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隆爷维稳之失败

Mr. Curiosity
2012-09-03 看过
在新版译本的最后,两位译者陈兼、刘昶写了一篇札记,其中有言:
“他[孔飞力]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p.344)
两位译者之所以有这句“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声明,是因为《叫魂》这本书自出版后,其中的故事一直被拿来与现实相参照,而相符之处又实在太多,自不免需要额外打个字幕。
译者陈兼自己就记述了1999年7月底在桂林买书的经历。一位卖书的小姑娘指着电视机里的“现代妖术”批判嘟囔着:“很像的。”(p.345)这本书的评论者也大多由古至今,论及现代中国的官僚体系、谣言传播和社会恐慌心理,更进一步提出批评。惜乎当政者没有眼光(也许是这本书的幸运),并没有就此反思,所以时至今日,仍能不断从现实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实例。
发生于1768年的叫魂是如何演变成一场社会恐慌的?乾隆为何对它如此重视?他的维护社会稳定之行动,又是如何以失败告终的?孔飞力在书中铺陈大量史料,寻找线索,描绘了这一场政治和社会闹剧的始终。
在我看来,叫魂之所以引发大规模恐慌,原因在于“盛世”之中蕴藏的社会戾气。乾隆一朝,疆域不断扩张,GDP和人口都在快速增长,商业网络带来了繁荣景象,外来威胁尚未浮出水面,内部运动尚未形成气候,史家多称之为盛世;但孔飞力却认为这是个“镀金盛世”,尤其是对市井小民来说,情形更是如此。“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p.42)物价的飞涨带来了贫困,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发展呈现了不平衡,劳动力的解放带来了人口流动,这使得当时的叫花子和与之身份类似的游方僧道大量出现,而他们就是“叫魂”罪行最主要的嫌疑犯。孔飞力所记录的最早的叫魂案例,鲜明体现了那些充满不安全感的小民是如何将矛头指向形迹可疑的“陌生人”的。不安全感带来猜疑,焦虑带来非理性行动,恐惧带来暴力——一旦政府认可了这种行动中某些合理性因素,社会恐慌和恶意便迅速蔓延开来。
既然如此,乾隆的处理方式便很值得质疑。如果像早期叫魂案例中的地方官员所采取的方式,即查清事实、杜绝恐慌,那么这场社会风波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叫弘历的皇帝,也有他的焦虑和“戾气”。在书中,孔飞力对他的心态分析格外到位。一方面是对所谓叫魂活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感到恐惧(其中包括剪发的象征性意义),另一方面是对现存官僚体系感到不满(“竟染外省习气,有失满洲旧风”[p.89],即满族官僚的汉化),弘历决定认真对待叫魂,予以严格清剿。因此,孔飞力的分析是对的,对叫魂的清剿主要来自于皇帝对于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对于一个外族政权来说,这种焦虑可能是根深蒂固的。
弘历的举动出于对社会稳定(或者直言之,政权稳定)的维护,而这种维护是失败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不仅没有真正消弭社会不安全感,反而加剧了叫魂带来的社会恐慌。“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更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p.285)实际上,正是官府的清剿放大了叫魂所带来的社会不良效应,使得社会戾气四处冲撞,遭殃的不仅是最底层的乞丐、僧道等社会游民,也包括社会结构的矛盾。其次,它立足于一个本来就属捕风捉影的事件,因此也注定不会带来官僚体系的良性发展,无论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皇帝本人的私人利益来说,都是如此。最后,它对政权的合法性建设没有提供合理的推动。或许皇帝本人也没有想清楚,他的焦虑是如何与这个事件勾连,而这个事件又是如何可能会真正消除他的不安。孔飞力批判运用韦伯对于专制君主和官僚制的分析,描绘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是如何在这一事件中斗争与妥协的,但西方政治学如果不能与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展开丰富的对话,的确没有办法深入剖析这种中国特色官僚制度其中的盘根错节。这也是孔飞力分析中令人觉得隔靴搔痒的一个部分。
回头来看中国现世。“盛世戾气”是否存在并愈演愈烈?领导者对于政权合法性及其稳定性的焦虑是否长期主导着政治决策?当代政权与清朝的专制官僚制是否有一脉相承之处?回答了这些问题,或许能对当代的维护稳定行动做真正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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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 叫魂 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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