形式来传输理念、感召信徒的讨论,我特别看重他借助宗教理念对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理念的反思。这些反思未必正确,但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已经成为不言自明、似乎不需反思的僵死教条,这样的反思就难能可贵,对于每个开放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种反思就更有价值。

    基于政教分离这一基本原则,自由主义认为公共权威无权干预道德,也不应该在公共空间中展示劝人向善的内容。与此相反,传统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却费尽心思营造道德氛围,劝诱人们相互促进道德。自由主义之所以认为公共空间中应保持道德中立,是因为它相信价值是多元的,无人可以保证他所主张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因而就不会赋予任何人道德干涉的权力,转而主张把选择权交由每个当事人。“你算老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面对这个愤怒的问题,现代自由主义常常觉得无言以对,因为似乎只有超自然的存在才有此权力。可是信教者的回答未必是上帝,也可能是“一个同样的罪人。”这是一个可供自由主义借鉴的答案。自由主义这个主张背后,还有另一个预设是,每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都是理性主体,有自我选择的能力。但这个预设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它对人性的看法显然过于乐观了。德波顿说:“有鉴于人类情不自禁和任性无常的秉性,对自由的此等呵护未必能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期待”,“自由主义者在执迷于自由时却未能看到,我们自小就需要他人的约束和引导,这种需要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下来,因此,我们实可从家长主义安排中获得诸多启示。将人视为足够成熟,乃至可以完全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这本身就缺乏善意,最终恐怕也不会给人自由。”

    与此相关的是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缺失。现代教育遭受最大的批评就是只培养娴熟的律师、医生、工程师,而不是打造有能力、有修养的人。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对人性的过度乐观。世俗教育假定每人都拥有一定的良知和心灵平静能力,并以此作为教育出发点,因此教育的重心在于客观知识的传承,并不力图去回应人类的心灵问题,这也是现代人文教育地位尴尬的原因之一。而基督教相信,人本质上是绝望、脆弱、易受伤、有原罪的动物,总是处在忧虑和渴望的边缘,备受人际关系的折磨,对死亡的降临深感恐惧,而最主要的是需要上帝。因此,基督教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关注世人迷茫的内心世界,它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确保、抚慰、引导我们的灵魂”。作者相信,一定程度的急切说教,是一种需要而非一种侮辱,因而他主张现代人文教育应该开设一些诸如独处、重新思考工作、改善与孩子的关系、重建与自然的联系、面对疾病等等课程。也唯有如此,世俗的人文教育才能逃离无法回答“有什么用”的尴尬处境。

    正是因为基督教强烈的原罪意识,它对于人类的脆弱和苦痛体察得更为深入。不仅是基督教,一切诉诸超自然力量的宗教信仰,相较于现代自然科学以及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种种社会理论,对于人类面对的苦痛、无奈回应也更为有效。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对于人类苦难的重荷,如疾病、肢体残废、悲伤、衰老和死亡,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为何我生而为盲人?为何我的挚友不幸瘫痪?为何我的爱女智能不足?宗教企图做出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演化论/进步论形态的思想体系的一大弱点,就是对这些问题不耐烦地无言以对。”即便是那些难以解释的偶然悲剧,有的宗教也继续尝试回应。在《写给无神论者》一书中,德波顿特别挑出旧约中约伯的故事来指出,基督教力图让人明白,苦难不是人类可以完全理解的事,人类在宇宙中总只是一个极为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一己的苦难更是微不足道,“上帝的建议是,不要强调自己多么重要,受了多少委屈,也不要一心想着去改变个人的屈辱,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并且欣赏自己本质上的微不足道。”德波顿接着说:“在一个无上帝的社会里,生活中的重大危险就是,它缺乏对超然存在的提醒,因此,一旦遇到扫兴的事情乃至最终的毁灭,我们难免手足无措。既然上帝已死,人类便增加了站到心理舞台中央的风险,而这点对人类恰恰是有害的。”

    纵观全书,德波顿借用宗教反复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卑微的、有缺憾的存在。遗憾的是,在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鼓舞下,我们常常忘记这个事实。德波顿作为随笔作家,在该书中处理的却是相当前沿的学术问题,美妙的文笔加上优秀的翻译使该书可读性极强,让人不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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