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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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4 看过
       有关性反应及其治疗方面的知识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性进展,这种进展曾几乎只集中于性活动的行为及机制的研究上。但是随着性治疗领域的延伸,这方面工作的难度变得更加明显,而进一步研究性行为在人类关系中的位置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了出来。

  在婚姻问题的研究及其治疗领域,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已经被证明确有其效。这种理论当然也很容易被延伸到性关系的研究中。反之,通过针对性的性治疗而获得的性行为中,身体方面的知识则能够促进对内在客体关系的理解。本书就是对这两方面的结合应用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在本书中,我尽力将下列领域内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了整合性的运用,它们包括:性治疗、精神分析(尤其是客体关系理论)、婚姻研究,以及家庭治疗。

  在研究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多让我获益匪浅的老师和同事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来自波士顿,而近来的一些影响则来自华盛顿以及英国伦敦。下面我要提及的是对本书创作给予更加直接影响的同行。1972至1973年间,我就职于塔维斯托克中心(Tavistock Centre),那里的很多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尤其是亚瑟·海恩特·威廉姆斯(Athur Hyatt Williams)、已故的达格摩尔·亨特(Dugmore Hunter)、青少年部的伊萨克·惠特伯格(Isac Wittenberg),他们教我学会并应用了梅拉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理论。罗伯特·格斯林(Robert Gosling)和皮埃尔·特奎(PierreTurquet)教我怎样把客体关系理论应用于群体治疗中,而弗雷德·波弗(Fred Balfour)则让我学会了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引导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我有幸能同已故的亨利·迪克斯(Henry Dicks)共事,他所著的《紧张的婚姻》(Marital Tension)一书启发了我工作的研究方向;而约翰·鲍比(John Bowlby)则在工作中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还要特别感谢约翰·希尔(John Hill),他指导我进行了我的第一次临床研究。这次研究工作让我们合作创作了《两个世界: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Between Two Worlds: Aspect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to Work)》(伦敦:职业指导者丛书,1976)这本书。虽然当时研究的主题同我现在的研究方向表面上并无关联之处,但如果没有在合作过程中他给予的帮助和教导,我是不可能完成目前的研究工作的。
  
        在华盛顿心理分析研究所和儿童医院工作的期间,我的督导、老师和同事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罗杰·夏皮罗(Roger Shapiro)和瓦米克·沃根(Vamik Volkan)帮助我将客体关系理论同精神分析其他方面的内容相结合;而让·雅克比恩(Jean Yacoubian)则向我详细阐述了他在儿童发展研究方面的一些思想。在华盛顿精神病学学院参与家庭治疗心理动力项目的师生共同探索了将客体关系理论运用于家庭和婚姻治疗的可能性,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实证结果。

       在华盛顿普瑞特姆协会(Preterm of Washington, D,C.)所进行
的性疗法研究项目中,在同事的支持与协作下,我的临床工作取得了
进展。我非常感谢这个机构对我们的研究项目所给予的支持,同时还要感谢目前仍在那里工作的同事们,他们是埃利斯·德·乌瑞斯(Elise
de Vries)、派特·哈丁(Pat Harding)、本杰明·艾力斯(Benjamin Ellis);也要感谢在那里工作过的莎莉· 鲍伊(Sally Bowie)和詹姆斯·利伯曼(James Lieberman)。1974年我们开始进行这个研究项目时,曾得到下列同行给予的帮助:迈克尔·伊文斯(Michael Evans)给予过一些指导建议;当时的华盛顿普瑞特姆协会的主任朱迪·琼斯(JudyJones)以及这个协会的首任主席哈利·莱文(Harry Levin)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埃力舍·得·乌端(Elise de Vries)、本杰明·艾力斯(Benjamin Ellis)和威尔斯·古瑞奇(Wells Goodrich)曾帮助我校阅手稿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建议,在此我也向他们致以谢意。在母婴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与性关系的关联性方面,查尔斯·史瓦贝克(Charles Schwarzbeck)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还帮我认真校阅了手稿中几个部分的内容。感谢苏珊·威廉姆森(Susan Williamson),在我数次易稿及最后完稿的过程中,她以其非凡的能力耐心辨认我的笔迹,她以极富专业性的文档编辑工作给予了我很大帮助。埃莲·玛丽吉(Elaine Mariggio)和普瑞特姆协会的布兰达·怀特(Brenda White)也参与了本书的文档编辑工作。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个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研究工作。厄尔·哈伯(Earl Hopper)用了不少时间来校阅书稿,并对我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他还帮助我联系了出版机构。在我开始撰写本书以及随后的创作过程中,我的妻子吉尔(Jill)一直在鼓励着我。在我工作繁忙时,她承担了一切家务。吉尔同时也是我的同事,她向我提供了一些想法并在编辑工作中给了我很大帮助。 

       最后我还要感谢那些经我治疗的患者,是他们让我学到了我现在
所掌握的关于性关系方面的知识。
  我还要感谢医疗出版社(Hospital Publication,《人类性活动的医疗方面(Medical Aspects of Human Sexuality)》的出版者)以及人类科学出版社(Human Sciences Press,《性与婚姻治疗杂志(the 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的出版者),它们允许我引用了我先前在这两家出版社所出版的书中的文章。我也要感谢约翰逊·阿仑森出版公司(Jason Aronson)允许我使用汉拔托·尼加拉(Humberto Nagera)的《女性的性与俄狄浦斯情结(Female Sexuality and the Oedipus Complex)》一书中的一个插图。同时还要感谢纽约的新美国图书公司(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New York)安排我复印由约翰·西奥迪(John Ciardi)翻译的但丁所著《神曲》第一部“地狱篇”中第一节的部分内容(版权所有,1954,约翰·西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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