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四书：集党史研究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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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韩戍
“革命四书”，即著名党史学家杨奎松论革命的著作四种，分别为《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四者结合，一部颇为完整的近代中国革命史跃然纸上。
近些年来，谈革命大抵有两极化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革命观，体现在官方学者的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上，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为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史；另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观，认为革命与暴力、流血、破坏是同义词，今天中国的一切症结，皆可归咎于辛亥以来的历次革命，因此革命需要否定，历史研究应完全回避革命。然而，杨奎松研究中国革命史学，既否定了前者的化约论，又否定了后者矫枉过正的倾向。他正视革命，直面革命，在中国革命中发现历史的奥秘，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从杨奎松的“革命四书”中，可以看到近乎繁琐的史实考证。他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率先利用对岸的资料，从国民党方面梳理了国共关系，将“共国关系史”变成“国共关系史”；在《西安事变新探》中，他还原了西安事变详细的来龙去脉，发掘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里，他打破成说，力图展现数十年间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既迎合又矛盾的复杂关系；《“中间地带”的革命》则从国际大背景入手，探索中共成功的俄国动因。以往的这些历史事实基本都模糊不清，又无人肯认真地挖掘资料，只能在现有成说的基础上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杨奎松完全以资料为基础，通过各种极其复杂的史料档案编排、比对、勘误和考订，从支离破碎的故纸堆中还原出一幅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历史图像。
杨奎松并非是一个埋头于书斋的考据派。历史研究中，弄清真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真相。实际上，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在还原史实工作之外，无时无刻不在考察近代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揭示内部的种种因果关系。四部书都在说明一些大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中共会取得胜利。杨奎松从社会背景、国际环境、领导人的策略、中间势力的变化，以及各种偶然因素的起落，剥茧抽丝地展现出两个政党势力的相互消长，最后一胜一败的全过程。以往的史学往往以论代史，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所谓“进步力量必然胜利”云云，但杨奎松始终都是在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治史态度来讲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怎样发生。尽管他在这四部书中，对中国革命并未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总体讨论，但实际上，真相早已蕴含于“革命四书”的各个细节之中。
考订史实与寻求逻辑，代表了史学研究中“求真”与“求解”两种路径。在近代史研究中，史实纷繁复杂，资料卷帙浩繁，真相扑朔迷离，即使皓首穷经，两条路径能完成其一已属不易。杨奎松的“革命四书”，无论哪一部，都可见到集“求真”和“求解”两种史学路径于一体的特征。他能够求真，是因为他当年曾下苦功夫，抄有上千万字的卡片记录；因为他较早地接触到官方内部档案，且具备敏锐的挖掘、利用意识。他能够求解，是因为他本身命途多舛，既当过“革命”工人又进过“革命”牢狱。笃信革命后经历的革命热情幻灭，促使其较一般人更有探索革命内在机制的动力；后革命时代中丰富而独特的个人体验，使其在研究革命、理解革命的“史识”方面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
这种卓越史识，最主要的表现便是，杨奎松从不以一种阴谋论的角度理解历史，亦从不以后来者的角度妄自苛责古人。其反面如前者，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存在着一种阴谋论式的理解，将历史事件化约为各种个人意志、花边新闻、权谋诡计、宫廷内斗，历史教训被误读为厚黑学式的人生经验；如后者，以所谓革命或改良孰对孰错之类的假命题，苛责前人误入歧途，将中国引向革命和激进。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尽管所涉及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却无时无刻不对历史人物持一种理解之同情，他认为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和大时代中的革命大众，尽管对内外现状的认识不同，实施手段相异，却都是在真诚地为中国谋求出路。又如“革命四书”的总前言中对革命的理解：“专制与反抗，同样暴力，同样血腥，同样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两害相权，孰能证明哪种破坏更大，为害更深？何况，当局者的感受又如何能够达到旁观者希望的水平？”因为史识的卓越，杨奎松“革命四书”中最早的一本虽然已经出版二十年，但在近些年新资料、新成果迭出的情况下，仍很少有过时之感，还是常读常新。
正如雷颐所言，杨奎松的中共党史研究，将党史从“法学”还原为“历史学”，这对杨奎松的研究功绩的概括，可谓是恰如其分。实际上不只是杨奎松，他的华东师大党史—冷战史研究同人沈志华、韩钢及南大已故史家高华，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一样的。他们在近二十年内，率先打破意识形态禁区，在资料奇缺、步步陷阱的艰难困境中行走，锲而不舍，将党史研究从“险学”变成真正的“显学”，成为一个独立且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学科方向。他们的著作因通俗易懂，亦以各种形式流传于学院之外，在启蒙大众、敦清认识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果为这批学者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寻找一个代表作，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可以说当之无愧。
“革命四书”，即著名党史学家杨奎松论革命的著作四种，分别为《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四者结合，一部颇为完整的近代中国革命史跃然纸上。
近些年来，谈革命大抵有两极化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革命观，体现在官方学者的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上，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为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史；另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观，认为革命与暴力、流血、破坏是同义词，今天中国的一切症结，皆可归咎于辛亥以来的历次革命，因此革命需要否定，历史研究应完全回避革命。然而，杨奎松研究中国革命史学，既否定了前者的化约论，又否定了后者矫枉过正的倾向。他正视革命，直面革命，在中国革命中发现历史的奥秘，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从杨奎松的“革命四书”中，可以看到近乎繁琐的史实考证。他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率先利用对岸的资料，从国民党方面梳理了国共关系，将“共国关系史”变成“国共关系史”；在《西安事变新探》中，他还原了西安事变详细的来龙去脉，发掘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里，他打破成说，力图展现数十年间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既迎合又矛盾的复杂关系；《“中间地带”的革命》则从国际大背景入手，探索中共成功的俄国动因。以往的这些历史事实基本都模糊不清，又无人肯认真地挖掘资料，只能在现有成说的基础上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杨奎松完全以资料为基础，通过各种极其复杂的史料档案编排、比对、勘误和考订，从支离破碎的故纸堆中还原出一幅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历史图像。
杨奎松并非是一个埋头于书斋的考据派。历史研究中，弄清真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真相。实际上，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在还原史实工作之外，无时无刻不在考察近代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揭示内部的种种因果关系。四部书都在说明一些大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中共会取得胜利。杨奎松从社会背景、国际环境、领导人的策略、中间势力的变化，以及各种偶然因素的起落，剥茧抽丝地展现出两个政党势力的相互消长，最后一胜一败的全过程。以往的史学往往以论代史，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所谓“进步力量必然胜利”云云，但杨奎松始终都是在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治史态度来讲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怎样发生。尽管他在这四部书中，对中国革命并未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总体讨论，但实际上，真相早已蕴含于“革命四书”的各个细节之中。
考订史实与寻求逻辑，代表了史学研究中“求真”与“求解”两种路径。在近代史研究中，史实纷繁复杂，资料卷帙浩繁，真相扑朔迷离，即使皓首穷经，两条路径能完成其一已属不易。杨奎松的“革命四书”，无论哪一部，都可见到集“求真”和“求解”两种史学路径于一体的特征。他能够求真，是因为他当年曾下苦功夫，抄有上千万字的卡片记录；因为他较早地接触到官方内部档案，且具备敏锐的挖掘、利用意识。他能够求解，是因为他本身命途多舛，既当过“革命”工人又进过“革命”牢狱。笃信革命后经历的革命热情幻灭，促使其较一般人更有探索革命内在机制的动力；后革命时代中丰富而独特的个人体验，使其在研究革命、理解革命的“史识”方面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
这种卓越史识，最主要的表现便是，杨奎松从不以一种阴谋论的角度理解历史，亦从不以后来者的角度妄自苛责古人。其反面如前者，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存在着一种阴谋论式的理解，将历史事件化约为各种个人意志、花边新闻、权谋诡计、宫廷内斗，历史教训被误读为厚黑学式的人生经验；如后者，以所谓革命或改良孰对孰错之类的假命题，苛责前人误入歧途，将中国引向革命和激进。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尽管所涉及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却无时无刻不对历史人物持一种理解之同情，他认为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和大时代中的革命大众，尽管对内外现状的认识不同，实施手段相异，却都是在真诚地为中国谋求出路。又如“革命四书”的总前言中对革命的理解：“专制与反抗，同样暴力，同样血腥，同样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两害相权，孰能证明哪种破坏更大，为害更深？何况，当局者的感受又如何能够达到旁观者希望的水平？”因为史识的卓越，杨奎松“革命四书”中最早的一本虽然已经出版二十年，但在近些年新资料、新成果迭出的情况下，仍很少有过时之感，还是常读常新。
正如雷颐所言，杨奎松的中共党史研究，将党史从“法学”还原为“历史学”，这对杨奎松的研究功绩的概括，可谓是恰如其分。实际上不只是杨奎松，他的华东师大党史—冷战史研究同人沈志华、韩钢及南大已故史家高华，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一样的。他们在近二十年内，率先打破意识形态禁区，在资料奇缺、步步陷阱的艰难困境中行走，锲而不舍，将党史研究从“险学”变成真正的“显学”，成为一个独立且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学科方向。他们的著作因通俗易懂，亦以各种形式流传于学院之外，在启蒙大众、敦清认识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果为这批学者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寻找一个代表作，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可以说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