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凯恩斯主义的救市
林毅夫的新书《从西潮到东风》的副标题为“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从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到今年6月卸任重回北大教学,林毅夫和世界银行共同经历了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为困难的四年。在应对欧美金融危机和促进世界全面经济的的双重压力下,如何解释经济发展规律,指导低收入水平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便成为了这篇“毕业论文”的主题。
林毅夫走马上任伊始,正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当西方民众普遍从外部找原因,认为全球失衡源自于“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作为自爆而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外汇储备积累,以及中国队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之时,林毅夫指出,全球失衡并非起源于东亚,一方面不仅东亚,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在增加;另一方面其主因应该归结于美国对于金融监管的松懈。正如克鲁格曼在《现在终结萧条!》中指出的,里根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所通过的货币控制法案、储蓄机构法就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注定了今天的金融泡沫。
关于这一解释,虽然中肯而且准确,但是其出发点更多的是为中国政府的价格扭曲所进行的辩解,而通过价格扭曲刺激经济恰好是凯恩斯主义的具体措施。因此,我们也不难想象林毅夫对于危机解决之道的选择——回到凯恩斯主义的救市。
林毅夫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拉大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求,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而为了实现这一措施,并理论化平衡自由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林毅夫也推出了自己的重要理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区别于旧结构经济学而言的。对比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建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更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建议政府在全球化大生产中通过市场确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为本国企业提供合适的基础建设。同时,在随着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政府通过协调各方关系,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甚至在必要时为企业的失败买单。
相较于旧结构经济学的粗鲁,林毅夫主张的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自由化改革,政府不再像旧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一样担任“万能保姆”,而是担任一名助产士,当瓜熟蒂落时政府又将退回幕后。然而对于那些在市场中拥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该给予多少保护,保护的时间多长,乃至如何挑选需要保护的产业,本身就是头疼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政策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政策的信赖,正如商鞅立木建信。而林毅夫的解决之道将使得人们难以相信政策的延续性,而过长时间的转型,也会使得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累。
而对于未来的金融市场,林毅夫在凯恩斯“班柯”国际货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设立“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林毅夫看到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式微,同时认为即便是以后存在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形式,也难以保持稳定。一方面国家储备货币必然面临着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三者“不可能三角”的选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发行国滥发货币或者恶意贬值的危险。不过有意思的是,以上的猜测都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那么难道我们就能保证一个超国家的货币组织不存在作恶的可能?
林毅夫走马上任伊始,正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当西方民众普遍从外部找原因,认为全球失衡源自于“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作为自爆而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外汇储备积累,以及中国队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之时,林毅夫指出,全球失衡并非起源于东亚,一方面不仅东亚,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在增加;另一方面其主因应该归结于美国对于金融监管的松懈。正如克鲁格曼在《现在终结萧条!》中指出的,里根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所通过的货币控制法案、储蓄机构法就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注定了今天的金融泡沫。
关于这一解释,虽然中肯而且准确,但是其出发点更多的是为中国政府的价格扭曲所进行的辩解,而通过价格扭曲刺激经济恰好是凯恩斯主义的具体措施。因此,我们也不难想象林毅夫对于危机解决之道的选择——回到凯恩斯主义的救市。
林毅夫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拉大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求,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而为了实现这一措施,并理论化平衡自由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林毅夫也推出了自己的重要理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区别于旧结构经济学而言的。对比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建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更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建议政府在全球化大生产中通过市场确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为本国企业提供合适的基础建设。同时,在随着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政府通过协调各方关系,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甚至在必要时为企业的失败买单。
相较于旧结构经济学的粗鲁,林毅夫主张的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自由化改革,政府不再像旧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一样担任“万能保姆”,而是担任一名助产士,当瓜熟蒂落时政府又将退回幕后。然而对于那些在市场中拥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该给予多少保护,保护的时间多长,乃至如何挑选需要保护的产业,本身就是头疼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政策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政策的信赖,正如商鞅立木建信。而林毅夫的解决之道将使得人们难以相信政策的延续性,而过长时间的转型,也会使得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累。
而对于未来的金融市场,林毅夫在凯恩斯“班柯”国际货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设立“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林毅夫看到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式微,同时认为即便是以后存在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形式,也难以保持稳定。一方面国家储备货币必然面临着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三者“不可能三角”的选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发行国滥发货币或者恶意贬值的危险。不过有意思的是,以上的猜测都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那么难道我们就能保证一个超国家的货币组织不存在作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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