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说话、孤独以及其他

小田切让步
2012-08-06 看过
先看的电影。

2003年末,《手机》盛大上映,收获了亿万票房,雄霸当年圣诞档。2003年的中国电影谈不上什么档期,如果有,圣诞-元旦算一个,电影《手机》拥冯小刚、葛优黄金招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票房飘红理所当然。不久,同名小说上市,原作者进入了大众眼界,是一个叫刘震云的作家。大多数人都是和我一样,通过电影知道有刘震云,幽默,又带点刻薄。

中国许多优秀作家都有作品改编电影、“触电”的经历,比如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还有冯小刚的老友王朔,自87年起便有作品被改编,88年有三部作品上映,当年被称为“王朔年”,90年代初又做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出自其手,96年自《动物凶猛》改编《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为当年票房冠军,算是王朔的“触电”高峰。刘震云的高峰来得晚,尽管也曾加入过著名的“海马工作室”,论大众知名度还是不能和前面几位比,直到《手机》上映,早就了全民话题。

插一句,电影的“第五代”,离了那批作家和作品,可以说是渣。

所以说起刘震云,《手机》是绕不开的话题。

另外一个绕不开的,是《一句顶一万句》。《一》的语言算一座山峰,不敢说开山立派,自成一家毫无问题。《一》是得了许多奖的,包括茅盾文学奖。比起同期获奖的《你在高原》(我反正没读过)、《蛙》(读不完),我认为《一》是最般配,最实至名归的。《一》成熟大气,高度概括、浓缩,同时语言又是发散的。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华语作品中,《一句顶一万句》毫无疑问能排入前十。记得当时,我因为书名是源于毛时代的语言,心生鄙视之心,后来在朋友推荐之后读了惊为天人,那种感觉令我至今都回味无穷。

这里说起《一句顶一万句》,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和《手机》是一脉相承的,说的都是同一个事,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说话。《手机》的最初创作,就是为了电影的。据说在一群作家、编剧、导演的饭局上,不知怎么聊到“手机”这个话题,大家互相交换了各种段子后,坐在一起唏嘘不已。刘震云心有所动,拿起手中的手机说是个好材料,可以写本小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写,不写的话我就写了。于是就写了,写完之后先上电影,再出小说。后来可能觉得不过瘾,还能再发掘发掘,继续深入,于是有了《一句顶一万句》。尽管中间夹着一部《我叫刘跃进》,但依然看出《手》和《一》非常明显的承继关系。

《一句顶一万句》的标题将主题揭示得很明白,和“说得来”的人说话,一句顶一万句,和说不来的人,一句都懒得说。这说话的对象,可能是亲人、妻子、同伴,也可能是个牙牙学语的养女,就看两人搭不搭。说话成了人和人唯一沟通的渠道,由此产生了寻找和孤独。漫漫千年,中国人就是在寻找、失去、寻找中循环体味着人生的孤独。《手机》不一样,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二个才是改编成电影的部分,讲的是手机将人的距离拉近到透不过气来,让主人公严守一婚姻破灭、失去工作的过程。而第一部分,说的是童年严守一1969年陪吕桂花给矿山的老公打电话,被众人编成歌词传唱的佳话,第三部分说的是1927年,严老用点酒食托人给口外的儿子带一个口信,口信历经两年才辗转传到严守一的爷爷严白孩耳中的故事。三个部分结合起来读,看出科技进步,手机让通讯更加方便,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透不过气来,缺乏隐私,产生毁灭性后果。就像书中费墨感叹的:还是农业社会好,上京赶考一去几年,回来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

距离这个问题,电影、小说里说得很明白,当年观众、媒体也大肆讨论过,可放下不谈,这与两部小说之间承继关系无关。有关系的,可能在创作之初刘震云都没意识过来的问题,那就是说话,或者说说得来说不来的问题,有没有话说的问题,这事往高雅里说是知音难求,往粗俗里说两人能否尿到一壶里去。

小说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说的拢”故事,严守一他爹老严不爱说话,一天下来说不了十句话,和谁都一样。但是和一起卖葱的人老牛之后,变得有话说了,能够完整说下一个故事。有时蹲在灶间吃饭,吃着吃着还“噗哧”一下笑了,摇着头说“这个老牛”。直到年底分账,老牛记花账不说,还对他老婆说老严是个傻逼,这才结了仇,又重新变得不爱说话,一直到死。

人到中年之后的严守一也开始面临没人说话的问题。“四十岁之前,好朋友多,天天聚在一起聊天。过了四十岁,像凌晨两点的酒店大堂,偶尔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低头喝咖啡。”尽管是个主持人,做的就是“说话”的事,却没话了。费墨出现了,成了能说话的好朋友。“经常想起费墨,一想起就笑”,和他爹一样。严守一说服费墨来剧组当总策划,费墨起初百般推辞,动了心的理由其实是“主要是为了经常见面”。难得遇到一个能说话,有话说得人,费墨都连连说“是个有心人”、“稍微懂一点朋友”了。男人之间的友谊,说白了就是一个说话的问题。“有话无处说,显出朋友的重要来了。”

在婚姻中,说话更是重要。严守一和首任妻子于文娟的离婚,起因是伍月的电话和短信,根源还是在于两个人没话了。“结婚十年,夫妻间的话好像说完了”,刚结婚时,有说不完的话,现在躺在床上除了干那事,事前事后都没话。绞尽脑汁找话题,还不如不着,八杆子打不着,都是缺乏润滑油一样子干聊。后来干脆不说,于文娟只能在电视上看严守一说话了。费墨和李燕同样是如此,李燕一个中年小女子,关心的还是男男女女的那些事,费墨满口大道理,没话说是自然,李燕就去网上找人聊天。费墨走近来看,李燕都扑到电脑屏幕上盖住。沈雪问牛彩云回家之后你爸都不和你妈说一句话就走?牛彩云干脆响亮地回答:“俺爸和俺妈没话!”围城中夫妻俩没话了,婚姻也就有了裂痕。

说话还能够促进情欲。严守一和于文娟没话了,偷吃是常事,按理经验丰富难以失足,后来两次栽在伍月手中,不是因为伍月胸前有两个大篮球,脸上有两弯勾人魂的细眼。和伍月在一起,解渴,消毒。“整个过程中,伍月嘴里都在说着世界上最脏最乱的话,严守一被他勾的,也把心底最隐秘最脏最乱平时从无说过的话都说了出来。”说了脏话,身体解了渴,浑身干净了。解渴消毒,让严守一欲罢不能、无法离开,甚至认为比起结过婚的于文娟、沈雪,伍月反而是这个世界最亲近的女人。他在她面前说了太多心底想说不会说不能说的话了。

说话是因,也是果,是治乱的循环,有话说会变成没话说,没话说的人也会变得有话说。严守一小时没娘,跟奶奶一起长大,后来“飞得远,看不着了”,在电视上看到,“说的话我都听不懂,这孩变了”。后来奶奶去世,严守一拿着手电筒往天上写:奶,想跟你说话。从说话听不懂,到想找奶奶说话,意味着情感变了,人也变了,但奶奶却不在了。和于文娟离婚半年后,严守一站在阳台,感觉突然有好多话要和她说,有了交流的欲望,但离了婚,身边有了沈雪,想找于文娟找不到人了。

平常的夫妻、朋友、亲人之间,都会在严守一的“有话说、没话说、找话说”的经历中找到共鸣。这实在是太平常、太普遍了,无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每个人都或经常、或偶尔面临像这样的孤独境地。孤独是一个沉重到无法直接面对的主题,强大、延宕、拧巴,非得有大笔力才能写出,不像李志那样拿把吉他扯着嗓子吼“我们生来就是孤独”就能敷衍了事。马尔克斯用拉丁美洲为背景,说一座村庄到城市的变迁,一个家族的百年史诗,才阐述出何为孤独。

刘震云擅长描写小人物的狡黠、功利,讲述大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强悍的讲故事能力和与生俱来悲剧性的幽默感是他的两大法宝。从早期以《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描写小公务员日常生活的小说,到中期时讲述故乡河南省延津县乱世飘离的小人物变迁的故乡三部曲,他为读者奉献了精彩、幽默,同时又深刻、沉重的故事,但可以斗胆说一句,未跳脱“讲古”的圈子。在《手机》里,他发现了中国人的孤独,发现了通往写出“孤独”主题的道路——说话。从《手机》这条道路走下去,于是他拿出了目前为止他最好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他还将继续走下去,据说,在下一部作品《我不叫潘金莲》里,说话和孤独会有更深的阐释,“说一句知心话都那么难,那么纠正一句话将会更难,这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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