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丰 马长寿和他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转贴)

疏勒盐(上海)
2012-08-29 看过


一九六三年初,学校已放寒假,马长寿利用寒假闲暇工夫,开始翻阅关中金石志。这部分金石志大体上都是清代金石学盛行以后一些金石学家写成的,主要有毕沅《关中金石记》、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王昶《金石萃编》、陆耀遹《金石续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毛凤枝的《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等。[1]每有所得,马长寿便抄记入日记簿,等到积累略多,他便萌生写一篇论文的想法,主要想从碑铭中记录来推测关中地区部族的分布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想法虽好,但确有难度,所以马长寿用其“意屡起屡仆”来描述当时的心情。马长寿所虑是,自从宋代欧阳修以来,企图以碑铭证史补史者何止数百十家,他们的地位条件虽优越,著述甚丰,但以马氏目光来看“所做工作则大抵费力多而成功少”。[2]总体评价并不很高,有了这样的悬的研究工作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当然,马氏所担心的原因不只此一,“我于金石素无根基,又无力搜罗关中各县的碑碣和造像题名,若效颦古人,岂不贻笑大方?”“于金石素无根基”不过是他的谦辞,仅以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书前撰写的关于《阙特勤碑》来历及其发现、研究经过的说明,[3]就显示出他深厚的金石学素养。不过,他并不希望效频古人,希望搜罗更多关中各县的碑碣和造像题名,这些则是以往金石著作中没有著录的新材料,而当时他又没有能力前往实地考察收集,难免有些消沉,倒也是实情。春节前,马长寿到碑林的陕西省博物馆开会,席间,武伯伦馆长谈起,新近从渭南县渭河北岸的白居易故乡运来一件北周武成二年(560年)造像题名幢,题名中的白氏,不知道与白居易有无关系?想来马长寿未便回答,大约一定要看过实物或拓片之后才能答复。嗣后,武伯伦遣人送来四幅拓片,是《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的东南西北四面。在题名的一百五十六人中有数十种是北镇鲜卑杂胡姓氏,殊形瑰异,未曾见得,读后使马氏为之一震。同年五月间,马长寿又前往省图书馆碑帖档案室,借出馆中旧藏关中羌村造像题名二十多种,这些拓本中有八九未见前人著录。有了这些材料马长寿着实高兴一阵,解放前,陕西的碑碣造像等有文字内容的东西归省图书馆管理,包括从各县搜集来的碑铭拓本。后来省博物馆在碑林成立,碑碣造像都移交给博物馆陈列,碑铭拓本则分别由二馆收藏,其中造像碑题名拓本多在图书馆内庋藏。不经意间,马长寿获得这些难得材料,这些碑铭不但外人难知,就连民国年间渭南人武树善在修撰《陕西金石志》时也未曾寓目。马氏“不禁狂喜移日”,自谓“今人所见又何曾多逊于古人呢!”喜色露于颜表。很快,这年的初夏,马长寿便写成《碑名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这篇论文的初稿。
在以后的几年间,原稿不断在修订之中,马长寿尤其不放心的是属于耀县的九块碑铭。一九六五年七月,从延安参观返途中,马长寿考察了存放在耀县文化馆东西走廊中的《夫蒙文庆造像碑》等九通造像碑。此外,还发现碑廊内有西魏大统元年(535年)《毛遐及邑子二十八人造像记》等三块碑铭,其中也有与少数民族部族有关的材料,觉得应该补入原稿之中。参观考察前后,马长寿又仔细地访问当地知情老人,七十多岁的宋仁三,这样也搞清楚了这些碑铭的来源,它们原来的存放地点。这样的调查习惯显然是马氏在长期民族调查活动中养成的。马氏同时也修改初稿中一些不确或者错误,如关中地区民间造像开始于何时,原以为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大代晖福寺碑》,在耀县考察后方知始光元年(424年)的《魏文朗等造像》则早于前者六十四年。并深有感触地叹道:“由此一端,可知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不只对未发掘的东西认识不到,就是已经摆在面前的东西也还认识不够”。[4]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在写完该书的校后补记后马长寿终于松了一口气,书稿交由权威的文史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谁想这部书的出版竟一波三折,不久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等到正式刊行问世,足足延缓了二十年,已是1985年了。作者没能等到这一天,便在一九七一年逝世了,遗憾的不只是作者,原稿中所附的拓片,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5]我们看到的只有文字而没有与文字配合拓片图版,作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的马长寿看重的绝不仅仅是文字。



马长寿的关中碑铭研究实际是寻着两条线索推进的。首先,他收集的碑铭共有二十五种,其中十三种见于以往的金石著作,另外有十二种碑铭不见于前人著录。完全未见著录者有十种在文末有一个附录录入,有两种则直接在文中收录原文,以方便讨论。当然,见于前人著录的马氏又重新对照旧抄新拓详细校勘,加以补正。其中最重要的《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囗产碑》马氏将新录文按原碑格式标点刊布,为以后学术界提供一个比较可信的文本。至此以后,严肃的学者在涉及二碑文字时一般使用马氏录文。碑铭的年代始于前秦建元三年(367年)至于隋朝开皇六年(586年),共二百一十九年,前后包括六个朝代。范围在渭水南北两岸的关中地区。马氏得意的是在此二百多年间有二十五通碑铭作为研究资料,除了后秦之外,每个朝代都有一些代表性的碑铭成为研究对象,可供讨论。
第二,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马长寿也深知碑铭材料的局限性。只靠碑铭材料很难反映出部族历史的全貌,即使是比较简单的部族分布和关系,仅依据碑铭材料也很难呈现出来。因此,马长寿的第二条路线,就是在正史、类书、丛书及地方志中找出一些可与碑铭相映证的文献材料加以讨论佐证。尤其是大范围的背景分析,文献资料当然是重要的依托,涉及至具体的学术问题,如关中部族除规模较大的羌、氐、匈奴外,种类繁多的其他部族如何分布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文献不曾记叙的东西,求助于碑铭、造像题名这类石刻资料则可得到比较妥当的解决。纵然不能完全解决,也可获得一些探索经验。
这两条交替进行轴线,可将马长寿的研究方法、研究策略展现的淋漓尽致。前者展现马氏深厚博大的文献功力,后者则涉及到观察文物时细致入微方法和写作风格。当然,马氏的研究策略并非仅仅将文献与碑铭相互映证,而是通过周密的分析使碑铭,这些看似零乱材料,有机的组合,构成前秦至隋初两百年间关中少数民族部族的一般面貌。这些都是前代金石学家闻所未闻或者想到而作不到的事情。
另外,马长寿将讨论北朝时期问题的下限截至在隋代初年,虽可能囿于材料所限,实际上也暗含着他本人关于历史分期认识,隋初年无论制度还是生活层面更像是北朝的沿续,而并非新时代开始。
《邓太尉祠碑》原是一块名碑,许多金石学著作中都有著录,但以往著作除文字上解释颇有出入外,甚至连碑的原存放地点都没有搞清,马氏经调查确定碑原立于蒲城县东北七十里的东河川(洛水西岸)。冯翊护军所属五部,其中有和戎和宁戎,《晋书》中“和宁”并称,其所在地说法不一,马氏据碑文合称之“和宁戎”指出和戎与宁戎分为二城二部,并确指其方位,具体势力范围之所在。五部内统治的部族有屠各、黑白羌、西羌、卢水胡、白虏(鲜卑)、支胡、粟特、苦水等,统称为“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7]虽然,以前有学者如唐长孺对有些部族加以考证,[8]但马长寿的研究无疑更进一步。马氏不但研究了碑中提到的全部部族并注意到了关中部族虽然杂居,但人数实力并不相同。氐羌人数最多,实力亦最强。氐与羌相较,羌虽入关中较早,但其经济文化条件皆不如氐。氐则受汉化最深,语言多已汉化,姓氏亦模仿汉人。[9]这样可理解苻坚执政时为什么典章制度多法魏晋,为什么容易与三秦大户经常性的合作。前秦治关中,文物制度多宗魏晋,而帅吏则多凭羌人,氐羌上层始终联合。冯翊护军郑宏道的部吏中羌人共十九人,占军吏总数的68%以上。这些结论无疑发前人所未发。
前秦建元四年(368年)《广武将军囗产碑》碑文著录全者很少,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只根据碑正面第一行有“广武将军”,即称之为《广武将军囗产碑》。马氏则据较全的拓本称碑额有《立界山石祠》字样。广武将军亦囗产,抑其祖父,很难确,[10]碑主的姓氏也属这种情况。[11]以往金石家只注重碑主姓氏,马氏则侧重前秦渭北疆域之划分,职官之设置,部族之分布及碑主所统治吏民数目等等。他将碑中所列的官秩分为三类:1、军事系统,有各级将军、司马等;2郡县系统,主薄、录事等第三类属部族系统,如大人、部大、酋大等。按照上述三个系统和官秩,结合碑中的事实,马氏对碑主的政治地位有一些推测,囗产是护军兼冯翊郡太守。[12]虽然这种假设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这种细密的研究方法当有示范作用。
碑文的残阙使我们无法获取少数部族的直接信息。马氏为弥补这一缺陷从大人、部大、酋大的姓氏入手,凡是有这三者姓氏的应该属少数部族的姓氏。问题是有些姓氏一望可知为部族姓氏,有些虽冠部大等衔但与汉姓相同,当下一番功夫考证。经马氏研究可确指的属少数部族的姓氏居50%以上,加上若干与汉姓相同者,占84%以上,共属十六个部数部族。十六国时关中部族有的属编户而有的却属杂户,马氏按碑铭所透露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如有的羌姓部族在《邓太尉祠碑》内有诸军参事、功营、主薄、录事等,隶属一定的城镇,当然是编户。大部分的羌族仍在本族大姓部大的统治之下属杂户,而氐族入关较羌族稍迟,但晋初已成为编户。这样的情形即使制度史的研究者也并不一定注意到。
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尤其是郡县以下的官佐系统,《晋书》记载非常简略。马长寿则据《南乡太守司马整碑》、《彭祈碑》、《建宁太守?宝子碑》及前秦碑铭,构建了较完整的郡守以下的官佐体系。并指出,碑铭中的租曹、行事、寺门、丁议、里禁等诸秩皆为晋官名中所无。碑铭中的文官,有的属郡太守,有的则属于县令长,情况相当复杂。
北魏太和年间以后,佛教寺院兴盛的同时,亦兴起一股造像碑题名之风。造像题名涉及民间信仰,现在成为理解乡村社会一个重要的材料。[13]而以往金石家并不重视这类资料,《陕西金石志》观点大体上代表的金石学家一般的看法:
按元魏以来,造像滋多(略)。然迄今千数百年,渭北各县荒村废寺,此种古物犹累百盈千,惟文字欠雅驯,且漫漶过甚,不堪著录。[14]
虽然造像题名的文字欠雅驯,但却反映出当时各阶层人们精神世界的现实需要。不过,马长寿的研究并不是以民间信仰作为出发点,而是希望通过造像题名研究少数部族的聚集分布、内部构成、婚姻关系及姓氏变化情况。马氏将北魏造像碑题名分为四种类型:家属造像、同族同姓人造像、同族异姓人造像和异族异姓人造像。通过《焦延昌造像记》的父亲、母亲姓氏、通婚,马氏以为焦氏颇像一鲜卑姓或鲜卑化的胡姓,焦姓鲜卑却不为《魏书•官氏志》所载。同族同姓造像题名以《雷标等五十人造像铭》最为典型,此碑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只有男性,没有女性参加。同族异姓人造像则最为普遍,不足为奇,但《邑主隽蒙囗娥合邑子州一人等造像记》题名人除僧众涉弥外则全部为羌族妇女。该村邑中妇女来源,大部分最从外村外姓娶来,姓氏庞杂,妇女在民间信仰中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是值得关注的另一方面。马氏的基本看法是北魏时期造像人主要是汉人和羌人,没有新从关外来的鲜卑及其他北镇杂胡参加佛事活动。如这一结果可信当引起宗教研究者的思考。
北魏占居长安后,挟政治强势鲜卑人不断移居关中,尤其是北朝后期东西魏分裂前后,以北方鲜卑为主的北族大量涌入关中。北周时期,鲜卑和杂胡拜佛造像之风逐渐漫浸,与以前此尖主体由汉、羌操纵的局面完全不同。马长寿透过造像题名敏锐地观察到,关中地区北族开始散居汉人村邑,每个汉村或羌村都有北族进入,只有二、三户北族点缀的村邑,已是北族分布最稀的地方。
最能体现北族聚居关中特征的莫过于北周武成二年《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了。是碑虽然文字不够雅训,错字不少,[15]但在主文两侧东西南三面都有造像者题名、刻像,共有一百五十六人之众。马长寿注意到了不同部族集中分布在造像碑的四面,?斯姓多在西南,?拔姓多在北,宇文姓多在西,匈奴、高车诸姓多在北方。
造像题名人的成份是复杂的,至少有二十六种少数部族姓氏。马长寿从部族分类学的观点将这类姓氏分为八类:一、祖源出匈奴而向北方鲜卑转化的部族姓氏,有贺兰氏;二、属于北方鲜卑者,有?拔氏、若干氏、普屯氏、如罗氏等;三、西方鲜卑有和稽氏、俟奴氏、费连氏等;四、高车部有?(斛)斯氏、屋引氏、贺拔氏、乞伏氏、乙旃氏等;五、属于白部鲜卑的有吐谷浑浑、乙弗氏、库氏等;六、东夷姓氏有乌六浑氏;七、属于西域胡人姓氏有支氏、白氏。至此,马长寿可以回答文章开头武伯伦的提问,白居易出身西域胡人,似无疑义,最有力的证据是白氏之弟白敏中拜相时,崔慎猷称之为“蕃人”。[16]八、部族系属不明者有屈突氏、土知勤。马长寿指出:
过去对于经典作家所说的“统治民族”,我们认识不够,以为只有皇帝和若干将相是某种少数部族,如何能说某族便是“统治民族”呢?现在从渭南河北造像题名所列官爵来看,北周一朝除了朝廷的皇帝和将相是鲜卑和杂胡成分外,各州刺史、各县县令以及带领军队的都督、统军、别将,甚而至于宗教的官秩,有许许多多都是由鲜卑和杂胡充当的。[17]
马长寿要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中渭河以北的羌人和他们的汉化过程。汉魏以来的关中是羌人的聚集区,北朝以后随着北镇鲜卑杂胡相继移居关中,羌人的势力明显得到削弱,并向西移动,造像碑铭中有“知命弗常,漂流四使”[18]的感叹。羌姓诸人在北周时也有居文武要秩者,虽然这些人并未见史传。《雷明香为亡夫同?乾炽造像记》中包括了雷明香母家和其亡夫同?氏两个家族,涉及同?、雷、夫蒙三姓,马氏认为他们彼此之间代代联婚,说明他们实行的同族异姓间的内婚制。不过,《郭羌四面造像铭》记载中一门亲眷,氐、羌、杂胡诸姓皆有的现象,却使马氏深感困惑,明显的与鲜卑、西羌大都所保持的族内婚制情况不符,而上层人物,如贵族、达官则不在此限。
马长寿在论述族内婚制时显得相当周密,各种情形都照顾到了。《合方邑子一百数十人造像记》载■拔纂的妻为“■拔女子”,可知北族实行同族内婚制。■拔纂和“■拔女子”的婚姻马长寿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拔纂和拓拔鲜卑中的某一姓女子结婚。又一种解释是■拔纂与同姓的女子结婚。我看后一种解释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第一,碑上题名每一男女之前皆冠以本婚,故■拔当为姓坻专名,而非指一般的拓拔鲜卑。第二,拓拔鲜卑自古有同姓相婚之习。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孝文帝曾下令禁止鲜卑人实行同姓相婚,一时虽有成效,但隔了七十多年到北周武成二年,■拔纂一家又故态复萌,实行同姓相婚了。[19]
虽然唐以前关中渭北羌族和北方诸族婚姻形态的主要形式是族内婚制,但是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剧,人们同邑而居,有共同的经济活动,共同的信仰,势必影响到部族间的婚姻生活。人们会慢慢地冲破传统的族内婚姻,走向异族通婚的道路。马长寿的困惑,应当是民族融合过程中也影响到婚制型态的变化。
关于关中渭北羌族与汉族、北族诸族融合问题,马长寿总结出大致有四个特点。
第一、渭北羌族的上层人物,从前活动范围多限于渭北各地,以“民望土豪”出现在各朝代。到了隋唐时,这些上层人物跟随隋唐政权的统一而逐渐扩大,全国许多州县都有他们的踪迹。
第二,关中西羌的婚姻,隋代虽然有些羌依旧保持着同族通婚的习俗,但婚姻的范围扩大,特别是中唐以后,汉羌通婚成为屡见不鲜的风俗。
第三,关中羌族和稀有复姓,从唐代起逐渐改为汉式单姓。羌族复姓屈男氏省称屈氏,昨和氏省称和氏,罕开氏改为井氏,夫蒙氏改称蒙,同■氏改为同氏等等。
第四、隋、唐二代渭北农民起义、部族战争很多,羌人多有参加并流落在外,羌村变汉村,羌族的分崩离析势在必然。
在将北朝隋初羌村十种造像碑铭一一著录后,马长寿用一篇关于关中羌村羌姓札记结束全书。札记以地方志为主,参考各类地区地图提供的地名,由近推远,推测古代羌姓在关中的分布状态。



马长寿早年间入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接受的是人类学、民族学的训练,毕业后供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手下长期从事民族调查、民族研究工作。这时期的民族学家都有浓烈的历史关怀,他们普遍认为,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溯源是了解该民族的必要手段。[20]在研究民族历史时,民族学或人类学内容则始终影响着他们的学术兴趣,马长寿的这部著作就有很好的体现。除去历史学家关注的一般性问题外,马氏尤其关注部族与姓氏的变化和相互影响,亲属关系和婚姻制度更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并有着上乘的表达。而这些都是一般历史学者不大注意或不便研究的内容。在该书的大部分论述中将北方不同人群,没有简单地冠以“民族”称谓,而是称之为“部族”,在称“羌族”或“羌人”或其他族类人群时,似乎都恪守较严格的原则。注重一切材料的运用,并不排斥晚出地方志等其他地方文献的使用,从中寻找关键性的资料是马氏研究的另一特色。经常性地作田野实地访问,一些重要碑铭的发现或存放地点,往往与它记载的内容有密切的关联,它们地点的被确认,会带来重要的学术信息。传出某地是旧式金石学家经常提及的辞汇,马长寿则经过广泛地实地调查,访问长者,弄清许多碑铭的地点。包括象《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囗产碑》这样著名的碑碣,除将其地点一一指出外,并且将善拓的存放地也清晰地加以说明。这些举动或方法都是旧式历史学者不曾有过的知识,即使对现代历史、民族历史学者都有很好的提示作用。
一九五五年马长寿由复旦大学调往西北大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地域上的由东往西,学术上也由现实民族转入中古以前的民族历史研究。马长寿很快地适应了一个学人的中年转型,并有宏愿要写十本关于西北民族历史的著作。[21]马氏在写作策略上以学术为主兼顾普及、通俗,所以现存的著作以这个类型居多。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却是一个例外,它是一个纯学术的著作。他所关心的问题无疑有很大的前瞻性,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显得有点另类。以石刻材料为中心来研究某一区域少数民族部族,从题名的姓氏、官爵、里居和亲属关系着手,来研究探究关中地区北方部族的名称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层分化、部族融合以及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郡县官佐系统、确切的管辖范围等问题。甚至目下学术界热门的粟特人他也有所提,从碑铭中拣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上诸题中稍具规模的研究都要等到二三十年以后的八九十年方可出现,成为学界关心的焦点,而马长寿却在六十年代初完成了。虽然,这些问题现在看来都有很大深入空间,但在这个空间中马长寿几十年前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1]马长寿在1962年冬撰写《氐与羌》一书时开始关注关中碑铭,我想最初的动机大约只为是书搜集材料。关于马长寿阅读的金石志参见氏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页2-5,新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5,下引均据后者。
[2]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1。
[3]参见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4。
[4] 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109-110。
[5]有关该书送出版社后拓片失踪情况蒙周伟洲教授见告。
[7]《邓太尉祠碑》,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13。
[8]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1978年,页383-450,特别是页393以后。
[9]关于这一点传统文献中有许多记载,《三国志•魏书》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略)衽露有似中国袍”。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页858。其他胡人立国不但地方行政制度采用汉制,并且选举人才制度亦袭汉人,《晋书•石勒载记下》卷一百零五:“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至秀、考试经之制”。页2743。
[10] 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22。严耕望则推测“广武将军囗产可能是其祖父(参见氏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下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台北,1990年,页415)。
[11]关于碑主张澍曾推测姓张或弓,许多人以为不确(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23。
[12]无独有偶,大约在同时严耕望在研究《广武将军囗产碑》时亦得出于马氏大体相同的结论:“产所官非州刺史可知。又护军所统较小,就可考而言,可能以冯翊护军为最大,其领户不过七千,属吏不过百五十人,远较此为小。则产所在,非镇将即郡守也”。(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册,页415-416。
[13]关于利用造像碑题名来研究五六世纪北方地区一般民众的佛教信仰,最重要的成果可参见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4]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六,《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二十二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页18。
[15]如将“皇帝”写成“黄帝”,“陛下”写成“比下” 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54。
[16]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条载:“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廓。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贾二强点校本,中华书局,2002年,页97)。陈寅恪在此之前亦有关于白居易祖先是胡族的讨论(参见氏著《白乐天之祖先及后嗣》,《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307-308)。马长寿则进一步讨论白氏迁徙过程。
[17] 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66。
[18]《邑主同■龙欢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记》,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91。
[19] 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80-81。
[20]关于早期民族学家历史溯源研究倾向参见王明珂《台湾地区五十年来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中有关学术变迁部分,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台北,1999年,页300-301。
[21]参见周伟洲《马长寿教授的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王宗维等编《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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