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种温情与敬意

Carmen
2012-10-16 看过
   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的鸿文书局买过钱穆(字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当年钱先生给清华大学学生们上课时的讲义。翻开扉页,即看见钱先生写在引言中的四句话。直至今日,这四句话也有让人有如醍醐灌“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着,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钱先生在此书中回忆了从孩提时代到在香港创立新亚书院的经历。印象中的钱先生就如他的一贯形象:长衫、眼镜,有一份属于知识分子的从容旷达。在文字里,钱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因此他将《国史大纲》授权给商务印书馆时,要求必须是“繁体竖排”;在日常生活中,钱先生也极度恪守儒家的“修身、齐家”之道,有一份大儒风范。

  近日,读罢钱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钱先生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有一种别样体会。在史学界,有人奉钱先生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有人骂钱先生酸腐迂朽,但双方对钱先生“国学大师”的地位却是毫无争议的。钱先生遍读古籍,笔耕不辍,一个人学问好不好,往往从观点上就能看出来。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讲座性质的书里,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研究历史者“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化。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

  在此书里,钱先生否定了传统史学给封建文化定义的“专制黑暗”,也否定传统史学定义的秦以后“封建社会”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不过,钱先生此书的最大亮点还在于用“制度”与“人事”的观点考察历代政治,让历朝历代每一制度的解读都生动活泼起来了。比如,讲到九品中正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均贤从众,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讲宋代的积贫积弱,钱先生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在此书中,钱先生也特别注重历代政治得失对今日政治制度的启示,读起来让人精神振奋。比如,在讲到唐代科举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写明代大学士制度时,钱先生更像是在借古喻今“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

  当然,了解钱穆先生的人不难发现,此书中也继承了钱先生一贯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尤其在讲述清代政治得失的时候,这种偏颇尤为明显。在书中,钱先生似乎不太承认满洲为中华民族的一支,但同时又认为满洲人聚居地为中国领土,对清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多见其坏而不见其好。另外,钱先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评价也颇显武断,暴露其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功力不足——但这都无损于此书的价值。

   我想,历史的价值正如钱先生在后记里面所说,讲历史,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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