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横沟正史(转帖)
(转自——梁瀚文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0fb7d80100lxek.html)
横沟正史应该是我最早接触的日本作家,也许没有他,我还不会喜欢推理小说,对这类文学或许作为众多通俗文学的一类,闲暇时间偶尔消遣而已,感觉和读武侠、言情、科幻等其他类通俗文学一样:一般般!更不可能一本接着一本地看下来,一直看了5年、上百部小说,甚至还想写东西议论它。应该说:在我读横沟正史作品之前,对推理小说印象是模糊的,虽然福尔摩斯全集都读了,但印象不深;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初的作品,我感觉就像把福尔摩斯的故事拉长一样,后来看她的故事感觉千篇一律(这是对情节而言),且没有足够引人入胜的惊奇谜团,于是对她越来越不耐烦。但横沟正史却让我第一次有了喜欢侦探小说的冲动,也促使我对此类文学逐步了解。
在阅读横沟正史过程中,我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种感觉——矛盾纠结下的凄美。也许横沟正史的艺术追求是那种凄凉的美感,在淡淡的悲愁里体现出一种阴郁、悲凉的美感。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是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的,他把这种哥特式的美学追求自觉融入到小说里,加入一种悲剧化的意境,形成了具有绝佳气氛的通俗文学作品。横沟正史明显有较高的艺术追求,他企图把自己的侦探小说写成古典悲剧,用一种灰色的淡淡凄凉,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神秘的哀美。但文学追求不等于娱乐,最终作者的娱乐要求占了上风,于是横沟正史最终以曲折的情节和惊人的悬念俘获了众多读者,但不可否认作者在小说中同时进行的艺术探索:他几乎在每部小说中都要表现的由于人伦悲剧所引发的凄凉的哀怨及由此营造出的灰色意境,无疑使他的小说比之一般的通俗文学更具有较深的艺术性了。
横沟正史通过小说,几乎受虐似地自觉遵守着古典悲剧的艺术特性,他的所有一等作品中,都必然要设置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伦惨剧,而这,又有效地为他的作品营造了更深刻的悲剧艺术效果。这种自觉的艺术探索,使他的作品自然要比普通的通俗文学更高一级,在我看来,即使通俗文学,有了自己的文艺主张,并自觉实践着形而上的艺术追求的,总归比普通的“故事”来得有价值,而横沟正史,恰恰就是明白并在创作中自觉实践自己艺术主张的作家,自然比普通的作家地位更高。
横沟正史的作品是悲剧的,他其实不必为自己的小说设计一个具有古典美的悲剧背景,但奇怪的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小说里自觉实践着他古典悲剧的艺术追求,而这也显示出作者有较高的品位,不满足于普通的娱乐功能(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所悉心营造的悲剧气氛,比之于约翰•狄克森•卡尔的艺术奢望更高,他是真想把侦探小说写成具有深刻内涵的古典悲剧,而并非只借它的气氛;但是至于是否成功,那只能说见仁见智,不可一概而论了),而想让侦探小说变得更加深刻和厚重一些。也许,当他自觉引领侦探小说向较高品位的古典悲剧的道路上迈进时,作者的超人胆气和不俗的艺术追求才是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
横沟正史非同一般的悲剧艺术追求,大大提升了作为通俗娱乐文学一类的侦探小说的品位,使得侦探小说不单单作为文学消遣工具,而更有了一般文学作品审美的特性,他笔下那阴郁、凄凉的风格,也成为这类文学最有效的艺术化特点。
横沟正史自觉遵守古典悲剧的沉郁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自己的人生和长期社会实践后的反思。在我看来,后期的横沟正史,始终处于矛盾的心态中,对社会的矛盾、对政治的矛盾、对国家的矛盾、对生活的矛盾、甚至于对自己的矛盾,这一切无法调和的矛盾,使横沟正史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而这恰是他作品风格形成的关键。
横沟正史始终矛盾着,这种矛盾既形成了他悲观、颓废的心理,也成就了他的小说灰暗、悲凉的耽美风格,更是他小说得以有较高艺术造诣的源泉;于是,由于自身主动对艺术探索的实践,使他小说的悲剧气氛自然而然地作为一个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突显了出来,更为其小说奠定了重要的风格基础。
但他的悲剧意识,由此而产生的凄美的文风,归结其源头,仍然是一种自我的心理矛盾无法排解的茫然。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是矛盾的,他的矛盾衍生了他心内纠结的凄凉,而这种凄凉无法排遣时的无奈,恰恰转化成了他凄美无奈的悲剧文学气氛,成就了他的风格。
在我分析,成就了横沟正史悲剧心理的矛盾点也许就是下面几点吧:
1、体弱多病使他心情压抑,产生强烈的悲剧宿命感。
很多人分析横沟正史小说的“凄美”性时,忽略了作家自身的特质,单纯地认为横沟正史就是一位唯美主义的追求者而已。其实,横沟正史从来体弱多病,战前,他曾不止一次地因病停止工作,长年住院休息(很惊异的是如此病怏怏的人竟活了将近80岁),甚至为此数度封笔,不得不放弃他钟爱的写作,而这,无疑给心灵较敏感的横沟正史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搞文学的一般心理都较敏感的,否则自己感觉不敏,怎么捕捉瞬间的文学意境?)。一次次重病缠身,徘徊在病床与书案边的纠结,使他既不能过多地在户外活动,更无法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群,孤独的心理可想而知。
自身的禁锢、封闭更加重他对世界的灰色看法,这种灰色的心理投射在文学作品中,不得不呈现出一种带着宿命感的、颓废而无奈的、甚至是带着病态的凄凉、落寞,甚至透过这层悲凉阴晦的文风,我们更能体会出作者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复杂、颓废的心理负担。体弱多病让横沟正史过早感受到了人生无常的苦闷与无奈,更加重了他悲观的宿命感,这恰是他战后小说充斥了宿命悲剧的重要原因,而也更表现了他日后创作中自觉追求悲剧艺术效果的源泉。
当然,长期得病的人也总是会因疾病(非正常的生活境域)产生心理扭曲,形成病态心理,曹正文虽然评论有太多错误,但他评论横沟正史时说他“以阴森诡秘的气氛一改传统侦探小说的风格。在小说中加入变态的心理描写,”,这一点我还是认同的;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极端阴暗的艺术追求,和他常对人物心理塑造的过于扭曲,还是由于其自身长期卧病,对世界、人生充满悲观所形成:悲观绝望的人生感悟既培养了他灰色的心灵,也让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带着悲剧宿命感的灰暗的色调。
2、对历史-文化的矛盾
日本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并形成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他们的文化虽然不如中国悠久和丰富,但绝对也算“历史文明古国”。日本灿烂的传统文化是值得每个日本国民骄傲并且要用心地继承的。但是近代的日本,为了不落后于西方,它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政治、文化措施,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日本的传统文化被西化的现代日本几乎全盘抛弃,日本人从生活到思想,完全没有一丁点传统国民的影子。20世纪的大和民族,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就是长着亚洲人皮囊的西方人罢了。日本为了赶上世界,从政治到生活、从思想到行为全盘西化的举动,人为割裂了日本的历史,造成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几乎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了。这种完全抛弃传统、断然割裂历史的做法,也许在横沟正史这类“文化人”心目中留下的反思或许比认同更多罢。
在横沟正史的作品中,他是带着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矛盾的状态去书写日本的,全盘西化的日本,几乎完全忘记了它有价值的历史,并完全抛弃了大和民族的根脉。于是,这种“自断其根”的做法,被横沟正史坚决的批驳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当社会全盘西化后,带来的则是本国历史文化的完全湮灭,是日本如空中楼阁般骤然悬停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自主意识的轰然倒塌。敏感的横沟正史恰恰意识到了这种思想变革所带来的对本国民族性的残酷冲击,身为一个爱国的人,他自认为自己有责任引导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传统,重新建立自己民族的独立和信赖感,于是,他在小说里很自然地就不遗余力地介绍日本各类传统文化,传播日本的真正传统思想价值。
在横沟正史笔下,他总是细心地在小说里为读者讲述众多的日本文化传统,从古老的婚俗风貌、到美丽震撼的民间传说;从千年流传的古老传统,到珍贵的古典诗歌——俳句,横沟正史都悉心地融入自己的小说,这些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渲染,恰恰让读者通过小说,感受到了日本文化和历史的丰厚底蕴,增强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同时也在悉心地传播着文化常识,宣传着日本民族文化意义。横沟正史就是要通过这些,让经历过“明治维新”全盘西化的日本国民,重新把视野拉回到本国的悠久传统上去,让人们重新审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为日本寻求一个真正独立而有价值的根。
3、对侵略战争的矛盾
横沟正史是个正义的作家,这从他选择写侦探小说,就能明显体现出来;但他又是一个绝对爱国的人,他对战后日本经济飞速的腾飞热情歌颂,无疑体现了这一点(多部小说里都出现“银座大厦是日本的地标”“新干线是每个日本人的骄傲”这样意气风发的话)。这两种感受(爱国主义和司法正义)在一般情况下不矛盾,但在日本侵略中国、荼毒世界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却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是坚持正义,还是爱国,成为横沟正史的矛盾。
横沟正史的许多小说中,都表现出对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推崇;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颇费笔墨地表现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对本国人民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无限苦难。站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上来看:“武士道”精神恰恰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荼毒世界的核心精神支柱,作者对它的热情歌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性的象征,无疑是在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横沟正史自小生活在军国主义笼罩下的日本,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无疑都是军国主义式的,对什么“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等,想必年轻时横沟正史全都接触的是这些东西。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日本政府如何无耻的宣传“圣战”的伟大,作为杂志编辑的横沟正史是不可能没有任何感觉的。当横沟正史逐渐认识到他前半生一直信奉无疑,供之如神的思想是如此邪恶的、反人类、反世界的东西时,他心里的冲击可想而知。我认为,后期横沟正史小说里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悲观主义宿命感,于他突然认识到自己从小便接受的、一直信赖、恪守不逾的军国主义思想彻底崩溃不无关系,当自己发现一直坚守并积极奉行的思想如此荒谬时,横沟正史的心理震撼想必一定无比强烈。于是,无端的茫然感使他震惊,既而彷徨,他后期小说里始终充斥着的悲愁的情绪也便这样形成了。
横沟正史的小说中大多都涉及了日本侵略战争,但他对战争切入的角度很微妙:他不遗余力地、几乎在每一部书中都表现了战争对日本国带来的无穷悲剧。当年信誓旦旦地要征服世界的日本人,对世界发动的战争没有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把整个日本拖入悲剧的深渊!横沟正史的小说,有一大半——而且这一部分还包含了几乎横沟正史所有的著名作品——都写到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可是战争没有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为腐朽的日本带来无穷无尽的悲剧。仔细读横沟正史的作品会发现,他太多侦探小说的犯罪真正原因恰恰是在战争,是战争扭曲了人性,是战争造成了家破人亡,更是战争为犯罪造成了一切心理上和客观的作案契机。从这里看,横沟正史不但反对日本侵略,而且还通过侦探小说,对战争的罪恶从另一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揭露。
是“圣战”、还是“毁灭”,战后日本破败的现实是横沟正史无法不去面对的,无情的战争所造成的无法弥合的巨大悲痛和家破人亡的凄凉,广泛产生的社会混乱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伦理、社会、人权、乃至于最基本的生命悲剧,都让横沟正史不愿意,但又无法不相信他前半生一直信奉的东西竟然全属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比之于许多日本人对战争一味地回避,横沟正史至少是自觉正视了,而且,在许多作品里,横沟正史的确通过揭露案件背后的原因,表现了战争同样为日本国民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灾难的现实,从另一个层面批判着日本发动反动战争的邪恶。
但是,横沟正史有一个无法正视,或者说根本不愿意正视的问题——他的前半生都是荒谬的,所有日本人的前半生统统都是荒谬的!他是一个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相信20世纪前半叶,整个日本都是荒唐的社会,所有日本人(包括他和他笔下的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全是一群疯子,但事实的确如此!于是,当战争硝烟散去、日本和包括其国内的一切人都以一个可耻的侵略战犯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时,当横沟正史发觉了自己、以及自己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侦探英雄都无法回避侵略、屠杀的罪恶历史时,他着实不知所措了。是啊,一个英雄,不是拯救人类于危难的“及时雨”,而是祸害人间的恶魔和屠夫,这能称为“英雄”吗?日本发动的罪恶侵略战争,凝聚了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力量和心理,积聚了半个世纪的奋斗,到头来完全是一场荒唐可笑而又令全世界都感到卑鄙而可耻的迷梦!这对凡是有心的日本民众来说,将是个何其可悲的事实!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日本侵略中国,几乎是全民皆兵的,回避几乎不可能,横沟正史要想让自己笔下的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完全洁白无暇,残酷的事实逼得他已不可能做到了。在那样的历史时期,日本的男人统统被驱上了战场,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效力,金田一耕助更是无法回避。但即使这样,日本侵略的非正义性,横沟正史是完全认识清楚的!侦探已不可能没有污点,于是,他为了尽量把英雄塑造了完美,煞费苦心地把金田一耕助“调动”了一下:
战争初期的那两年他在中国大陆,之后则在南洋各岛屿间辗转流徙。昭和十八年以后,新几内亚几乎没有发生过战斗,因美军根本没把那一小撮日军放在眼里。金田一他们在敌人后方,又无法与友军取得联络,就这样身处异乡,终日过着希望渺茫的日子。
这几句交代可以看出作者对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去污”的煞费苦心——当一位英雄已经不可能完美时,尽量让他少做错事,正是对他最好的颂扬。金田一耕助参加战争必然无疑,可是,如何让他的“罪恶”减至最少呢?横沟正史做了如下的“漂白”:
a、金田一耕助始终只是个极普通的士兵,他并没有在战争中利用他杰出的侦探才能做间谍或扶摇直上。
b、远离中国大陆,使他没有“烧杀抢掠”的环境。
c、淡化他参军的事实,甚至有意回避和忽略这段历史。
d、把战争之后归来的金田一耕助及其他相关人员都描写的意志消沉、迷茫困顿、精神面貌异常凄凉,并对战争有着切肤之痛的有意回避,借以和战前意气风发的面貌做对比,鲜明体现出反战的悲观情绪。
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法,横沟正史逐渐“淡化”了这段罪恶的历史,使得读者可以尽快忘却曾经发生的那八年不愉快,尽快把侦探金田一耕助从战争的阴影里逐渐拉回到现实世界里。回避战争,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受害国固然不好,但站在日本人一方面考虑,这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但是横沟正史仍然有自己无法回避、也无法忘却的心理阴影——他自己的爱国主义在哪里?是的,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宣传的“对天皇效忠”思想、“大日本帝国”思想,正是横沟正史从小耳濡目染的、几乎成为他标准人格的东西,可是随着战争结束,一切都破灭了。当一个人的所有正义与社会标准全部颠覆时,对人心理的打击是无法想象的!于是,横沟正史的迷茫无法避免,当他的价值观随着战争结束被突然摧毁时,他真的无法面对。所以读者会发现,在横沟正史的小说里,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他经常是矛盾的。
昭和二十年三月九日大空袭的时候,泰藏正好在赤坂的小老婆家,当时已经喝得烂醉如泥的他,几乎全身赤裸地冲出屋外。
“再投!再投啊!有多少炸弹尽管投下来吧!”
就在泰藏对着天空大吼大叫之际,天上果真掉下一枚炸弹把他炸死了。
当天晚上的空袭也将茅场町的房子炸毁,光枝只好带着名为儿子,实际上却是孙子的阿滋去投靠弥生。
阿滋真正的父亲——阿透在珍珠港事变后没多久便被征召入伍,后来战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么一来,身上流着猛藏家血液的就只剩阿滋了。(横沟正史《医院坡上吊之家》)
“妈,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您、或是见不得人的事,如果我知道家里的情况有这么大的转变,就绝对不会用匿名的方式来了。老实说,停战前,我曾在前线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 害得整个部队灭亡,只剩下我和一名部属流落在缅甸境内。当时,我好几次都想以切腹自杀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后来,我唯一的部属也死了,而我自己又成了俘虏,为了不让大家蒙羞,因此,我才不敢用真实的姓名回来。”
佐清越说越激动,到最后竟哭了起来。
由于战前的日本人都以身为日本人为傲,每个人都相当有责任感,而这份责任感与荣誉心也正足以代表佐清纯真的一面;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份纯真竟间接导致犬神家接二连三发生惨案,酿成千古恨事!(横沟正史《犬神家族》)
为了一次侵略战争没有“尽忠职守”,竟然羞愧地逃避,这对于我们来讲,简直无法理解!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就是那样!事实上,即使到了日本战败若干年后,日本的一般平民也简直无法接受如此不堪的“耻辱”,横沟正史作为一般的日本大众,具有众多日本人共同的心声,对那段无法言说的历史,或许也有着许多感慨与无奈,矛盾的心理尤其突出。横沟正史既认识到了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但作为毕生都受着这种思想熏陶的作家来说,放弃他的主张是很难的,于是,对侵略,甚至于对中国,横沟正史都带着崇敬和贬低的两种心态。
读过横沟正史作品的人都知道,横沟正史笔下不少地方都提到过中国,尤其对中国文化,作者有着钦佩的欣赏,在横沟正史的许多小说中,他都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日本许多文化现象的根源都在中国,他甚至认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就在中国(例如《本阵杀人事件》里的“本阵”说法、结婚前新娘为公婆弹琴的礼节——这是先秦时期的婚姻古礼,汉朝以后中国便逐渐废除,反而在日本被继承下来——都来自于中国、《女王蜂》中“月琴岛”之名来源于中国、《手持中国折扇的女人》里更表现了中国扇子文化;其他诸如房间布置、家具器皿、衣服饰物等,在横沟正史笔下无不表现着“中国风”,也体现着横沟正史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从这里可以看出:横沟正史对中国文化是尊重和敬佩的,而且敢于从源头上正视中国文化的领袖地位。
但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但凡横沟正史书中提到的“中国”,他都用另外一种叫法——支那!只有国内翻译时才刻意地把原文里的“支那”人为改成了“中国”!这是对中国何其严重的侮辱啊!中国从来就没有叫过“支那”,那是日本为我们强取的侮辱性名称;中国不但从来不承认有“支那”这种说法,而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方面严正声明:不准日本的任何公共出版、社会单位在任何公共场合使用、出版带有“支那”字眼的称呼!1945年以后,更是根据国际协商的明确规定:日本今后绝对不允许再以“支那”称呼中国,更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出现“支那”这样的字眼。
可是,横沟正史却忽视了所有中国人的感情,于国际舆论毫不理睬,顽强地在他的作品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始终把中国污蔑地称做“支那”:称日本战争为“支那战争”、管“七七事变”叫“支那之变”、称“中国折扇”为“支那扇子”、管中国人叫“日籍支那人”,这样的叫法实在令人愤慨到极点!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这恰恰反映了横沟正史对自己前半生一直恪守不逾的政治理念的挣扎与无奈的反抗。
4、社会写实与娱乐的矛盾
是肩负起社会责任,还是只做一个为娱乐大众而写的通俗作家?当“社会派”推理小说兴起后,也许每一个写推理小说的日本作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是的,但凡搞文学创作之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角色拔高到社会功利的一方面;“为社会写作”也许是个很空洞地口号,但不论古今中外,它都再好不过地诠释出了作为作家的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
横沟正史不同于一般作家,就在于他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但在想,他甚至此生也都纠结于这样一种责任与情致的矛盾探索中。一个作家,当他初拿起笔时,或许完全可以为了娱乐、完全为了自我的抒发而幻想,但当一个作家一旦成熟,不论他在写什么,强大的外部世界总归要成为其左右思想意志并最终选择归宿的凭仗。横沟正史亦然,他无法对自己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更无法忽视社会责任在自己身上所压下的沉重负担。于是,该肩负起社会责任,还是凭喜好写作,既成了他心中的纠结,也成为他侦探小说起起伏伏、主题多变的原因。
在横沟正史的小说里,令我印象深刻地有一部并非他擅长的作品——《白与黑》,这并非横沟正史的代表作,甚至可以认为是他的次品,但令我印象很深。在我看来,这是横沟正史小说中最接近于“社会派”风格的、甚至在某些层面可以视为就是横沟正史的“社会派”作品。小说讲述某位位高权重的国家议员不检点的私生活被人揭密、敲诈,并由此引发出一连串针对议员“情妇”的谋杀案。就题材来看,这几乎可认为是完全“社会派”的产物,小说风格也较明朗,一扫横沟正史其他作品里晦暗、森冷的阴霾,而且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揭露功能,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利欲熏心的敲诈者的揭露、还有各怀鬼胎的社会人群。在我看来,横沟正史写这部小说,真有向“社会派”寻求出路的意思,小说的很多场景、很多故事都具有松本清张式的风貌。但最终解谜压倒了一切,横沟正史又回到了“本格”派,但是因为小说里太多向“社会派”靠拢的东西,使小说看起来不伦不类,不论本格性、社会性还是故事性,都不够出色。但是不得不说,这本书让我感受太多横沟正史在“本格”与“社会”边缘徘徊的茫然了。
读横沟正史的书,我不能说他没有丝毫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揭露,但与“社会派”相比,横沟正史的“控诉”实在微不足道。但不得不说,横沟正史的确不愿意把小说只作为一种娱乐大众的文学游戏,他想从小说里写出更深的东西,他想让小说担负起更重的社会责任。所以,对“社会派”的兴起,他是极其赞成的。横沟正史认为日本推理小说的最高杰作竟然是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这不得不说明他对“社会派”的意义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很多人都把《人偶为何被杀》《恶魔的彩球歌》《黑桃A的血咒》等评为侦探小说的最高作)!但是写了一辈子“本格”小说的横沟正史,让他骤然放弃写了一辈子、且自身也非常钟爱的“本格”小说,对他实在是个折磨。于是。我们发现50年代以后横沟正史不断地宣布“封笔”,作品数量开始减少,这显示了传统作家在面对文坛变革时的不知所措。
横沟正史对推理小说的发展,和“社会派”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文学的功能和严肃的社会作用,他也非常明白。但这对他却恰恰构成了写作的障碍。因为,横沟正史并没有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作品去写,他自始至终写着自己喜欢的本格解谜作品(前期属于变格派,但那个时候同样也不存在社会派),这是他的爱好,更是他自己本心的文学追求。但年长的横沟正史清醒地明白:毫无意义的、纯粹娱乐性的“本格派”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早晚要被更具时代性、更有现实意义的小说所取代。他现在只顾单写这类纯粹幻想式的作品,远离现实、远离生活,早晚会有构思枯竭的一天;而且,这一天很快便会到来!那么,接下去该何去何从呢?当横沟正史把目光移向“社会派”这片广阔的领域时,他惊奇的发现了“社会派”推理小说异常宽广的写作视野、丰富多彩的写作素材,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写作意义;他发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社会意义到文学价值,“社会派”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性。于是,他着实震惊了一回——未来日本的推理小说,必定是社会派的天下!横沟正史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很可惜,他却无缘搭上这列时代的快车。于是,自己的创作之路该伸向何方?迷茫的横沟正史不得不再次封笔,这次的退隐,却是他着实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学之路,迷茫后抑郁的表现。
5、风格的矛盾
横沟正史的风格是什么?曹正文谓之“变格派”。这说法对一半、错一半!可后世不争气的评论家从来就不动丝毫脑子,老师说什么就依样葫芦,其结果,对横沟正史的定位终究偏颇。
在我看来,论地位,横沟正史就是日本的埃勒里•奎因!这是我对他一直的看法。
在这里,以前的评论者又常犯一个错误:拿横沟正史与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比较,这是根本错误的,三人流派不同,风格、写法一概不同,拿他们比较就像拿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和达希尔•哈梅特、雷蒙德•钱德勒做比较一样,是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的!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流派的,其作品的特点具有天壤之别,这就造成了对两类作品优劣的评定标准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对其互相比对毫无意义。
横沟正史的风格,是绝对不可以仅用一句话就简单地盖棺定论的,把他划为“变格派”,这更是历史遗留的错误!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固然有其“变格派”阴森凄凉的一面,但与其说横沟正史属于“变格派”,毋宁说他是由“变格派”起家的。不错,初期的横沟正史的确是变格小说作家,但是,这也仅限于战前,初期的横沟正史的确是单纯追求阴森诡异的气氛,并将“变格派”味道充分发挥出来的。
但是,战后的横沟正史,也是横沟正史最辉煌的时期,他改变了风格。以金田一耕助系列为代表,横沟正史充分注重谜团的营造、逻辑推理的重要和侦探小说的现实性,这时期横沟正史的作品,现实的甚至比我们一般公认的本格派侦探小说开创者——江户川乱步还真实,这时期的横沟正史,强调故事的合理性、客观的调查和缜密的推理,以绝对真实、无懈可击的巧妙推理破解着每个案子,他的小说没有一丝怪力乱神的东西,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这点甚至比江户川乱步还真实。因此战后的横沟正史,非但不是所谓的“变格派”,他还是日本“本格派”侦探小说长篇时代的领袖,他是真正的“本格派”侦探小说的集大成者,更是日本“本格派”侦探小说的支柱!
横沟正史是日本的解谜推理小说大师,首先说来,读者要认识到他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解谜侦探小说,是基于侦探小说最原初形态的、为了设谜与解谜而写的作品。对于解谜类侦探小说(即所谓的“本格派”),读者首先要认识的是:它是一类纯粹为了谜团娱乐性而创作的小说类型。从这一方面来看,横沟正史的小说无疑鲜明突出了破解奇异谜团的娱乐性,是典型的为谜团而衍生的作品。
但是,与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及同背景下的欧美作家做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横沟正史并非仅以一种谜团类型为主导,大量开掘对某一类诡计或谜团的探讨和研究,他是博采众长,融合各种设谜方式,综合运用的作家,这一点恰恰与欧美时期的埃勒里•奎因类似,每本小说都企图表现一个独立的、新颖的不同谜团,在故事场景和案情设计上,他恰恰回避了同质性诡计的重复与创新,而把笔触伸向各种类型诡计的苑囿:如《本阵杀人事件》作者挑战机械密室、《恶魔吹着笛子来》作者又尝试设计心理密室、《蝴蝶杀人事件》作者挑战“不在场证明”的设计、《狱门岛》是关于类比诡计的、《假面舞会》又尝试对“临终线索”的设计、《恶魔的彩球歌》设计出了经典的童谣杀人、而《白与黑》和《黑猫酒店杀人事件》则对传统的“无面尸”身份替换做了积极的探索,最后,就连侦探小说里最不常使用的“叙述性诡计”,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的技法,作者也大胆尝试,完美应用。
可以说,横沟正史的创作,延伸进了传统解谜侦探小说的各个方面,举凡能写到的题材,他都进行了创作,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是个传统解谜侦探小说的“全才”,并不执着关注于侦探小说某个特定形式的深入探索,而是博采众长、涉猎广泛,这一点恰恰和埃勒里•奎因非常相似。
6、对自我的矛盾
是重复自我,还是坚持创新?横沟正史的作品始终呈现着“新颖”与“复制”的矛盾。他的小说有着太多的雷同,大多数小说情节基本类似,完全可以认为是在自我复制。但是,横沟正史仍然清醒地明白:只有创新才是一个作家长盛不衰的源泉。但是,非常遗憾,横沟正史没有这样的能力!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横沟正史作品系列的重要特点:在大量复制的雷同作品中,常有“惊人”之作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所有侦探小说作家都遇到的困惑,但是,在横沟正史这里却表现的非常突出,因为,横沟正史不善于塑造人物!
横沟正史笔下人物形象的苍白和卡通化倾向非常明显,这是极其令人吃惊的,我们会发现在他小说里,包括侦探主人公金田一耕助在内,身上具有的卡通一面非常明显:金田一耕助的口吃、感情木讷、见女人就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这些特点固然不能单纯视为人物形象的卡通化,但是在横沟正史所设置的情节背景,以及他表现人物特点的笔法上来看,其故事的卡通化就异常明显。
横沟正史的很多小说,明显具有着童话式的情境,例如“大恶人欺负小女孩儿”、夸张的言行、见到喜欢或讨厌的事物时夸张的惊叫和手舞足蹈、紧张时缩着脖子口吃、梦幻式的城堡、对某些事物做儿童化的形容(例如对罪犯称做“大坏蛋”等)、对“少女”的描写总是带着非常儿童式的夸张动漫风格......这一切无不体现着横沟正史作品明显的卡通化,而他有意把某些人物特点(例如金田一耕助的口吃、见到女人害羞)极度夸张化,其用意我可以理解为想突出人物形象,但收到的效果却很儿童化——难听点说就是很弱智,使得他的作品被迫带有了强烈的童话色彩。
这种远离现实的、带着卡通式的人物形象塑造,自然会令横沟正史作品失色很多,我们如果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即使在主角金田一耕助身上,也很难总结出什么突出的、较能令人记忆深刻的形象特征,而至于次一级的配角,像矶川常次郎、等等力大志、风间俊六、多门修、君子等多数小说里出现的系列人物,其人物形象更是苍白的就如一个人名符号。这样的后果很严重,使得在“人物”这个层面上,横沟正史显得捉襟见肘,谈不上有什么丰富的人物性(我们大可以把横沟正史多数作品中的人物互相调换,其实根本不影响任何因素)。
如此一来,作者势必或只能在编造情节方向上下大功夫了,而如果把小说的中心全押在编造情节上,其窘境便会立刻体现,也因此,他小说的复制和情节雷同势必会马上突显出来,成为他创作中无法逾越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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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沟正史应该是我最早接触的日本作家,也许没有他,我还不会喜欢推理小说,对这类文学或许作为众多通俗文学的一类,闲暇时间偶尔消遣而已,感觉和读武侠、言情、科幻等其他类通俗文学一样:一般般!更不可能一本接着一本地看下来,一直看了5年、上百部小说,甚至还想写东西议论它。应该说:在我读横沟正史作品之前,对推理小说印象是模糊的,虽然福尔摩斯全集都读了,但印象不深;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初的作品,我感觉就像把福尔摩斯的故事拉长一样,后来看她的故事感觉千篇一律(这是对情节而言),且没有足够引人入胜的惊奇谜团,于是对她越来越不耐烦。但横沟正史却让我第一次有了喜欢侦探小说的冲动,也促使我对此类文学逐步了解。
在阅读横沟正史过程中,我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种感觉——矛盾纠结下的凄美。也许横沟正史的艺术追求是那种凄凉的美感,在淡淡的悲愁里体现出一种阴郁、悲凉的美感。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是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的,他把这种哥特式的美学追求自觉融入到小说里,加入一种悲剧化的意境,形成了具有绝佳气氛的通俗文学作品。横沟正史明显有较高的艺术追求,他企图把自己的侦探小说写成古典悲剧,用一种灰色的淡淡凄凉,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神秘的哀美。但文学追求不等于娱乐,最终作者的娱乐要求占了上风,于是横沟正史最终以曲折的情节和惊人的悬念俘获了众多读者,但不可否认作者在小说中同时进行的艺术探索:他几乎在每部小说中都要表现的由于人伦悲剧所引发的凄凉的哀怨及由此营造出的灰色意境,无疑使他的小说比之一般的通俗文学更具有较深的艺术性了。
横沟正史通过小说,几乎受虐似地自觉遵守着古典悲剧的艺术特性,他的所有一等作品中,都必然要设置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伦惨剧,而这,又有效地为他的作品营造了更深刻的悲剧艺术效果。这种自觉的艺术探索,使他的作品自然要比普通的通俗文学更高一级,在我看来,即使通俗文学,有了自己的文艺主张,并自觉实践着形而上的艺术追求的,总归比普通的“故事”来得有价值,而横沟正史,恰恰就是明白并在创作中自觉实践自己艺术主张的作家,自然比普通的作家地位更高。
横沟正史的作品是悲剧的,他其实不必为自己的小说设计一个具有古典美的悲剧背景,但奇怪的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小说里自觉实践着他古典悲剧的艺术追求,而这也显示出作者有较高的品位,不满足于普通的娱乐功能(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所悉心营造的悲剧气氛,比之于约翰•狄克森•卡尔的艺术奢望更高,他是真想把侦探小说写成具有深刻内涵的古典悲剧,而并非只借它的气氛;但是至于是否成功,那只能说见仁见智,不可一概而论了),而想让侦探小说变得更加深刻和厚重一些。也许,当他自觉引领侦探小说向较高品位的古典悲剧的道路上迈进时,作者的超人胆气和不俗的艺术追求才是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
横沟正史非同一般的悲剧艺术追求,大大提升了作为通俗娱乐文学一类的侦探小说的品位,使得侦探小说不单单作为文学消遣工具,而更有了一般文学作品审美的特性,他笔下那阴郁、凄凉的风格,也成为这类文学最有效的艺术化特点。
横沟正史自觉遵守古典悲剧的沉郁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自己的人生和长期社会实践后的反思。在我看来,后期的横沟正史,始终处于矛盾的心态中,对社会的矛盾、对政治的矛盾、对国家的矛盾、对生活的矛盾、甚至于对自己的矛盾,这一切无法调和的矛盾,使横沟正史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而这恰是他作品风格形成的关键。
横沟正史始终矛盾着,这种矛盾既形成了他悲观、颓废的心理,也成就了他的小说灰暗、悲凉的耽美风格,更是他小说得以有较高艺术造诣的源泉;于是,由于自身主动对艺术探索的实践,使他小说的悲剧气氛自然而然地作为一个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突显了出来,更为其小说奠定了重要的风格基础。
但他的悲剧意识,由此而产生的凄美的文风,归结其源头,仍然是一种自我的心理矛盾无法排解的茫然。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是矛盾的,他的矛盾衍生了他心内纠结的凄凉,而这种凄凉无法排遣时的无奈,恰恰转化成了他凄美无奈的悲剧文学气氛,成就了他的风格。
在我分析,成就了横沟正史悲剧心理的矛盾点也许就是下面几点吧:
1、体弱多病使他心情压抑,产生强烈的悲剧宿命感。
很多人分析横沟正史小说的“凄美”性时,忽略了作家自身的特质,单纯地认为横沟正史就是一位唯美主义的追求者而已。其实,横沟正史从来体弱多病,战前,他曾不止一次地因病停止工作,长年住院休息(很惊异的是如此病怏怏的人竟活了将近80岁),甚至为此数度封笔,不得不放弃他钟爱的写作,而这,无疑给心灵较敏感的横沟正史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搞文学的一般心理都较敏感的,否则自己感觉不敏,怎么捕捉瞬间的文学意境?)。一次次重病缠身,徘徊在病床与书案边的纠结,使他既不能过多地在户外活动,更无法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群,孤独的心理可想而知。
自身的禁锢、封闭更加重他对世界的灰色看法,这种灰色的心理投射在文学作品中,不得不呈现出一种带着宿命感的、颓废而无奈的、甚至是带着病态的凄凉、落寞,甚至透过这层悲凉阴晦的文风,我们更能体会出作者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复杂、颓废的心理负担。体弱多病让横沟正史过早感受到了人生无常的苦闷与无奈,更加重了他悲观的宿命感,这恰是他战后小说充斥了宿命悲剧的重要原因,而也更表现了他日后创作中自觉追求悲剧艺术效果的源泉。
当然,长期得病的人也总是会因疾病(非正常的生活境域)产生心理扭曲,形成病态心理,曹正文虽然评论有太多错误,但他评论横沟正史时说他“以阴森诡秘的气氛一改传统侦探小说的风格。在小说中加入变态的心理描写,”,这一点我还是认同的;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极端阴暗的艺术追求,和他常对人物心理塑造的过于扭曲,还是由于其自身长期卧病,对世界、人生充满悲观所形成:悲观绝望的人生感悟既培养了他灰色的心灵,也让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带着悲剧宿命感的灰暗的色调。
2、对历史-文化的矛盾
日本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并形成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他们的文化虽然不如中国悠久和丰富,但绝对也算“历史文明古国”。日本灿烂的传统文化是值得每个日本国民骄傲并且要用心地继承的。但是近代的日本,为了不落后于西方,它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政治、文化措施,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日本的传统文化被西化的现代日本几乎全盘抛弃,日本人从生活到思想,完全没有一丁点传统国民的影子。20世纪的大和民族,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就是长着亚洲人皮囊的西方人罢了。日本为了赶上世界,从政治到生活、从思想到行为全盘西化的举动,人为割裂了日本的历史,造成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几乎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了。这种完全抛弃传统、断然割裂历史的做法,也许在横沟正史这类“文化人”心目中留下的反思或许比认同更多罢。
在横沟正史的作品中,他是带着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矛盾的状态去书写日本的,全盘西化的日本,几乎完全忘记了它有价值的历史,并完全抛弃了大和民族的根脉。于是,这种“自断其根”的做法,被横沟正史坚决的批驳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当社会全盘西化后,带来的则是本国历史文化的完全湮灭,是日本如空中楼阁般骤然悬停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自主意识的轰然倒塌。敏感的横沟正史恰恰意识到了这种思想变革所带来的对本国民族性的残酷冲击,身为一个爱国的人,他自认为自己有责任引导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传统,重新建立自己民族的独立和信赖感,于是,他在小说里很自然地就不遗余力地介绍日本各类传统文化,传播日本的真正传统思想价值。
在横沟正史笔下,他总是细心地在小说里为读者讲述众多的日本文化传统,从古老的婚俗风貌、到美丽震撼的民间传说;从千年流传的古老传统,到珍贵的古典诗歌——俳句,横沟正史都悉心地融入自己的小说,这些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渲染,恰恰让读者通过小说,感受到了日本文化和历史的丰厚底蕴,增强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同时也在悉心地传播着文化常识,宣传着日本民族文化意义。横沟正史就是要通过这些,让经历过“明治维新”全盘西化的日本国民,重新把视野拉回到本国的悠久传统上去,让人们重新审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为日本寻求一个真正独立而有价值的根。
3、对侵略战争的矛盾
横沟正史是个正义的作家,这从他选择写侦探小说,就能明显体现出来;但他又是一个绝对爱国的人,他对战后日本经济飞速的腾飞热情歌颂,无疑体现了这一点(多部小说里都出现“银座大厦是日本的地标”“新干线是每个日本人的骄傲”这样意气风发的话)。这两种感受(爱国主义和司法正义)在一般情况下不矛盾,但在日本侵略中国、荼毒世界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却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是坚持正义,还是爱国,成为横沟正史的矛盾。
横沟正史的许多小说中,都表现出对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推崇;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颇费笔墨地表现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对本国人民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无限苦难。站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上来看:“武士道”精神恰恰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荼毒世界的核心精神支柱,作者对它的热情歌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性的象征,无疑是在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横沟正史自小生活在军国主义笼罩下的日本,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无疑都是军国主义式的,对什么“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等,想必年轻时横沟正史全都接触的是这些东西。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日本政府如何无耻的宣传“圣战”的伟大,作为杂志编辑的横沟正史是不可能没有任何感觉的。当横沟正史逐渐认识到他前半生一直信奉无疑,供之如神的思想是如此邪恶的、反人类、反世界的东西时,他心里的冲击可想而知。我认为,后期横沟正史小说里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悲观主义宿命感,于他突然认识到自己从小便接受的、一直信赖、恪守不逾的军国主义思想彻底崩溃不无关系,当自己发现一直坚守并积极奉行的思想如此荒谬时,横沟正史的心理震撼想必一定无比强烈。于是,无端的茫然感使他震惊,既而彷徨,他后期小说里始终充斥着的悲愁的情绪也便这样形成了。
横沟正史的小说中大多都涉及了日本侵略战争,但他对战争切入的角度很微妙:他不遗余力地、几乎在每一部书中都表现了战争对日本国带来的无穷悲剧。当年信誓旦旦地要征服世界的日本人,对世界发动的战争没有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把整个日本拖入悲剧的深渊!横沟正史的小说,有一大半——而且这一部分还包含了几乎横沟正史所有的著名作品——都写到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可是战争没有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为腐朽的日本带来无穷无尽的悲剧。仔细读横沟正史的作品会发现,他太多侦探小说的犯罪真正原因恰恰是在战争,是战争扭曲了人性,是战争造成了家破人亡,更是战争为犯罪造成了一切心理上和客观的作案契机。从这里看,横沟正史不但反对日本侵略,而且还通过侦探小说,对战争的罪恶从另一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揭露。
是“圣战”、还是“毁灭”,战后日本破败的现实是横沟正史无法不去面对的,无情的战争所造成的无法弥合的巨大悲痛和家破人亡的凄凉,广泛产生的社会混乱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伦理、社会、人权、乃至于最基本的生命悲剧,都让横沟正史不愿意,但又无法不相信他前半生一直信奉的东西竟然全属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比之于许多日本人对战争一味地回避,横沟正史至少是自觉正视了,而且,在许多作品里,横沟正史的确通过揭露案件背后的原因,表现了战争同样为日本国民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灾难的现实,从另一个层面批判着日本发动反动战争的邪恶。
但是,横沟正史有一个无法正视,或者说根本不愿意正视的问题——他的前半生都是荒谬的,所有日本人的前半生统统都是荒谬的!他是一个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相信20世纪前半叶,整个日本都是荒唐的社会,所有日本人(包括他和他笔下的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全是一群疯子,但事实的确如此!于是,当战争硝烟散去、日本和包括其国内的一切人都以一个可耻的侵略战犯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时,当横沟正史发觉了自己、以及自己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侦探英雄都无法回避侵略、屠杀的罪恶历史时,他着实不知所措了。是啊,一个英雄,不是拯救人类于危难的“及时雨”,而是祸害人间的恶魔和屠夫,这能称为“英雄”吗?日本发动的罪恶侵略战争,凝聚了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力量和心理,积聚了半个世纪的奋斗,到头来完全是一场荒唐可笑而又令全世界都感到卑鄙而可耻的迷梦!这对凡是有心的日本民众来说,将是个何其可悲的事实!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日本侵略中国,几乎是全民皆兵的,回避几乎不可能,横沟正史要想让自己笔下的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完全洁白无暇,残酷的事实逼得他已不可能做到了。在那样的历史时期,日本的男人统统被驱上了战场,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效力,金田一耕助更是无法回避。但即使这样,日本侵略的非正义性,横沟正史是完全认识清楚的!侦探已不可能没有污点,于是,他为了尽量把英雄塑造了完美,煞费苦心地把金田一耕助“调动”了一下:
战争初期的那两年他在中国大陆,之后则在南洋各岛屿间辗转流徙。昭和十八年以后,新几内亚几乎没有发生过战斗,因美军根本没把那一小撮日军放在眼里。金田一他们在敌人后方,又无法与友军取得联络,就这样身处异乡,终日过着希望渺茫的日子。
这几句交代可以看出作者对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去污”的煞费苦心——当一位英雄已经不可能完美时,尽量让他少做错事,正是对他最好的颂扬。金田一耕助参加战争必然无疑,可是,如何让他的“罪恶”减至最少呢?横沟正史做了如下的“漂白”:
a、金田一耕助始终只是个极普通的士兵,他并没有在战争中利用他杰出的侦探才能做间谍或扶摇直上。
b、远离中国大陆,使他没有“烧杀抢掠”的环境。
c、淡化他参军的事实,甚至有意回避和忽略这段历史。
d、把战争之后归来的金田一耕助及其他相关人员都描写的意志消沉、迷茫困顿、精神面貌异常凄凉,并对战争有着切肤之痛的有意回避,借以和战前意气风发的面貌做对比,鲜明体现出反战的悲观情绪。
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法,横沟正史逐渐“淡化”了这段罪恶的历史,使得读者可以尽快忘却曾经发生的那八年不愉快,尽快把侦探金田一耕助从战争的阴影里逐渐拉回到现实世界里。回避战争,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受害国固然不好,但站在日本人一方面考虑,这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但是横沟正史仍然有自己无法回避、也无法忘却的心理阴影——他自己的爱国主义在哪里?是的,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宣传的“对天皇效忠”思想、“大日本帝国”思想,正是横沟正史从小耳濡目染的、几乎成为他标准人格的东西,可是随着战争结束,一切都破灭了。当一个人的所有正义与社会标准全部颠覆时,对人心理的打击是无法想象的!于是,横沟正史的迷茫无法避免,当他的价值观随着战争结束被突然摧毁时,他真的无法面对。所以读者会发现,在横沟正史的小说里,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他经常是矛盾的。
昭和二十年三月九日大空袭的时候,泰藏正好在赤坂的小老婆家,当时已经喝得烂醉如泥的他,几乎全身赤裸地冲出屋外。
“再投!再投啊!有多少炸弹尽管投下来吧!”
就在泰藏对着天空大吼大叫之际,天上果真掉下一枚炸弹把他炸死了。
当天晚上的空袭也将茅场町的房子炸毁,光枝只好带着名为儿子,实际上却是孙子的阿滋去投靠弥生。
阿滋真正的父亲——阿透在珍珠港事变后没多久便被征召入伍,后来战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么一来,身上流着猛藏家血液的就只剩阿滋了。(横沟正史《医院坡上吊之家》)
“妈,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您、或是见不得人的事,如果我知道家里的情况有这么大的转变,就绝对不会用匿名的方式来了。老实说,停战前,我曾在前线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 害得整个部队灭亡,只剩下我和一名部属流落在缅甸境内。当时,我好几次都想以切腹自杀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后来,我唯一的部属也死了,而我自己又成了俘虏,为了不让大家蒙羞,因此,我才不敢用真实的姓名回来。”
佐清越说越激动,到最后竟哭了起来。
由于战前的日本人都以身为日本人为傲,每个人都相当有责任感,而这份责任感与荣誉心也正足以代表佐清纯真的一面;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份纯真竟间接导致犬神家接二连三发生惨案,酿成千古恨事!(横沟正史《犬神家族》)
为了一次侵略战争没有“尽忠职守”,竟然羞愧地逃避,这对于我们来讲,简直无法理解!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就是那样!事实上,即使到了日本战败若干年后,日本的一般平民也简直无法接受如此不堪的“耻辱”,横沟正史作为一般的日本大众,具有众多日本人共同的心声,对那段无法言说的历史,或许也有着许多感慨与无奈,矛盾的心理尤其突出。横沟正史既认识到了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但作为毕生都受着这种思想熏陶的作家来说,放弃他的主张是很难的,于是,对侵略,甚至于对中国,横沟正史都带着崇敬和贬低的两种心态。
读过横沟正史作品的人都知道,横沟正史笔下不少地方都提到过中国,尤其对中国文化,作者有着钦佩的欣赏,在横沟正史的许多小说中,他都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日本许多文化现象的根源都在中国,他甚至认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就在中国(例如《本阵杀人事件》里的“本阵”说法、结婚前新娘为公婆弹琴的礼节——这是先秦时期的婚姻古礼,汉朝以后中国便逐渐废除,反而在日本被继承下来——都来自于中国、《女王蜂》中“月琴岛”之名来源于中国、《手持中国折扇的女人》里更表现了中国扇子文化;其他诸如房间布置、家具器皿、衣服饰物等,在横沟正史笔下无不表现着“中国风”,也体现着横沟正史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从这里可以看出:横沟正史对中国文化是尊重和敬佩的,而且敢于从源头上正视中国文化的领袖地位。
但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但凡横沟正史书中提到的“中国”,他都用另外一种叫法——支那!只有国内翻译时才刻意地把原文里的“支那”人为改成了“中国”!这是对中国何其严重的侮辱啊!中国从来就没有叫过“支那”,那是日本为我们强取的侮辱性名称;中国不但从来不承认有“支那”这种说法,而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方面严正声明:不准日本的任何公共出版、社会单位在任何公共场合使用、出版带有“支那”字眼的称呼!1945年以后,更是根据国际协商的明确规定:日本今后绝对不允许再以“支那”称呼中国,更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出现“支那”这样的字眼。
可是,横沟正史却忽视了所有中国人的感情,于国际舆论毫不理睬,顽强地在他的作品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始终把中国污蔑地称做“支那”:称日本战争为“支那战争”、管“七七事变”叫“支那之变”、称“中国折扇”为“支那扇子”、管中国人叫“日籍支那人”,这样的叫法实在令人愤慨到极点!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这恰恰反映了横沟正史对自己前半生一直恪守不逾的政治理念的挣扎与无奈的反抗。
4、社会写实与娱乐的矛盾
是肩负起社会责任,还是只做一个为娱乐大众而写的通俗作家?当“社会派”推理小说兴起后,也许每一个写推理小说的日本作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是的,但凡搞文学创作之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角色拔高到社会功利的一方面;“为社会写作”也许是个很空洞地口号,但不论古今中外,它都再好不过地诠释出了作为作家的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
横沟正史不同于一般作家,就在于他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但在想,他甚至此生也都纠结于这样一种责任与情致的矛盾探索中。一个作家,当他初拿起笔时,或许完全可以为了娱乐、完全为了自我的抒发而幻想,但当一个作家一旦成熟,不论他在写什么,强大的外部世界总归要成为其左右思想意志并最终选择归宿的凭仗。横沟正史亦然,他无法对自己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更无法忽视社会责任在自己身上所压下的沉重负担。于是,该肩负起社会责任,还是凭喜好写作,既成了他心中的纠结,也成为他侦探小说起起伏伏、主题多变的原因。
在横沟正史的小说里,令我印象深刻地有一部并非他擅长的作品——《白与黑》,这并非横沟正史的代表作,甚至可以认为是他的次品,但令我印象很深。在我看来,这是横沟正史小说中最接近于“社会派”风格的、甚至在某些层面可以视为就是横沟正史的“社会派”作品。小说讲述某位位高权重的国家议员不检点的私生活被人揭密、敲诈,并由此引发出一连串针对议员“情妇”的谋杀案。就题材来看,这几乎可认为是完全“社会派”的产物,小说风格也较明朗,一扫横沟正史其他作品里晦暗、森冷的阴霾,而且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揭露功能,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利欲熏心的敲诈者的揭露、还有各怀鬼胎的社会人群。在我看来,横沟正史写这部小说,真有向“社会派”寻求出路的意思,小说的很多场景、很多故事都具有松本清张式的风貌。但最终解谜压倒了一切,横沟正史又回到了“本格”派,但是因为小说里太多向“社会派”靠拢的东西,使小说看起来不伦不类,不论本格性、社会性还是故事性,都不够出色。但是不得不说,这本书让我感受太多横沟正史在“本格”与“社会”边缘徘徊的茫然了。
读横沟正史的书,我不能说他没有丝毫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揭露,但与“社会派”相比,横沟正史的“控诉”实在微不足道。但不得不说,横沟正史的确不愿意把小说只作为一种娱乐大众的文学游戏,他想从小说里写出更深的东西,他想让小说担负起更重的社会责任。所以,对“社会派”的兴起,他是极其赞成的。横沟正史认为日本推理小说的最高杰作竟然是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这不得不说明他对“社会派”的意义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很多人都把《人偶为何被杀》《恶魔的彩球歌》《黑桃A的血咒》等评为侦探小说的最高作)!但是写了一辈子“本格”小说的横沟正史,让他骤然放弃写了一辈子、且自身也非常钟爱的“本格”小说,对他实在是个折磨。于是。我们发现50年代以后横沟正史不断地宣布“封笔”,作品数量开始减少,这显示了传统作家在面对文坛变革时的不知所措。
横沟正史对推理小说的发展,和“社会派”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文学的功能和严肃的社会作用,他也非常明白。但这对他却恰恰构成了写作的障碍。因为,横沟正史并没有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作品去写,他自始至终写着自己喜欢的本格解谜作品(前期属于变格派,但那个时候同样也不存在社会派),这是他的爱好,更是他自己本心的文学追求。但年长的横沟正史清醒地明白:毫无意义的、纯粹娱乐性的“本格派”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早晚要被更具时代性、更有现实意义的小说所取代。他现在只顾单写这类纯粹幻想式的作品,远离现实、远离生活,早晚会有构思枯竭的一天;而且,这一天很快便会到来!那么,接下去该何去何从呢?当横沟正史把目光移向“社会派”这片广阔的领域时,他惊奇的发现了“社会派”推理小说异常宽广的写作视野、丰富多彩的写作素材,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写作意义;他发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社会意义到文学价值,“社会派”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性。于是,他着实震惊了一回——未来日本的推理小说,必定是社会派的天下!横沟正史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很可惜,他却无缘搭上这列时代的快车。于是,自己的创作之路该伸向何方?迷茫的横沟正史不得不再次封笔,这次的退隐,却是他着实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学之路,迷茫后抑郁的表现。
5、风格的矛盾
横沟正史的风格是什么?曹正文谓之“变格派”。这说法对一半、错一半!可后世不争气的评论家从来就不动丝毫脑子,老师说什么就依样葫芦,其结果,对横沟正史的定位终究偏颇。
在我看来,论地位,横沟正史就是日本的埃勒里•奎因!这是我对他一直的看法。
在这里,以前的评论者又常犯一个错误:拿横沟正史与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比较,这是根本错误的,三人流派不同,风格、写法一概不同,拿他们比较就像拿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和达希尔•哈梅特、雷蒙德•钱德勒做比较一样,是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的!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流派的,其作品的特点具有天壤之别,这就造成了对两类作品优劣的评定标准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对其互相比对毫无意义。
横沟正史的风格,是绝对不可以仅用一句话就简单地盖棺定论的,把他划为“变格派”,这更是历史遗留的错误!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固然有其“变格派”阴森凄凉的一面,但与其说横沟正史属于“变格派”,毋宁说他是由“变格派”起家的。不错,初期的横沟正史的确是变格小说作家,但是,这也仅限于战前,初期的横沟正史的确是单纯追求阴森诡异的气氛,并将“变格派”味道充分发挥出来的。
但是,战后的横沟正史,也是横沟正史最辉煌的时期,他改变了风格。以金田一耕助系列为代表,横沟正史充分注重谜团的营造、逻辑推理的重要和侦探小说的现实性,这时期横沟正史的作品,现实的甚至比我们一般公认的本格派侦探小说开创者——江户川乱步还真实,这时期的横沟正史,强调故事的合理性、客观的调查和缜密的推理,以绝对真实、无懈可击的巧妙推理破解着每个案子,他的小说没有一丝怪力乱神的东西,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这点甚至比江户川乱步还真实。因此战后的横沟正史,非但不是所谓的“变格派”,他还是日本“本格派”侦探小说长篇时代的领袖,他是真正的“本格派”侦探小说的集大成者,更是日本“本格派”侦探小说的支柱!
横沟正史是日本的解谜推理小说大师,首先说来,读者要认识到他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解谜侦探小说,是基于侦探小说最原初形态的、为了设谜与解谜而写的作品。对于解谜类侦探小说(即所谓的“本格派”),读者首先要认识的是:它是一类纯粹为了谜团娱乐性而创作的小说类型。从这一方面来看,横沟正史的小说无疑鲜明突出了破解奇异谜团的娱乐性,是典型的为谜团而衍生的作品。
但是,与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及同背景下的欧美作家做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横沟正史并非仅以一种谜团类型为主导,大量开掘对某一类诡计或谜团的探讨和研究,他是博采众长,融合各种设谜方式,综合运用的作家,这一点恰恰与欧美时期的埃勒里•奎因类似,每本小说都企图表现一个独立的、新颖的不同谜团,在故事场景和案情设计上,他恰恰回避了同质性诡计的重复与创新,而把笔触伸向各种类型诡计的苑囿:如《本阵杀人事件》作者挑战机械密室、《恶魔吹着笛子来》作者又尝试设计心理密室、《蝴蝶杀人事件》作者挑战“不在场证明”的设计、《狱门岛》是关于类比诡计的、《假面舞会》又尝试对“临终线索”的设计、《恶魔的彩球歌》设计出了经典的童谣杀人、而《白与黑》和《黑猫酒店杀人事件》则对传统的“无面尸”身份替换做了积极的探索,最后,就连侦探小说里最不常使用的“叙述性诡计”,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的技法,作者也大胆尝试,完美应用。
可以说,横沟正史的创作,延伸进了传统解谜侦探小说的各个方面,举凡能写到的题材,他都进行了创作,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是个传统解谜侦探小说的“全才”,并不执着关注于侦探小说某个特定形式的深入探索,而是博采众长、涉猎广泛,这一点恰恰和埃勒里•奎因非常相似。
6、对自我的矛盾
是重复自我,还是坚持创新?横沟正史的作品始终呈现着“新颖”与“复制”的矛盾。他的小说有着太多的雷同,大多数小说情节基本类似,完全可以认为是在自我复制。但是,横沟正史仍然清醒地明白:只有创新才是一个作家长盛不衰的源泉。但是,非常遗憾,横沟正史没有这样的能力!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横沟正史作品系列的重要特点:在大量复制的雷同作品中,常有“惊人”之作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所有侦探小说作家都遇到的困惑,但是,在横沟正史这里却表现的非常突出,因为,横沟正史不善于塑造人物!
横沟正史笔下人物形象的苍白和卡通化倾向非常明显,这是极其令人吃惊的,我们会发现在他小说里,包括侦探主人公金田一耕助在内,身上具有的卡通一面非常明显:金田一耕助的口吃、感情木讷、见女人就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这些特点固然不能单纯视为人物形象的卡通化,但是在横沟正史所设置的情节背景,以及他表现人物特点的笔法上来看,其故事的卡通化就异常明显。
横沟正史的很多小说,明显具有着童话式的情境,例如“大恶人欺负小女孩儿”、夸张的言行、见到喜欢或讨厌的事物时夸张的惊叫和手舞足蹈、紧张时缩着脖子口吃、梦幻式的城堡、对某些事物做儿童化的形容(例如对罪犯称做“大坏蛋”等)、对“少女”的描写总是带着非常儿童式的夸张动漫风格......这一切无不体现着横沟正史作品明显的卡通化,而他有意把某些人物特点(例如金田一耕助的口吃、见到女人害羞)极度夸张化,其用意我可以理解为想突出人物形象,但收到的效果却很儿童化——难听点说就是很弱智,使得他的作品被迫带有了强烈的童话色彩。
这种远离现实的、带着卡通式的人物形象塑造,自然会令横沟正史作品失色很多,我们如果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即使在主角金田一耕助身上,也很难总结出什么突出的、较能令人记忆深刻的形象特征,而至于次一级的配角,像矶川常次郎、等等力大志、风间俊六、多门修、君子等多数小说里出现的系列人物,其人物形象更是苍白的就如一个人名符号。这样的后果很严重,使得在“人物”这个层面上,横沟正史显得捉襟见肘,谈不上有什么丰富的人物性(我们大可以把横沟正史多数作品中的人物互相调换,其实根本不影响任何因素)。
如此一来,作者势必或只能在编造情节方向上下大功夫了,而如果把小说的中心全押在编造情节上,其窘境便会立刻体现,也因此,他小说的复制和情节雷同势必会马上突显出来,成为他创作中无法逾越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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