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有趣呀

夏天
2012-09-20 看过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堰上游玩,庄子说鱼游从容而乐,惠子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惠子又说“我非子,子非鱼,全矣”,庄子估计哑口要求回到命题的假设,多亏后来纳兰容若调和,曰“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安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再至后来的我们看,他们变化的是话语的视角,从外观走向内里,剥开云雾见青天,而一部人类学民族志埃文斯-普里查德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也有相似的境况。
一、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历
埃文斯-普里查德(1902—1973),是英国社会功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求学牛津,获得近现代史硕士学位,后来追随塞里格曼和马林诺夫斯基,于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受这两位人类学家的影响,深入田野,观察勾稽。他最初参与塞里格曼的尼罗河流域社会文化研究,并根据在苏丹阿赞德地区的田野调查写成博士论文。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1930年左右,期间针对对阿赞德这一族群的巫术信仰写出了《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这本书于1937年出版。
在完成对苏丹阿赞德族群的研究后,田野调查转向了苏丹的努尔人生活地区,在这为期两年的努尔人调查中,他的关注点是“一个没有国家和政治形势的部落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的制度的研究。1939年二战爆发,埃文斯参军,这个阶段搜集阿奴亚克人精确信息,编著语法词典。回到苏丹后,被派往叙利亚,在此间研究两个宗教团体,但没有做深入分析思考,发表一些关于调查的笔记。1942年派往英驻昔兰尼加军官部门担任联络员,对贝多因游牧民族细致观察,后来根据这些调查资料,写成《《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团》,分析了一个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如何发展成中央集权政治社会的过程,也是对《努尔人》的一个回应、发展和完善。
人的家庭状况、少年经历和宗教信仰等对一个学者影响甚大,无论早期人类学家抑或是当代的人类学,他们的研究往往会带有浓厚的早期色彩,像米德,人类学研究的心理色彩与其早年的心理学学习有关。埃文斯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父亲约翰•埃文思-普里查德是一位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在1944年皈依罗马天主教,这个背景也影响他对宗教的研究,对于自己的信仰,他说“事实上,情况多少是一方是对宗教漠不关心者,另一方是天主教信仰者的态度,就我所知,很少有中间状态”,“要么都选要么都不选,不允许在一个教派和完全没有宗教之间的妥协选择。”,反对将宗教研究化约即将宗教贴上“幻想”、“补偿”、“投射”、“迷信”的标签,或多或少的对其进行实证主义或不可知论的科学解释。埃文斯-普里查德既有马林诺夫斯基的深入田野精神,田野之上,“尽可能地像他们中的一分子一样生活在土著人中,……使自己与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没有权威和地位要维护,并且与他们不同,他有一个中立的身份,……是一个谦虚的学习者,没有侍从和中间人挡在他和土著人之间,没有警察、翻译者和问答式教学者把他与他们隔开”。同时,他有强烈的学术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将人类学放在历史下考察,使其具有史学性质,“社会人类学把社会作为一个道德体系而不是作为一个自然体系来研究,是解释而不是解答”,强调对社会文化情境和意义的探究。
二、上坡路与下坡路的链接
上文已提到,《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是跟随导师塞里格曼在尼罗河流域的社会文化调查所写成的论著,导师在著作前言中写到“埃文斯对阿赞德人认真研究的20个月期间,收集了大量资料,虽然这本书确实只涉及阿赞德人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没有生活习俗整个结构的透彻理解,也写不出《赞德巫术》”,揆此,作者的立场是站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把巫术、神谕和魔法从众多现象中“提取出来”,“研究这些实践(社会活动)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他们图和形成一种观念体系,并因此探究这种体系如何在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来”,这段话本身包含三个方面:人、社会、文化,而且这三方并不是彼此分割或者只具备单向关系。在埃文斯之前的学术研究中,对着三者或者其中两者的研究的民族志和理论探索的人类学家集中在功能学派,如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如马氏认为巫术是人的心智能力无法应对自然界中的生存而发明的预测事变、消灭意外的工具,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对库拉圈这一社会活动和与库拉圈有关的仪式、信仰和传说和故事进行探讨时,围绕的主题是“个人的需求”。所谓“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若马林诺夫斯基是上坡路,那布朗则代表下坡路。布朗的学术研究追随涂尔干的社会学派,认为唯一的神就是社会,“神乃社会的自我神话”,“个体通过对集体表象的模仿,将社会秩序内化与心灵”,也就是社会怎么塑造自我的问题。在《安达曼岛人》中,布朗沿着这个思路,通过安达曼岛人的神话仪式来说明社会通过组织、仪式、巫术、信仰等象征手段进入个体,人的活动就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安稳与正常进行。“埃文斯的研究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两人的辩证思辨(王铭铭语)”。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的导论,主要是一种先验理解,对写作背景和阿赞德人,赞德文化的整体介绍。阿赞德人生活在尼罗—刚果风水岭上的黑人民族,他们生性乐观,乐于交往,同时又聪慧世故。普通阿赞德人和皇族是在这方面是有区别的,皇族要高傲一些,政治体制也维系着他们的公共生活,家庭生活中妇女地位底下,老人拥有权威,书中接下来的四部分主体内容,简单地说是对题目的释义,巫术、神谕、魔法这三个部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中串联起来,以巫术信仰为基石和底色,用神谕和魔法检验和抵御或者对抗。首先明确这个无时无刻一直存在于赞德人心中的巫术是什么?他们怎样认识巫术?怎样判定是否是巫术?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他们经常把“巫术”这个词语挂在嘴边,但是对巫术没有什么概念性的看法,彼此之间也不讨论巫术的问题(P45)。站在我们的角度,巫术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它的功能具有精神性”,(P50)通过对死者尸体的解剖揭示巫术物质和以此判断死者是否是巫师。并且,“在赞德文化框架里,这种想法是符合逻辑并富有探索精神,也强调了自身思维的连贯性,如果巫术是器官性质,那么它的存在是可以通过验尸来确认的,如果巫术具有遗传性,而且人们在巫师的腹部发现了巫术,那么巫师的男性近亲的腹部肯定也会发现它。”(P59)埃文斯和很多人类学家一样,利用“冲突”、“矛盾”、“意外”这些类似的现象事件作为了解的一个窗口,如果出现“花生苗枯萎了、猎物跑了、某某生病了”等等,唯一的原因就是巫术——用巫术观念阐释不幸事件,对“为什么不是你们偏偏是我呢”,“为什么两件事情精确地在同一时刻和同义地点发生”的回答正是“巫术的作用”,(P89),在这里巫术解释的是为什么有害,没有解释怎么有害,这是我们和阿赞德人的思维区别之一。作者在了解巫术在不幸中怎么起作用之后进一步观察“阿赞德人是如何在得知受到巫术影响后行动”,在第一部分的六、七、八章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阿赞德人通过请教神谕确认巫师,请教神谕有相同的程序,在确认后直接和被断定为巫师的人交谈,请他“向鸡翅喷水”以求解除巫术,被指控的人只有接受不能显露坏脾气或怀有恶意,因为“仇恨是巫术行为的动机”。每个人都有被认为是巫师的可能,同时几乎又无人承认自己是巫师,巫师被“远离”和“隔离”,同时普通阿赞德人之间又彼此联系,作者在此也指出:“巫术观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境,而情境都是转瞬即逝的,一旦导致对某人进行指控的情境不复存在,这个人极少被看做是巫师”(P124)。
巫术仅仅是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物质存在于阿赞德人的日常生活中,巫医的产生也就自然而然。作为一个专门的行业,“巫医是先知又是魔法师,作为先知,披露谁是巫师,作为魔法师,他们打败巫师”(P165),也就是说巫医是将巫术,神谕,魔法沟通、使用和抵御的重要中间人,尽管巫医的判断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在第二部分中,埃文斯通过对降神会中巫医的表现,站在“欧洲人”视角,描述怎样举行降神会,对降神会中的“问—答”,夸张怪诞的表情,舞蹈进行解释。通过细致的考察巫医启示的内容和模式,发现其实“一个巫医之所以能够占卜成功,是因为他运用技巧说出来听者希望他说的话”,“所有那些对民族学者来说毫无意义,对旁观者来说意义模糊的话,在提问者那里就能够被理解”,实际上和当代社会灵媒的解释相似,除了对降神会的解构,从巫医的传承中,作者了解到存在其中的欺骗行为。而对巫术、降神会舞蹈的作用,作者回应布朗的功能主义,“巫医的舞蹈是抗击巫术的公开表现形式,……能够有效的维护和灌输巫术信仰”,“阿赞德人正是通过参加巫医的降神会等,了解到了巫术的范畴和性质”(P267)。这就是为什么“常识不能打败迷信”的原因。
埃文斯本身受剑桥心理学家巴特莱的影响,“认为野蛮人都神秘的认知。或是他们的知觉都是神秘,乃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有自身的心智习性和其自身的世界观”。上一部分也提到巫医作为先知预测未来,但只能提供初步的证据,在重大事情上,听取完巫医的说法,会放到神谕面前验证。阿赞德人最重要的神谕是“毒药神谕”,若神谕是在亲王的命令下获得的,这个决定具有法律效率。在《阿》第三部分中,针对怎样“和神谕斗智斗勇”,怎么“采集神谕”,怎样“请教神谕”,怎样思考“请教神谕中出现的问题”一一做了考察和解释。我们认为的矛盾,在他们的观念里迎刃而解,例如神谕的指示错误或者答案的自相矛盾,他们会说“受到了干扰”或“违反了禁忌”,“阿赞德人跟我们一样观察毒药神谕的作用,不过他们的观察总是从属于他们的信仰,甚至融入他们的信仰,并且被用来解释和维护他们的信仰”(P331),由此作者也得出了坚定而精辟的结论:“在用来表达信仰的模式里面他们能够进行缜密的推理”,并表现出了巨大的才智使神谕判决与经验保持一致,例如“他们不会问容易被实践的问题,他们的提问都是一些无法预测的时间,其答案要么不能够被验证,要么在事实被证明错误的时候归结于神秘的力量,任何错误都可以归结于神秘力量的干扰”(P350)。他进一步剖析,他们的思维和我们竟如此相似,一旦接受这些信仰,逻辑,推理都会随之产生并保持一致,如果发生与事实相互抵触的一面,我们也对其进行修正和维护。埃文斯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细致全面的资料收集之上的,这也是这部著作被高度称赞的原因之一。
和我们一样,既然出现问题必然要克服,而“魔法是巫术的首要克星”,首先指出如果不考虑道德属性,在阿赞德人的观念里,妖术师和巫师区别在于前者使用魔法技巧并从魔药中获得力量,而巫师既不举行仪式也不念咒语,而通过遗传达到自己的目的,两者都是好的魔法的对抗目标,所以有必要进行道德属性的界定。好坏魔法在我们看来都是“破坏了别人的健康和财产”,而在他们看来,好坏魔法的区别是“是否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再次对于阿赞德人怎么看待魔法,埃文斯回答他们是狡猾的,“每个人都在变通自己文化中的概念,使他们在具体情境中能为自己所用。不强制所有人在某个具体的事情上都持有同一的观点,不仅如此,每个人都利用观点维护自己的利益”(P427),例如他们对待疾病,即把它归结于神秘的巫术这个原因,同时治疗时也不忽视对病症的治疗。而在对待阿赞德人为什么没有察觉到魔法的无用时埃文斯列举了二十二条理由,如问题回答的留有余地、信仰的模糊性、知识的单薄等等。最后,通过对实践魔法的会社的考察,进一步补充说明魔法在连接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清晰表达,将巫术、神谕和魔法放在死亡的情境中对这个信仰体系进行了演绎和总结,“死亡令人想起巫术的概念;请教神谕可以决定复仇的进展;实施魔法可以达到复仇的目的;神谕决定魔法什么时候完成;而魔法任务一旦结束,魔药要被销毁”,这一连串的连贯性举措,加之与“现实抵触”的措辞,或者是巫术,或者是禁忌,或者是性别、等级的干扰,呈现出一种社会和生活。
三、巫师?麻瓜?骑士?——《阿》的田野启示
埃文斯在书中讲过一个行走中的巫术的故事:午夜散步,有个移动如聊斋般的亮点消失在图普瓦家,而不久(就在当天上午),图普瓦家的亲戚便死了,赞德人说是巫术,埃文斯阐释的是当地人的所想,而我,作为读者,思考中也泛着浪漫的想象,说不定真有巫术呢。将自己摆放在何种位置才是正确或者合适?埃文斯在后来的《原始宗教理论》中谈到“认识到至关重要的原则是我们无法理解原始人的文化或宗教,直到我们承认他们的整个生存空间可能与我们截然不同,而要恰当的解释这个生存空间,只有通过长年艰辛的工作,从其内部来理解他是怎样运转的”,阿赞德人的巫术信仰研究是这段话的一个个例,反对简单的进化论,将原始人放在进化论的最低端,反对心理学派的化约论,认可列维-布留尔的理论,认为原始人具有自己连贯的理性思考和非理性情感。尽管,在《阿》一书中,作者并没有完整、清晰的提出一个原始宗教和信仰研究的理论,但从他对仪式、日常生活、公共生活的细致描写中,我们能窥见一二。例如对降神会中舞蹈的解读,从最细小的表情、服饰、动作、神态作为解答的切入点,结合着整个信仰的背景习俗,串联巫医和非巫医的对舞蹈的不同态度,有人、社会背景、文化的三者融合,仪式为主轴线辐射四周。这种从内部考察的方式,后来的人类学家进一步展开,即以格尔兹为带表的“阐释人类学”,“把他们置身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系统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将宗教、艺术置于文化体系中,理解特定的民族怎样以特定的方式试图把这些食物放在某种可理解的有意义的系统之中,也防止文化分析的社会唯美主义倾向。笔者觉得,我们的田野调查的立足点,不是将风车看做的浪漫骑士,不是对一个地区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或者巫术毫无奇异感的麻瓜,很大程度上像个巫师,身临其境又可冷眼旁观,感同身受又能甩袖而舞。
四、顺藤摘瓜?斩断情丝?——《阿》对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阿》放在整个人类学学术史上思考,能体会到一扣一环的不可分离,王铭铭在《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一书中系统的爬梳评论学术史,将埃文斯-普里查德放在思潮下讲,“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离不开他对社会结构和人类学的自身文化定位的反思”,上文笔者也提到埃文斯对马、布二人的发展,这个建立在学术史上的学术中思维的乐趣显而易见。如同顺藤条摘瓜,单向的决定论研究缺乏辩证,就得走向辩证关系的展开。当我视野拉宽回至社会学派涂尔干那里,涂尔干对整个人类学、宗教学研究的颠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宗教”,撇弃“泛神论”“万物有灵论”这些“驴拉磨”式的来回旋转,将空洞、流动、摸不到的精神找到了安托的大地,决绝斩断情丝。在《阿》中,埃文斯并没有用心理学派或者社会学派的理论对阿赞德人的巫术进行解构,而是原汁原味的描写当地人的经验和实践。这本早期的民族志虽然没有解决“怎样以科学思维表达宗教神圣性”,怎样继续“科学思维和心灵建构中的文化形成”等问题,但终归留下了内部研究宗教,反对宗教化约遗产。正如福柯所讲,“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增长,而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求知者偏离他的自我,那么归根到底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的一生中,如果要不断观察与思考,有时候关于自己能否采取与自己思维不同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能否看到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事物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绝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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