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日之夕矣”,兼談比興

三千
2012-08-19 看过

《君子于役》: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鄭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牛羊從下牧地而來。
朱子云:雞則棲於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
 
解得確。這纔真正是古人的本意。糾正了我過去的錯誤想法——帶著現代人的現代眼光、現代思維習慣的看法。“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這三個短句並列出現,描繪了三種景象,卻共同指向一個主題:回家。雞要回歸到塒,日要回歸到傳說中的虞淵,羊牛也要回歸到自己的圈中。在這裡,“日”,和雞牛羊一樣,都是此婦人眼中實實在在一個物,都有著準確的作息規律,幾乎每天為這婦人所見,而且與雞牛羊同時進入其視線;而那時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平時,婦人的丈夫應該是和它們同步回家。但是這一天,太陽和家畜都照舊回來,婦人的丈夫卻由於行役,遠在他方,打破了從前的這種一致性,故而在婦人的眼裡顯得如此不和諧,一下子就注意到,於是興起對丈夫的思念。然而,對於一個現代人來說,太陽落山,雖然是日常所見之景象,但作為一個具體的景象往往是被忽略的,被注意的多是它表示的抽象意義——時間。太陽落山,只是個指示時間的符號,我們說到它時,基本就相當于我們說“六點鐘”、“七點鐘”了。雖然最終還是提醒人們要回家、要吃飯了,但作用的原理是不同的。在這首詩裏,丈夫回家,由於與日落、雞牛羊歸圈在時間上一致,故而這個念頭可以通過與這幾個場景的直接比照而得到,而不是像現代人往往通過抽象的時間而得到。
與熟悉抽象思維的現代人相比,古人,尤其是中國的古人,更偏向更擅長這種通過比照的具象的思維方式,而比興的手法恰恰就是在這個習慣上產生的。
朱子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周南•螽斯》)。比的本義是並列、並排,所以從本義上形式上說,作為修辭的比,就是把彼物、此物放到一起。而其目的就是現代說法“比喻”的“喻”,即使人明白,明白此物的一個方面。然而這並列所以能使人明白,則必須彼物與此物在要說明的這方面相同或想通。這纔是比的實質。
而關於興,朱子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南•關雎》)。從形式上看,其實也是把彼物與此物並列起來。但是在興之中,前後兩者在內容上又沒有什麽聯繫,否則便是比了。基於此,朱子的另外兩段不太引起注意的話就顯得很重要了。《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他說:“興也。……蓋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而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第二小段的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他說:“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朱子說得清清楚楚:其於義無所取。而“在東”“在公”、“與昴”“與裯”、“與子同袍”“與子同仇”,歸根結底,是押韻的問題。也就是說,興之所以能引起所詠之詞,就是因為描寫他物給所詠之詞襯了個韻,使所詠之詞一出現就是押韻的,或者是一個字,或者是兩個字,甚至三字四字。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記起來容易。我想,興之實質即在於此。
另外,押韻還有押調與否的區別。汪曾祺記載了一個婦女在娘娘廟求子的禱告詞:“今年来了,我是给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咯咯的笑着哪。”(《汪曾祺全集卷五•小說的思想和語言》)這句話就是既押韵又押调。上面舉的幾個例子中,“在東”“在公”、“與子同袍”“與子同仇”,就屬於這種情況;而“與昴”“與裯”,就是只押韻了。而像某些民歌里出現的只押調的情況,則在我所見的有限的民歌的起興之中是沒有的。
然而無論是比還是興,不管是從內容上還是從音韻上,它都是對此物的間接的描繪、表現。這種通過他者的並列、比照、映襯的方法,如此的具體、形象,正是前面說的具象思維方式的體現。只是在《君子于役》這首詩中,展示的是古人如此“理解事物”的一面,而比興的運用則是如此“表現事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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