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个体与人群
一、人群
华美夜色中,拱廊闪耀着奢靡而艳俗的光亮,这些通道用玻璃做顶,用大理石铺地,穿越一片片建筑。光亮从上面投射下来,通道两侧排列着高雅华丽的商店。这种拱廊就是一座城市的缩影,或者说,是一个微型的资本主义世界。
这是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是波德莱尔用诗的语言传递的巴黎,亦是本雅明透过波德莱尔的文字看到的巴黎。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开始了真正的工业革命——埋藏千年的矿产开始被大量采掘,铁路和电报的网络迅速在全国延伸铺展,制造业在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货物和买主在各地之间频繁流动,一个更自由、更广阔、更高效的市场正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以其前所未有的步调高速发展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可避免的被如此强势的浪潮席卷。
橱窗里、门廊间精美的展物并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一种魅惑,它撩拨着每个人的欲望,刺激着每个人对于纸醉金迷的向往,对于把金钱攥在手里的快感的向往。这种欲望逐渐转变成一种对于商品的膜拜,于是贵族与平民的界限模糊了,高雅与低俗的界限模糊了,所有的一切都交由市场去考量,甚至连昔日巴黎人珍视的浪漫情调亦被淡化了。
“当第二帝国末期电报开始使用后,那些林荫大道就丧失了他们的垄断地位。”“文学活动围绕着期刊展开”,“把年度订阅费降低到40法郎,刊登广告以及连载小说。同时,短小醒目的新闻栏目开始抢了详细报道的风头。”
文人和艺术家亦不得不到市场上来寻找他们的价值,用专栏和连载小说的稿酬来使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些昔日雅致生活的创造者与享受者,如今亦堕落为廉价的商品生产者。“波德莱尔懂得文人的真实状况:他们好像是一个闲逛者走进市场,说到处看看,实际上是寻找买主。”他说:“文学能够成为无价之宝,但首先是一个填格子码字儿的事;一个名字不值钱的文学建筑师只能随行就市,任由买方压价。”久而久之,文人和艺术家们忘却了他们的原本目的,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天赋所在,曾经一度高贵的文学与艺术不得不低下美丽的头颅,屈身向金钱献礼。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创造什么,也只有当他们创造了市场需要的商品,他们才会获得自己的价值和声誉。大仲马的成名与各种冒名的小说工厂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让社会更加自由,物质更加丰裕,而与此同时,从“个人”到“人群”的改变亦在悄然进行。
所有的人,无论身份或职业,都心怀一致的目的,那就是冰冷的金钱。实际上个体的身份已经不再重要了,在资本主义的流水线上,作为劳动力的人们,认清了自己的商品本质,在这个市场上永远只有两种人,商品和购买者。“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促使人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利益所在。”而在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的依赖与温情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商品社会带来了人的物化。
波德莱尔在《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写下自己对一位偶遇的女郎的眷恋: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本雅明说:“这些诗句的内在构成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诗句里,人们认识到,爱情本身也遭到大城市的贬黜。”
个体的差异逐渐丧失,在大城市里,渺小个体的一举一动都不易留下痕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广泛的控制网络把资产阶级的生活越来越紧地网罗起来,对大城市住宅进行编号,这一做法记载了标准化的进程。”在奥斯曼的巴黎改建中,对街道两边的房屋的高度,屋顶的倾斜角度也都有统一的规定,而对门牌的编号则更推进了这种统一化。这种统一化,一方面是大城市的秩序与规划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导致了个性的泯灭。个人之所以区别于众人,正在于个人能在差异、变化、多样的世界里凸显自己的特点与作用,而时代的进步却使作为每个人的特点和作用隐没于庞大的集体中。
在机械化和技术化的时代,人被机器工具化,变成了具有商品本质的劳动力。人情在利益面前的淡化,差异在发展面前的消逝,整个社会潮流对独立个体的同化和忽视,以及人类本性中共有的自私与逐利,共同导致了“人”的消失,“人群”的出现。
爱伦•坡在小说《人群中的人》中详细描写了被人群同化后的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在走路时都有一种志得意满、公务在身的样子,似乎只想着如何冲出重围。他们皱着眉头,眼睛滴溜溜地转动。如果被其他行人碰撞了,他们绝不会表现出不耐烦,而是整理一下服装,继续匆匆赶路。” 这样的形象,不仅属于底层民众,亦属于高级雇员,他们相似的生活单调与精神贫乏由此可见一斑。
卡尔维诺在评巴尔扎克时写道:“无名群众的时代仍未开始,但用不着太久,实际上只差一小段时间,也即巴尔扎克和小说中对巴黎的神话与波德莱尔和诗歌中对巴黎的神话之间这二十年。”可见人群的形成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浪潮的产物,这短短的二十年为波德莱尔所见证,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人群的产生,在诗作中表达出了他的无所适从。
二、人群中的人
人群在波德莱尔的切身感悟中,在本雅明的笔下,是一个有着多重特性的意象。它消灭个人痕迹于拥挤和雷同之中,又使个人的孤独感成倍放大;它是闲逛者窥视的对象,也是赋予诗人们安全感的隐遁场所。人群是工业化和商品社会的衍生品,它也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化心理。
本雅明引用恩格斯描写伦敦的片段来反映同为大都市的巴黎:“这种街道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和能力,同样是渴求幸福的人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行走,以免阻碍迎面走来的人;谁对谁连看一眼也没想到,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而小小的空间,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漠,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使人难堪、愈是可怕。”
“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 ,因为有情感、意志与思想,所以人在万物之中既是最强大的,也是最脆弱的。人们需要友谊、需要情感、思想的交流、需要相互的扶助,而“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漠”却堵塞了人与人之间交流与扶助的桥梁。人们编织了一张大网将自己束缚于网中,不愿向网外越步,但困于网中却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本雅明写道:“那是一种特别的焦虑。因为人们不得不去适应一种新的,十分陌生的环境,即大城市特有的环境。”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繁华之都里,人们开始怀念昔日巴黎的节奏。“当拱廊的消失使得游荡不再流行时,当汽灯不再被视为时髦之物时……史蒂文森写下对汽灯逝去的感怀。他特别玩味灯夫穿过街道、将灯逐个点燃的那种节奏。原先这种节奏是被笼罩四野的黄昏烘托着,现在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一种粗暴的冲击:由于电灯的使用,整个城市突然灯火通明。”这种节奏正是前工业时代的从容和优雅,而与之相对的,是新环境下生活的匆忙、拥挤与内心的浮躁,人们虽怀念过去,却亦不得不紧跟当下的步伐。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试图努力弥补在大城市中私生活无足轻重而带来的缺憾,他们用精巧讲究的室内装修来保护和强调自己的价值,同时也是对同化与物化的社会浪潮的一种反抗。
人群成了一个吞噬个人的庞然大物,但是,反过来说,它也成为一个隐遁的最佳场所。本雅明引用1789年一个巴黎警方暗探的话:“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地方,几乎无法保证人们品行端正,也就是说,人们彼此都不认识,因此不必在任何人面前脸红。”他强调说:“在这里,群众就像一个庇护所,可以保护一个反社会分子躲避追捕。”在这种变化与心理的影响下,侦探小说逐渐流行。
人群不仅是不法之徒的最新藏身处,而且是社会弃民的最新麻醉剂,“闲逛者”就是被遗弃在人群中的人。闲逛者忍受不了独自一人时的孤独,所以他们寻找人群,他们在人群中游荡、窥视,他们是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单数的人,也是前工业时代的最后一批幸存者。 他们用移情的方式陶醉于对人群的观察,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诗人享受着既是自己又充当他觉得合适的某种人的那种无可比拟的特权。就像游魂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肉体,他随时进入他想进入的另外一个角色。对他本人而言,一切都是开放的;如果某些地方对他关闭,那是由于在他心目中,这些地方不值得巡视。”
闲逛者用假想的陌生人的孤僻来填补自己内心因为孤僻而造成的空虚,从而来打破恩格斯所说的“追逐私人利益时不近人情的孤僻”。
他们把悠闲夸张成一种个性,以这种方式抗议把人沦为商品的劳动分工,抗议以拜物为目的的勤政苦干。他们以为他们的随心所欲可以让社会来适应他们的节奏,但最终这种节奏并没有流行开来。正如同改朝换代后的前朝遗民,想要保有前朝的习俗,以此祭奠自己的过去。虽然这种做法也许是徒劳,也许有违时代进步的规律,但这份怀旧的心,这份在洪流中不失个性与立场的清醒,却让人感动。
这些人有着和“人群”不同的注视能力。他们与后者始终处于一种窥视与被窥视的关系之中。街道与玻璃橱窗则是他们的道具。“人群中的人”是与“人群”不同的、还没有失去东张西望能力的那些人。他们注视中的他人形象没有被完全物化,是因为他们自身还未完全被挤压入这个拥挤而嘈杂的物质世界。
三、人群之外的人
本雅明说:“英雄是现代性的真正主体。”而这里所说的英雄是符合波德莱尔定义的英雄。他们是流氓,是拾垃圾者,是社会渣滓,在普通人看来,他们地位卑下,而在波德莱尔那里,这些人正是他的抒写对象。
他们是人群之外的人。他们对城市有着最悉心的审视,他们在商品市场的洪流外,时而停步,时而前进,他们收集这个城市抛弃的东西,将遭到践踏与唾弃的东西重新拾起,他们在人群酣睡之时孤独的忙活。
波德莱尔将现代性界定为“过渡、短暂、偶然” ,现代性的英雄,并非仅仅对于短暂飞逝的时间敏感,而必须能捕捉这种短暂,保留这种转瞬即逝的美好。他们能抓住短暂中的永恒性,审慎从容,不易屈服,有朝一日将现代变为古典。本雅明和波德莱尔都认为现代性与古典性是想通的,“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 换言之,英雄的意义便在于阐明这个时代,留存现代中具有古代性的部分,其余则被废弃。
在将波德莱尔与雨果的对比中,本雅明更进一步凸显了现代英雄的深刻内涵。雨果试图通过用民主和进步美化大众(人群),遮蔽把个人与人群分开的门槛,而波德莱尔守护着这道门槛,为此他甚至诅咒“进步”,厌恶当代的工业。雨果把自己当作公民置身于人群之中,而波德莱尔则把自己当作一个英雄而从人群中离析出来。人群就是英雄借以凸显身影的时代背景,而英雄、连同波德莱尔自己,通过逆世而行的对抗,建构了一个隐遁于人群,又剥离于人群的特立独行者的形象。
在波德莱尔看来,英雄的最后化身是丹蒂。丹蒂没有职业的束缚,只一心培养自己的美感,任何事情都不盲目的去做,而是去感悟,去思考。丹蒂主义包含着一种自我崇拜,崇拜自己的高雅,自己的独特格调,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们生活的细节中一丝一毫都要做到无可挑剔,以近乎苛责的方式要求自己的完美,在任何环境下都优雅从容,镇定自若。
而丹蒂主义的美丽,却如同落日余晖。它流行于为数不多的文人中间,伴随着淡淡的感伤。这些文人以一种近乎偏执、极端的方式力图撇开工业化和商品化对自身的影响,但本雅明却说:“几年的时间能够比全部的火山灰烬更有效地埋葬一个社会的风俗。”在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时期,丹蒂主义或者说英雄主义也许亦很快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被埋葬。
在本质上,本雅明和波德莱尔一样感性,揭开他的理论话语外表,亦能读到挽歌式的哀叹和眷恋。但本雅明比波德莱尔更明智,站在二十世纪的又一个转型期,他懂得历史的前进是一种必然,单凭几块石头根本无法让历史的河道转弯,个人的意志无论如何不能左右既定的方向。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的进步,只是这种进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副产品。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不协调造成了价值的扭转、人性的物化、个体的趋同、内心的空虚与浮躁,这是社会转型期必有的阵痛。而人们对社会转型的适应往往需要比转型更长的时间,于是更加剧了这种阵痛。
幸运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先知降临,他们作为人群之外的人,对人群有着更清醒的认识。通过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不肯随波逐流的行为,人群可以看到在发展中被忽视、被遗忘的东西。时代赋予先知的使命,正是用他们的笔剖析社会的弊端,抚平人心的焦虑,将灵魂引向坦途。
今日的中国,亦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转型期,亦在经历这样一场转型期的阵痛,在种种不断激化的矛盾与不安中,社会的均衡发展成为我们的向往。我们在期待先知的声音,亦在期待这个社会给先知们一个宽容的话语环境,他们希望得到人群的认可,正如人群希望有人能真正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改变,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未来。
华美夜色中,拱廊闪耀着奢靡而艳俗的光亮,这些通道用玻璃做顶,用大理石铺地,穿越一片片建筑。光亮从上面投射下来,通道两侧排列着高雅华丽的商店。这种拱廊就是一座城市的缩影,或者说,是一个微型的资本主义世界。
这是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是波德莱尔用诗的语言传递的巴黎,亦是本雅明透过波德莱尔的文字看到的巴黎。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开始了真正的工业革命——埋藏千年的矿产开始被大量采掘,铁路和电报的网络迅速在全国延伸铺展,制造业在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货物和买主在各地之间频繁流动,一个更自由、更广阔、更高效的市场正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以其前所未有的步调高速发展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可避免的被如此强势的浪潮席卷。
橱窗里、门廊间精美的展物并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一种魅惑,它撩拨着每个人的欲望,刺激着每个人对于纸醉金迷的向往,对于把金钱攥在手里的快感的向往。这种欲望逐渐转变成一种对于商品的膜拜,于是贵族与平民的界限模糊了,高雅与低俗的界限模糊了,所有的一切都交由市场去考量,甚至连昔日巴黎人珍视的浪漫情调亦被淡化了。
“当第二帝国末期电报开始使用后,那些林荫大道就丧失了他们的垄断地位。”“文学活动围绕着期刊展开”,“把年度订阅费降低到40法郎,刊登广告以及连载小说。同时,短小醒目的新闻栏目开始抢了详细报道的风头。”
文人和艺术家亦不得不到市场上来寻找他们的价值,用专栏和连载小说的稿酬来使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些昔日雅致生活的创造者与享受者,如今亦堕落为廉价的商品生产者。“波德莱尔懂得文人的真实状况:他们好像是一个闲逛者走进市场,说到处看看,实际上是寻找买主。”他说:“文学能够成为无价之宝,但首先是一个填格子码字儿的事;一个名字不值钱的文学建筑师只能随行就市,任由买方压价。”久而久之,文人和艺术家们忘却了他们的原本目的,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天赋所在,曾经一度高贵的文学与艺术不得不低下美丽的头颅,屈身向金钱献礼。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创造什么,也只有当他们创造了市场需要的商品,他们才会获得自己的价值和声誉。大仲马的成名与各种冒名的小说工厂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让社会更加自由,物质更加丰裕,而与此同时,从“个人”到“人群”的改变亦在悄然进行。
所有的人,无论身份或职业,都心怀一致的目的,那就是冰冷的金钱。实际上个体的身份已经不再重要了,在资本主义的流水线上,作为劳动力的人们,认清了自己的商品本质,在这个市场上永远只有两种人,商品和购买者。“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促使人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利益所在。”而在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的依赖与温情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商品社会带来了人的物化。
波德莱尔在《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写下自己对一位偶遇的女郎的眷恋: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本雅明说:“这些诗句的内在构成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诗句里,人们认识到,爱情本身也遭到大城市的贬黜。”
个体的差异逐渐丧失,在大城市里,渺小个体的一举一动都不易留下痕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广泛的控制网络把资产阶级的生活越来越紧地网罗起来,对大城市住宅进行编号,这一做法记载了标准化的进程。”在奥斯曼的巴黎改建中,对街道两边的房屋的高度,屋顶的倾斜角度也都有统一的规定,而对门牌的编号则更推进了这种统一化。这种统一化,一方面是大城市的秩序与规划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导致了个性的泯灭。个人之所以区别于众人,正在于个人能在差异、变化、多样的世界里凸显自己的特点与作用,而时代的进步却使作为每个人的特点和作用隐没于庞大的集体中。
在机械化和技术化的时代,人被机器工具化,变成了具有商品本质的劳动力。人情在利益面前的淡化,差异在发展面前的消逝,整个社会潮流对独立个体的同化和忽视,以及人类本性中共有的自私与逐利,共同导致了“人”的消失,“人群”的出现。
爱伦•坡在小说《人群中的人》中详细描写了被人群同化后的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在走路时都有一种志得意满、公务在身的样子,似乎只想着如何冲出重围。他们皱着眉头,眼睛滴溜溜地转动。如果被其他行人碰撞了,他们绝不会表现出不耐烦,而是整理一下服装,继续匆匆赶路。” 这样的形象,不仅属于底层民众,亦属于高级雇员,他们相似的生活单调与精神贫乏由此可见一斑。
卡尔维诺在评巴尔扎克时写道:“无名群众的时代仍未开始,但用不着太久,实际上只差一小段时间,也即巴尔扎克和小说中对巴黎的神话与波德莱尔和诗歌中对巴黎的神话之间这二十年。”可见人群的形成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浪潮的产物,这短短的二十年为波德莱尔所见证,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人群的产生,在诗作中表达出了他的无所适从。
二、人群中的人
人群在波德莱尔的切身感悟中,在本雅明的笔下,是一个有着多重特性的意象。它消灭个人痕迹于拥挤和雷同之中,又使个人的孤独感成倍放大;它是闲逛者窥视的对象,也是赋予诗人们安全感的隐遁场所。人群是工业化和商品社会的衍生品,它也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化心理。
本雅明引用恩格斯描写伦敦的片段来反映同为大都市的巴黎:“这种街道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和能力,同样是渴求幸福的人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行走,以免阻碍迎面走来的人;谁对谁连看一眼也没想到,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而小小的空间,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漠,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使人难堪、愈是可怕。”
“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 ,因为有情感、意志与思想,所以人在万物之中既是最强大的,也是最脆弱的。人们需要友谊、需要情感、思想的交流、需要相互的扶助,而“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漠”却堵塞了人与人之间交流与扶助的桥梁。人们编织了一张大网将自己束缚于网中,不愿向网外越步,但困于网中却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本雅明写道:“那是一种特别的焦虑。因为人们不得不去适应一种新的,十分陌生的环境,即大城市特有的环境。”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繁华之都里,人们开始怀念昔日巴黎的节奏。“当拱廊的消失使得游荡不再流行时,当汽灯不再被视为时髦之物时……史蒂文森写下对汽灯逝去的感怀。他特别玩味灯夫穿过街道、将灯逐个点燃的那种节奏。原先这种节奏是被笼罩四野的黄昏烘托着,现在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一种粗暴的冲击:由于电灯的使用,整个城市突然灯火通明。”这种节奏正是前工业时代的从容和优雅,而与之相对的,是新环境下生活的匆忙、拥挤与内心的浮躁,人们虽怀念过去,却亦不得不紧跟当下的步伐。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试图努力弥补在大城市中私生活无足轻重而带来的缺憾,他们用精巧讲究的室内装修来保护和强调自己的价值,同时也是对同化与物化的社会浪潮的一种反抗。
人群成了一个吞噬个人的庞然大物,但是,反过来说,它也成为一个隐遁的最佳场所。本雅明引用1789年一个巴黎警方暗探的话:“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地方,几乎无法保证人们品行端正,也就是说,人们彼此都不认识,因此不必在任何人面前脸红。”他强调说:“在这里,群众就像一个庇护所,可以保护一个反社会分子躲避追捕。”在这种变化与心理的影响下,侦探小说逐渐流行。
人群不仅是不法之徒的最新藏身处,而且是社会弃民的最新麻醉剂,“闲逛者”就是被遗弃在人群中的人。闲逛者忍受不了独自一人时的孤独,所以他们寻找人群,他们在人群中游荡、窥视,他们是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单数的人,也是前工业时代的最后一批幸存者。 他们用移情的方式陶醉于对人群的观察,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诗人享受着既是自己又充当他觉得合适的某种人的那种无可比拟的特权。就像游魂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肉体,他随时进入他想进入的另外一个角色。对他本人而言,一切都是开放的;如果某些地方对他关闭,那是由于在他心目中,这些地方不值得巡视。”
闲逛者用假想的陌生人的孤僻来填补自己内心因为孤僻而造成的空虚,从而来打破恩格斯所说的“追逐私人利益时不近人情的孤僻”。
他们把悠闲夸张成一种个性,以这种方式抗议把人沦为商品的劳动分工,抗议以拜物为目的的勤政苦干。他们以为他们的随心所欲可以让社会来适应他们的节奏,但最终这种节奏并没有流行开来。正如同改朝换代后的前朝遗民,想要保有前朝的习俗,以此祭奠自己的过去。虽然这种做法也许是徒劳,也许有违时代进步的规律,但这份怀旧的心,这份在洪流中不失个性与立场的清醒,却让人感动。
这些人有着和“人群”不同的注视能力。他们与后者始终处于一种窥视与被窥视的关系之中。街道与玻璃橱窗则是他们的道具。“人群中的人”是与“人群”不同的、还没有失去东张西望能力的那些人。他们注视中的他人形象没有被完全物化,是因为他们自身还未完全被挤压入这个拥挤而嘈杂的物质世界。
三、人群之外的人
本雅明说:“英雄是现代性的真正主体。”而这里所说的英雄是符合波德莱尔定义的英雄。他们是流氓,是拾垃圾者,是社会渣滓,在普通人看来,他们地位卑下,而在波德莱尔那里,这些人正是他的抒写对象。
他们是人群之外的人。他们对城市有着最悉心的审视,他们在商品市场的洪流外,时而停步,时而前进,他们收集这个城市抛弃的东西,将遭到践踏与唾弃的东西重新拾起,他们在人群酣睡之时孤独的忙活。
波德莱尔将现代性界定为“过渡、短暂、偶然” ,现代性的英雄,并非仅仅对于短暂飞逝的时间敏感,而必须能捕捉这种短暂,保留这种转瞬即逝的美好。他们能抓住短暂中的永恒性,审慎从容,不易屈服,有朝一日将现代变为古典。本雅明和波德莱尔都认为现代性与古典性是想通的,“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 换言之,英雄的意义便在于阐明这个时代,留存现代中具有古代性的部分,其余则被废弃。
在将波德莱尔与雨果的对比中,本雅明更进一步凸显了现代英雄的深刻内涵。雨果试图通过用民主和进步美化大众(人群),遮蔽把个人与人群分开的门槛,而波德莱尔守护着这道门槛,为此他甚至诅咒“进步”,厌恶当代的工业。雨果把自己当作公民置身于人群之中,而波德莱尔则把自己当作一个英雄而从人群中离析出来。人群就是英雄借以凸显身影的时代背景,而英雄、连同波德莱尔自己,通过逆世而行的对抗,建构了一个隐遁于人群,又剥离于人群的特立独行者的形象。
在波德莱尔看来,英雄的最后化身是丹蒂。丹蒂没有职业的束缚,只一心培养自己的美感,任何事情都不盲目的去做,而是去感悟,去思考。丹蒂主义包含着一种自我崇拜,崇拜自己的高雅,自己的独特格调,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们生活的细节中一丝一毫都要做到无可挑剔,以近乎苛责的方式要求自己的完美,在任何环境下都优雅从容,镇定自若。
而丹蒂主义的美丽,却如同落日余晖。它流行于为数不多的文人中间,伴随着淡淡的感伤。这些文人以一种近乎偏执、极端的方式力图撇开工业化和商品化对自身的影响,但本雅明却说:“几年的时间能够比全部的火山灰烬更有效地埋葬一个社会的风俗。”在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时期,丹蒂主义或者说英雄主义也许亦很快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被埋葬。
在本质上,本雅明和波德莱尔一样感性,揭开他的理论话语外表,亦能读到挽歌式的哀叹和眷恋。但本雅明比波德莱尔更明智,站在二十世纪的又一个转型期,他懂得历史的前进是一种必然,单凭几块石头根本无法让历史的河道转弯,个人的意志无论如何不能左右既定的方向。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的进步,只是这种进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副产品。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不协调造成了价值的扭转、人性的物化、个体的趋同、内心的空虚与浮躁,这是社会转型期必有的阵痛。而人们对社会转型的适应往往需要比转型更长的时间,于是更加剧了这种阵痛。
幸运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先知降临,他们作为人群之外的人,对人群有着更清醒的认识。通过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不肯随波逐流的行为,人群可以看到在发展中被忽视、被遗忘的东西。时代赋予先知的使命,正是用他们的笔剖析社会的弊端,抚平人心的焦虑,将灵魂引向坦途。
今日的中国,亦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转型期,亦在经历这样一场转型期的阵痛,在种种不断激化的矛盾与不安中,社会的均衡发展成为我们的向往。我们在期待先知的声音,亦在期待这个社会给先知们一个宽容的话语环境,他们希望得到人群的认可,正如人群希望有人能真正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改变,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未来。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