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谈《霍乱时期的爱情》 /申宝楼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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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8 看过
  问:《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小说,获奖一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第一个影响是我不得不中断我写作中的小说。得知获奖的消息时,我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当时我曾不切实际地想,举行发奖仪式和接受访者采访后,我便可以重新开始这本小说的写作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做不到的。我被迫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社交活动,不得不无休止地在公众面前亮相。于是,我决定把已经开始写的小说暂停一年,以全副精力投入作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活动。就个人来说,得奖这件事对我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没有产生任何压力,也没有改变我的写作风格。只是当我重新执笔写那个已开始写的小说时,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已经写好的那一部分,这样,我便把书稿全部推翻,重新开始。
  问:那你改写了些什么呢?
  答:我把小说的时间向前推进了50年。作品中的人物在20年代或30年代已是上年纪的人了,这样环境的描写得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因为这是一篇贯穿人物漫长一生的情史,是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期对爱情的思考,而不是像某些地方人们所指的那种老人爱情。为此,我不得不对上个世纪末的历史作一番研究,但没有打算搞得像历史学家们要求的那样严格和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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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小说,获奖一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第一个影响是我不得不中断我写作中的小说。得知获奖的消息时,我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当时我曾不切实际地想,举行发奖仪式和接受访者采访后,我便可以重新开始这本小说的写作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做不到的。我被迫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社交活动,不得不无休止地在公众面前亮相。于是,我决定把已经开始写的小说暂停一年,以全副精力投入作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活动。就个人来说,得奖这件事对我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没有产生任何压力,也没有改变我的写作风格。只是当我重新执笔写那个已开始写的小说时,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已经写好的那一部分,这样,我便把书稿全部推翻,重新开始。
  问:那你改写了些什么呢?
  答:我把小说的时间向前推进了50年。作品中的人物在20年代或30年代已是上年纪的人了,这样环境的描写得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因为这是一篇贯穿人物漫长一生的情史,是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期对爱情的思考,而不是像某些地方人们所指的那种老人爱情。为此,我不得不对上个世纪末的历史作一番研究,但没有打算搞得像历史学家们要求的那样严格和精确,因为我不喜欢卷入与历史学家的争论中去,他们掌握所有的史料,并且分秒不差地编写历史。不过我在描写殖民地时期的时代气氛上,比如那时的生活方式,劳动形式,人们的饮食、风俗习惯等是一丝不苟的。然而这本书刚一出版,就有人指责我把加德尔阿根廷歌唱家、作曲家和演员。来哥伦比亚写在1914年左右不确切。对我来说,这些属于历史学家的事,我并不真正感兴趣。加德尔在哥伦比亚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偶像,深受人们热爱和崇拜,也许胜过在阿根廷。他很早就有了名气,他来哥伦比亚可能是在我写的那个时间的10年之后,不过,这无关紧要。稍微强求一下历史,让加德尔在那个时期出现,这没有什么坏处。
  问:书中描写的城市是现实中哥伦比亚的哪个城市?
  答:这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地方,它具有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区三个城市的因素,这就是:卡塔赫纳、圣玛尔达和巴兰基利亚。这三个城市相距很近。比之于本国其余地区,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带与委内瑞拉加勒比海地带及其它加勒比海地带更为相似。这一地区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要比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状况更使我感兴趣。
  问:你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答:我认识几个人,年纪都不小了,他们对本世纪初的那些事情记得很清楚。我琢磨,本世纪初的风俗习惯与上世纪末最后20年的风俗习惯没有多大不同。那个时期,时光的流逝所产生的变化并不那么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与父母亲进行过交谈。老父亲是去年12月去世的,活了84岁。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都去看他们,同他们长时间地闲聊,但没有告诉他们那是为了写小说。书中所写的某一段时期的情史,实际上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那一段时期之后,就变成另一段历史了。我一直说,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是某种“组合”。你从这些人身上取几块,从那些人身上取几块,这样你便会搞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木偶来。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我从没有告诉过我父母亲为什么每天下午去他们的住所打听他们的爱情史。每次他们都很高兴地给我讲述他们的过去。有这样一件奇事:一天,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想问他件事。他曾当过报务员(小说里的主角也是报务员),我想知道,过去他们发电报的那一套极其复杂的方式叫做什么。那时的电报是这样发的,比如第一站要向第六站拍电报,首先得与第二站联系,第二站再与第三站联系,就这样依次往下发,由一个城镇传到另一个城镇。我问我父亲,这种联系方法叫什么,或者说那时叫什么?因为要再现那个时期幸福与不幸的气氛,熟悉那个时代的语言是至关紧要的因素。我父亲告诉我说,那叫做“联站”。“联”这个动词挺好听,也挺确切。他去世后,哥伦比亚一位记者根据追忆,发表了一篇对他的访问记。在这次采访中,有人曾问我父亲是否从未想过写点什么。我父亲回答说,曾想好准备写一本可能很有兴趣的爱情故事,但是由于有一天我打电话问了他把几个电报站的信号沟通起来的技术叫什么,并且当时他刚好知道我已动笔写书,于是便决定搁置他打算写的那本小说。当然,这是他去世后我才知道的,因为在他生前我们从未谈及这些事。
  问:“联”得很妙啊……
  答:是的。这就是现实生活给我们开的精彩玩笑和出现在小说里的真人真事。这些后来演变成了另外的人和事,但是始终都是以我熟悉的事件、实实在在的事件为基础。我无法理解,怎么能以简单的概念和纯粹的才智为基础来写小说的。写小说有其他的手段,而且是很好的手段。
  问:赫胥黎……
  答:对,赫胥黎有点是这样。有一个时期,我是很喜欢他的作品的。不过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凭他的纯粹才智,并没有给人留下他有丰富生活经历的印象。
  问:请你谈谈文学上有关描写亲身经历、情感和激情的题材。
  答:那种认为一个人可以写他没有经历过的事,写他没有以此为基础而经过构思的事的见解,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我永远也写不出从概念出发的小说,我从来都是以形象和情感出发,而整本书就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从概念出发可以写文学评论或专题论著,但不能写别的东西。
  问:这样就有了爱情的历史,是吗?我在琢磨你书中所写的上一个世纪加勒比海地区人的不顺心的爱情。我问自己,这种爱情在哪些方面与我国同一时期可能存在的爱情有相似和不同之处。
  答:这正是另一个使我感兴趣的题材,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表现的恰恰是“爱情是可以虚构的”。小说的女主人公在结尾时反身自问,在长达52年的时间里,与一个自己并不肯定是否与之相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怎么能获得幸福呢?她与这个男人的爱情发生在18岁至22岁之间,后来她拒绝了他的爱情,与另一个男人结了婚。这是我父母亲爱情的详细写照。这也就是我多次去他们那儿打扰他们的原因。
  问:除你父母亲之外,你是如何搜集19世纪的爱情资料的?也许福楼拜……
  答:我反复读了19世纪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法国作家的作品。19世纪具有伟大意义的小说是俄国小说,但是我想写的是另一种小说。我始终为之感动的是福楼拜《情感教育》一书中女主角阿尔诺夫人一生的遭遇。当我意识到我脑海里酝酿的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时,我便打算用后期浪漫主义的结构和手法把它写成就像是在19世纪写的那样,而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就是福楼拜。于是我就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整本书就像一台完美无缺的机器,没有一点纰漏。《情感教育》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不过是反面意义上的帮助。根据我的记忆,福楼拜不仅在该书中叙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且对那个时代也作了准确的描写。他为这一情史制造了在法国历史上来说是一个异常时刻的特殊气氛。那么,我就想知道,对于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处于火山爆发一样形势下的加勒比海地区的我这本小说,他怎样才能作出与《情感教育》一书同样的安排处理。结果,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看出了这本书与《包法利夫人》不一样,有纰漏。一方面是作者叙述的爱情故事,一方面是作者引用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史料,结构支离破碎。福楼拜没有能把两者成功地糅合在一起。重要的是我想学习19世纪小说的结构,以便能在20世纪用同样的顺时叙述法来写这本小说,这种手法效果很好。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很久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从本意上说,批评家和诗人是唯一的一些高深莫测的人。我们小说家看别人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它们是怎样写的,然后把它们翻个个儿,拆下里面的螺母和螺丝,把所有的零件都摆在桌子上,一旦我们发现它们是如何写的时,我们就能从中获得最大的教益,即知道了别人是怎么写的。我们小说家都是些作品结构的探根寻底者,就是从这样的目的我反复研读了上一世纪的一些小说。在开始动笔写作之前,我必须反复阅读和探究,因为在我对一本书尚未想好定型的结构并且全书就像被读过一样时,我是写不出来的。我觉得一部小说的后面不附上所参考的图书目录是不公正的,文学批评家们在他们的著作里却是附有这样的书目的。
  问: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答:告诉你为什么吧!我怕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必须使读者聚精会神。我是个很差的读者,每当对一本书不感兴趣时,我就弃之一旁。我有很多书需要读,而我的准则是,如果某一本书不吸引我读下去,我便丢在一旁,再拿起另一本书。我在写一本书时,生怕读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所以一旦发觉开始写的部分使人厌倦,我就设法给它增加点色彩,寻求使读者不为任何东西分心的办法,比如添上几个形容词,加进几个并非必要的字,其实没有一点意思。但是这是文体上一种不易觉察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避免书中出现绊脚石。我有这样的感觉,当读者由于作品缺乏节奏感或别的其它原因而觉得难以继续读下去和不断眨眼时,这就是读者开始分心,也是我面临着失去读者注意力的危险之处。我希望我的作品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都能紧紧地抓住读者。
  问:好像有一种传说和神话,说作家与新闻记者相反,他们心中没有读者。
  答:我脑子里是一直装着读者的,而这一点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记者生涯。另外,我在写作上也采用新闻记者的方法。所以我说过多次,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是微妙的。我更感兴趣的是读者们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书,而不是那些批评分析的文章。我有很长时间不看这些评论了,除非是非常严肃的文章。令人遗憾的是安赫尔•拉马已经去世了,他是个优秀的读者、浅显而敏锐的批评家,他使我获益匪浅。至于普通读者……当有人对我说“我放不下这本书”时,我就放心了,因为这说明我的书把他抓住了,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问:连载小说或电视小说常常能获得这种效果。
  答:我非常喜欢连载小说和电视小说。它们的缺点在于文学处理方法,就是说,有一种煽惑性的戏剧性。但是那些作者是用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来工作的,这样的素材对一个作家是有用的。只要能够赋予它们以文学价值,我是不害怕运用这类素材的,因为归根结底都是发生在人民中间的事。我差一点没把这本小说就像从前做的那样以故事连载的形式在报上发表。电视小说能够影响家庭习惯。有的家里改变用餐时间,为的是让夫人和女仆们能够看到电视小说。电视小说是现实生活中引人入迷的事情。如果能使电视小说具有文学价值和质量那将是一件奇迹。以这样的方式抓住读者,使他们改变习惯,以便对一个人编出的故事情节感兴趣,这应该是每个作家的抱负。
  问:你在哈瓦那举行的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开幕辞中说,我们拉丁美洲人跳过了20世纪,失掉了我们19世纪的某些美德,即,大公无私、浪漫主义和对爱情的恐惧。
  答:比如说最后一点吧,我的小说里就写了许多,在我小说的许多地方,我一直都写到对爱情的恐惧。我有这样一种印象:爱情小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伴随着恐惧,有些恐惧的时刻不仅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来,而且在性关系中也是如此。在我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个诱奸者,每次他走到床前,总是怕得要命,仿佛是第一次。而每次改变情人,他都有同样的恐惧;他说他每次都要重新学习干那种事,仿佛永远是第一次。
  问:一种考察的心理,一种下赌注的心理。
  答:是大丈夫主义。但是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并且有时从可靠的来源得悉,女人同样有那种考察或下赌注的心理。
  问:爱情有什么改变?
  答:至少在加勒比海地区,爱情过去一直是受压制的。没有现在的那些自由。如今,我的儿子们有他们的未婚妻,带她们去旅行,跟她们睡觉,如果不结婚也没有关系。他们恋爱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结婚。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把对爱情的压制可怕地戏剧化了,只是由于怀疑一个男人使一个处女失去贞节就把他杀害了,这种事在今天看起来是绝对愚蠢的。当有人对新的一代青年人说,这篇小说是以事实为根据写成的时,他们感到大惑不解。有时我问自己,对那种偷偷摸摸的事,他们是否跟我们一样感到激动……
  所有我喜欢的女人都使我产生同样的感觉。只要看到她,认识她,即使她不漂亮,而只是由于某种缘故打动我的心,她都会使我很害怕。
  问:你能够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她吗?
  答:几乎我总能够说出为什么喜欢她。这是客观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因为那里出现了恐惧,这没有任何疑问。
  问:20世纪失掉了爱的恐惧吗?
  答:我不知道。但是我感到这一代人没有我们过去那种恐惧,尽管在小说中我通过某一个人物对人们说,这个世纪末有点像上个世纪末。
  问: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某些有益的品德正在恢复,如狂热的团结主义,伤感主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感情……应该把感情放在优先的地位。小说中有一个人物用坐在气球上旅行来庆祝世纪的改变,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冒险。一个记者走近他问道:“如果你在这次冒险中死去,你最后的话将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最后的话将是‘我认为这个世纪对所有人来说都在改变,唯独对我们没有’。”从这些话出发提出了一点类似论点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企图在小说中表现的;就是说,我们拉丁美洲人通过20世纪继续拖着19世纪,没有享受20世纪的任何好处。
  问: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大概就像是这么回事,我们一点一滴地积蓄着消费品却不去享用它,得到的报偿就是看到从前把我们以某种方式变成幸福人的真诚品德被扭曲了。
  答:有点是这样。我们拉丁美洲人是世界上的中产阶级。我在非洲旅行时发现了这一点,因为非常可悲,在整个人类中有的人远远比我们落后。在非洲我意识到我从前并不真正了解“不发达”的含意,非洲人仍旧处在一个以前的历史时期。对一个拉丁美洲人来说,懂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上的伟大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们有一点这样的想法,打算超出自己的可能而生活得更好些——这是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的特点——对什么都不满意,力图实现阶级飞跃。
  问:一种关系到与发展完全背道而驰的思想的飞跃,即消费主义。
  答:从哲学上讲,可说是来自消费主义。我不反对消费,但我确实反对消费主义。我认为现代世界提供了生活所必须的东西,人的权力之一就是要生活得好,而且是尽量的好。我认为,最高的追求就是幸福。从作家的角度讲,那种认为作家只有受苦,只有生活在很坏的条件下,得肺结核才能取得创作灵感的浪漫思想是荒唐的。我认为,作家,艺术家,只有具有健康的思想和一切问题得到解决,无后顾之忧,才会工作得更好。
  问:你是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写出其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这部小说的?
  答:月球一向存在,只是我们现在才刚刚登上去。我认为人们对电子计算机看得太神奇,讲得太多了。对我来说,电子计算机只不过是一台更简单得多,实用得多和有用得多的打字机罢了。我开始写作用的是那种木杆的钢笔,然后是自来水钢笔,接下去是老式手动打字机,再后来是电动打字机,而现在是电子计算机。这种电子计算机不仅能替我写小说,而且能使我工作效率更高,工作得更轻松。如果我在20年前就有了电子计算机的话,我写出的书就会比现在多两倍。
  问:和爱情题材一起,你所有的书中还有另一个题材,这就是战争,拉丁美洲暴力史,革命。
  答:我书中写了很多这类事。我一直密切注视着古巴革命,但我从未在我的书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题材来自我的祖父和哥伦比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我把哥伦比亚的历次内战都神话化了,因为那是从前在家里给我讲的儿童故事,也就是我祖父参加过的战争中的故事。那次战争,一方面我将它神话化,另一方面,我还富有诗意地移动了它的位置,因为在我看来,那场战争永远不会在哥伦比亚结束。在上个世纪,是自由党起来反对执政的保守党,或者相反。它们是官方承认的两个对手。当实现停火,承认起义者的军衔,并像对政府军一样发给他们津贴和退伍金时,事情更是这样。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主要人物是个天天等待退伍补助金的上校,可是退伍补助金总是不到,因为那场战争打输了,而且将永远输下去。目前革命者没有这种照顾,他们只不过被看得跟土匪一样……
  问:如果他们在意外的失败中没有丢命的话,就应该谢天谢地了吧!
  答:尽管如此,战争还是同样的战争。假若今天强制推行上个世纪末最后一员伟大的自由党战士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的纲领的话,哥伦比亚会是一个比现在先进得多的国家。有件事在我看来是十分有关联的。乌里维•乌里维是个联邦主义者。当在委内瑞拉一个联邦政府成功了时,他去了委内瑞拉进行反对哥伦比亚保守党政府的斗争。这件事足以使我们明白不要再在一个外国进行任何斗争。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及我所有的小说中,这一点都有反映,因为我认为,哥伦比亚在本世纪遭受的一切灾难,都是来自联邦主义的失败,来自上个世纪当自由党人还是真正的自由党人时的自由党的失败,因为今天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之间的思想界限已经抹掉了。如果说你看到了那些存在着非宗教教育、非宗教仪式结婚、政教分离、离婚的国家里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同的话……在哥伦比亚也存在着非宗教结婚和离婚,但那种赞同是形式上的,社会和道德上是谴责这类事的。所有那些委内瑞拉有而哥伦比亚没有的东西,同委内瑞拉打赢了联邦战争而哥伦比亚打输了联邦战争是有关系的。
  问:照我看,你的小说中反映的东西,从某种方式上讲,对整个拉丁美洲都是有价值的。
  答:因此战争在继续。我有点像在上个世纪,因为我仍旧抱怨着在我的国家里,独立战争后的那场战争失败了。19世纪的进程比较好,比较热闹和激动人心。古巴和尼加拉瓜是唯一的两个在本世纪即将结束时升入这个世纪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
  问:现在你在做什么?
  答:我计划写一部不长的小说,可说是一部中篇历史小说,不超过150页。关于这部小说的内容我还不能跟你讲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完全酝酿成熟。
  问:有个大人物告诉我你要写的是西蒙•玻利瓦尔从圣塔•卢西亚战败下来的故事。
  答:好的,你等着读书吧。然后我计划写我的回忆录,但是它不是那种在作家什么也不记得了的时候写的回忆录。我想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件事跟我以前对你说过的那件事有关,这就是在我的书中没有任何东西与现实无关。我要重新翻阅我的每一本书,把其中故事的事实告诉读者。我将不按年代顺序去写回忆录,而是通过人物和环境来写。总而言之,我要用回忆录的方式讲述我的整个一生。自然,也可能这一现实掩盖着另一个现实,结果到头来又写成另一部虚构的作品。我打算几页几页地写,先出第一卷,然后再接下去。重新回忆和检查藏在书后的整个一生是令人激动和入迷的。
  本文是阿根廷《新闻记者报》记者卡洛斯•甘贝达于1986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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