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民生宗教:逝去千年的日常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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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包含主题丰富多样:佛道典籍、政府公文、交易契劵,变文小说、图籍历书、天文术数,不甚枚举。这些沉睡千年的文书为我们展现了史籍外中古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细节。然而,除了占绝大部分的佛教文献外,其余只能提供给我们碎片化的零散信息。一个世纪以来,它们被收集、拼接、解读,一方面用于辅证各种既有中古史研究, 另一方面也为学者总结出特定类别,从而开辟全新研究领域。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一书,显然属于第二种路数。不过,与以往冠名“敦煌”的类别型研究不同,本书并未局限文献本身性质,而是发明“民生宗教社会史”概念,以之为引领,重构各类文献实物材料,来阐释当时当地的信仰和社会。如导言中所言,现今敦煌学需要“从文献到历史”的升级,作者的关注点始终是历史,但非制度、事件或人物的历史,而是历史中动态的社会生活,及生活中的信仰观念与国家政治、地域社会、 意识形态、社会变迁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结构和内容的设定来自于作者提出的“民生宗教”概念。所谓民生宗教,是“围绕个人或家庭那至某一地域的民生福祉而展开的信仰,尤其是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相关联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包括思想与行为”(页2)。作者梳理了国内外社会史和民间宗教的各种理论,指出其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它们并不适合阐释零散的敦煌文献。作者受民俗宗教,尤其是日本学者渡边欣雄对此术语定义的启发,把视角转向生活和宗教的结合:“侧重点在民生宗教对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实际影响层面,不是像以往研究那样热衷于从文献中发掘人们又什么信仰,而是注重信仰如何融入生活并作用于生活,企图进入到信行者的历史情境和内心世界中去了解生活”(页20)。由此可见,民生宗教的概念即作者收集文献的准则:与生活相关的信仰。而这一概念的理论深度则对应作者要展现的历史:多面的中古生活。同时,借鉴宗教所具备的信仰、仪式、象征因素,作者列出了民生宗教在这三方面内容,如信仰上的鬼神观念,仪式中祭祀、节庆、礼仪、忌宜、巫术和占卜,及象征中的自然物、吉祥、驱邪物等等 (页21-23)。这些在本书中均或多多少有所涉及。但因作者目的是了解古时生活,故本书三篇集中考察的是日常祭祀的神灵,居住和出行的各种“迷信”。
第一篇《众神赴会》意在勾勒敦煌的万神殿。敦煌神灵纷繁复杂,不过作者注意到展现“全景图”的两篇文献--S.2144V和S .3427 《结坛散食发愿文》,其中包罗众多神灵,排列有序。两篇愿文属密教适食法仪式,但结构内容已与佛教仪轨已大相径庭。对于融入其中包括佛道教在内的众多“杂神”,作者认为愿文中的神灵鬼怪是当时归义军政府糅合地方政治文化和本土信仰,以其政治理念整合神灵体系的结果。接下来,作者重点分析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几个“土偶”:灶神、土地、城隍、树神。这些在敦煌文献中屡有出现,作者收集相关文献,一一说明它们的源流和功用。第三章考证墓葬神煞,作者从《曹元深祭神文》着手,比对汉代镇墓文和宋代买地劵,说明该文献兼具醮墓愿文和卖地盟誓性质。在梳证五个墓葬神煞后,作者指出这些神的时空特征,并由魏晋南北朝的镇墓文推测这些神煞晚至唐初传入敦煌。本土的墓葬神煞经汉晋唐宋变化不大,表现了民生宗教的“凝固性”(页127)。第四章考察神灵变迁后的政治因素,作者举出归义军政权时期的三个个案:三危山和金鞍山神分别为张氏和曹氏政权的宣传工具,其在不同时期祭祀地位变化,是地方政权变迁的反映;文献P 2943 中出现的瓜州官吏百姓为慕容归盈请求立庙一事,透露出曹元忠政权和瓜州地方社会间的斗争; 而乱时的祭祀祈祷活动,说明基于地域利益,糅杂诸种宗教的神衹崇拜成为各阶层共享信仰。总之,敦煌万神殿的纷杂表明民众崇拜并不关心神衹来源或信仰纯洁,而仅注重神的功能。神灵信仰也非孤立现象,而是社会权利网络交织在一起。
第二篇和第三篇则直接关联到“民生宗教”的问题:信仰如何融入人们的居住和出行中?这部分内容,以往多属敦煌术数文献研究,但作者目的既非梳理术数文献,也非以文献展现日常生活,而是考察信仰在人们生活、情感中的位置和影响力。第二篇《卜宅安居》,作者以《宅经》文献为中心,分门别类说明有关居住的信仰。首先是从建宅到入住过程:修宅有顺阴阳、辨五性的两大法则;住宅风水上,水渎方位、种树种类、规划布局和修造顺序都有特定忌宜;而入宅也有一定仪式,其中佩戴镜剑反映了道教的影响。 其次,宅中有众多鬼神,如宅神、伏龙、作祟的神怪人鬼等等。为了厌劾这些神怪, 又有石镇、解厌、符镇、丹药、诵经等各种镇宅法。可见,佛道教也是人们用来驱怪禳灾工具之一。另外,宅中的婚嫁需在特定位置完成相应仪节,是家庭伦理秩序的象征。宅中设斋,家内外建兰若或佛堂现象说明佛教的“民生化”,即转变为民生宗教内容。第三篇《游必有方》,作者以占卜文献为主,辅之以具注历、愿文、牒状及契约等材料,考察有关旅行的信仰。在敦煌文献中,有种种择日出行的占卜术,如周公八天出行、孔子马头占、周公孔子占、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七曜日占、摩醯首罗占等等,作者归纳出如上几种占法,指出其占法简单,操作性强的特点。出行还有日期和方位的忌宜,体现在专门的择日文书和具注历中。作者以秦简日书和唐时术数文献,笺释了其中一些重要术语,如四出火日、天陷、五穷日、大岁日、四绝、往亡、归忌等。路途中同样有各式鬼神,在唐宋敦煌,官民都崇奉专门的行神。而对于这些鬼怪和忌讳,人们又有各种法术应对,有进行道教禹步、佛教天王密扶两种出门仪式,又有如带金银、桃枝、符箓,或写经、赛神、厌胜、服药等趋吉避凶的方法。对于远行亲人,“施物疏”和“愿文”中体现了人们通过施舍佛寺道场、设斋燃灯为亲人祈福。在这两篇中,作者通过引用相关文书,为我们再现了唐宋时敦煌人们住行生活的种种细节。同时,通过对术数文献的考证,作者力图揭示这些文献在术数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及所折射的诸种宗教信仰混杂的背景。
作为一本敦煌学领域的论著,本书体系了作者扎实的敦煌学功底,且不谈书中征引文献之广博,对大部分文献,作者均以专业态度处理,绝非简单引用了之。对一些文献,作者进行了有原创性的释读、分析、定性,如第一篇第一章所录S.2144V和S .3427 《结坛散食发愿文》 (页57-67),第三篇第二章中新出俄藏文献дx. 12829、дx.12830V《占出行择日吉凶法》(页278-280)。对已有前人释读文献,作者也不停留在前人成果上,如第一篇第三章中《曹元深祭神文》,作者通过对比汉墓劵、宋买地劵,指出其中神煞并非如前人所言归属道教,而是代表源远流长的本土观念(页107-113)。另外,书中所出现的众多术语考证,更是作者以“示范性”文献来解释敦煌文献的努力,使得生僻的神灵和术数在历史背景中找到定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将文献结合敦煌历史,索隐探迹,寻求文献内容中蕴藏的历史事件、权力争斗及信仰冲突。如第一篇第四章中,作者以P 2943 《宋开宝四年瓜州衙推犯愿长等为慕容使君神座事牒》,分析出瓜州地方社会和曹元忠政权的斗争,最为精彩。
从目录中可以看出,本书理论结构十分规整,但论证逻辑却不太严谨。有时写作中大段引用他人理论,如144-145页,谈宗教“自组织”功能,民众精英文化交流,意识形态扩散、仪式意义等等,不仅散乱,也不见作者如何用之说明三危山和金鞍山信仰意义。作者说明民生宗教的一些特点,亦有不恰当之处。如第二篇第三节中,作者举出若干变住宅为佛堂或兰若的例子,便得出“制度化宗教进一步脱离寺院和僧团,转变为民生宗教内容”的结论(页247-250),似引伸太过,未考虑到舍宅为寺是否普遍现象,制度化的寺庙力量多大,占多大比例等问题。又如第三篇第一章中,作者总结占卜文书简单易操作,指出专为庶民所用,便说到整个占卜的普及化和简易化,更断言唐代为庶民文化蓬勃兴起转折期(页276-277)。庶民所用之物当然较为简易,又何来占卜都变得普及简易,庶民中流行占卜便是文化勃兴?显然,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材料来说明。其实,观点需详细地证明、严密的推理,而非随意引申联想。与其列举许多不太具说服力的观点,还不如进一步思考列举的材料,归结一两个核心论点来。
总之,在敦煌学上,本书确为一部从“文献到历史” 突破性杰作。但对于作者想要说明的历史上的“民生宗教“,书中并无多少论证有力或颇具启发的观点。本书三篇内容中,第一篇说明敦煌的众神,这些神并不见得与民生生活有大多关联,至少作者没有提及它们中有多少、又怎样与生活关联。第三章中权力对神灵的利用更无关所谓“民生宗教”。第二、三篇虽紧扣主题,但更多只是把术数文献“还原”到生活中。我们的确清楚了生活中哪些忌宜,但对于作者想说明的信仰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却没有明确答案。由于作者未加分析总结,看完后印象似乎是古人在如此多忌讳和鬼神笼罩下,生活定是充满了恐惧和不便。 至于作者论断的民生宗教特征,如兼容并包、信仰的功能性、涵盖所有阶层、关联政治社会变迁等,多是前人已发,无何创新。但不管怎样,作者理论尝试还是很有意义的:正是“民生宗教”这一概念,使得众多零散的敦煌文献得以形成本书清晰完整的体系,也得以为现代的我们展现了逝去千年日常生活中的神奇世界。
本书结构和内容的设定来自于作者提出的“民生宗教”概念。所谓民生宗教,是“围绕个人或家庭那至某一地域的民生福祉而展开的信仰,尤其是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相关联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包括思想与行为”(页2)。作者梳理了国内外社会史和民间宗教的各种理论,指出其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它们并不适合阐释零散的敦煌文献。作者受民俗宗教,尤其是日本学者渡边欣雄对此术语定义的启发,把视角转向生活和宗教的结合:“侧重点在民生宗教对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实际影响层面,不是像以往研究那样热衷于从文献中发掘人们又什么信仰,而是注重信仰如何融入生活并作用于生活,企图进入到信行者的历史情境和内心世界中去了解生活”(页20)。由此可见,民生宗教的概念即作者收集文献的准则:与生活相关的信仰。而这一概念的理论深度则对应作者要展现的历史:多面的中古生活。同时,借鉴宗教所具备的信仰、仪式、象征因素,作者列出了民生宗教在这三方面内容,如信仰上的鬼神观念,仪式中祭祀、节庆、礼仪、忌宜、巫术和占卜,及象征中的自然物、吉祥、驱邪物等等 (页21-23)。这些在本书中均或多多少有所涉及。但因作者目的是了解古时生活,故本书三篇集中考察的是日常祭祀的神灵,居住和出行的各种“迷信”。
第一篇《众神赴会》意在勾勒敦煌的万神殿。敦煌神灵纷繁复杂,不过作者注意到展现“全景图”的两篇文献--S.2144V和S .3427 《结坛散食发愿文》,其中包罗众多神灵,排列有序。两篇愿文属密教适食法仪式,但结构内容已与佛教仪轨已大相径庭。对于融入其中包括佛道教在内的众多“杂神”,作者认为愿文中的神灵鬼怪是当时归义军政府糅合地方政治文化和本土信仰,以其政治理念整合神灵体系的结果。接下来,作者重点分析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几个“土偶”:灶神、土地、城隍、树神。这些在敦煌文献中屡有出现,作者收集相关文献,一一说明它们的源流和功用。第三章考证墓葬神煞,作者从《曹元深祭神文》着手,比对汉代镇墓文和宋代买地劵,说明该文献兼具醮墓愿文和卖地盟誓性质。在梳证五个墓葬神煞后,作者指出这些神的时空特征,并由魏晋南北朝的镇墓文推测这些神煞晚至唐初传入敦煌。本土的墓葬神煞经汉晋唐宋变化不大,表现了民生宗教的“凝固性”(页127)。第四章考察神灵变迁后的政治因素,作者举出归义军政权时期的三个个案:三危山和金鞍山神分别为张氏和曹氏政权的宣传工具,其在不同时期祭祀地位变化,是地方政权变迁的反映;文献P 2943 中出现的瓜州官吏百姓为慕容归盈请求立庙一事,透露出曹元忠政权和瓜州地方社会间的斗争; 而乱时的祭祀祈祷活动,说明基于地域利益,糅杂诸种宗教的神衹崇拜成为各阶层共享信仰。总之,敦煌万神殿的纷杂表明民众崇拜并不关心神衹来源或信仰纯洁,而仅注重神的功能。神灵信仰也非孤立现象,而是社会权利网络交织在一起。
第二篇和第三篇则直接关联到“民生宗教”的问题:信仰如何融入人们的居住和出行中?这部分内容,以往多属敦煌术数文献研究,但作者目的既非梳理术数文献,也非以文献展现日常生活,而是考察信仰在人们生活、情感中的位置和影响力。第二篇《卜宅安居》,作者以《宅经》文献为中心,分门别类说明有关居住的信仰。首先是从建宅到入住过程:修宅有顺阴阳、辨五性的两大法则;住宅风水上,水渎方位、种树种类、规划布局和修造顺序都有特定忌宜;而入宅也有一定仪式,其中佩戴镜剑反映了道教的影响。 其次,宅中有众多鬼神,如宅神、伏龙、作祟的神怪人鬼等等。为了厌劾这些神怪, 又有石镇、解厌、符镇、丹药、诵经等各种镇宅法。可见,佛道教也是人们用来驱怪禳灾工具之一。另外,宅中的婚嫁需在特定位置完成相应仪节,是家庭伦理秩序的象征。宅中设斋,家内外建兰若或佛堂现象说明佛教的“民生化”,即转变为民生宗教内容。第三篇《游必有方》,作者以占卜文献为主,辅之以具注历、愿文、牒状及契约等材料,考察有关旅行的信仰。在敦煌文献中,有种种择日出行的占卜术,如周公八天出行、孔子马头占、周公孔子占、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七曜日占、摩醯首罗占等等,作者归纳出如上几种占法,指出其占法简单,操作性强的特点。出行还有日期和方位的忌宜,体现在专门的择日文书和具注历中。作者以秦简日书和唐时术数文献,笺释了其中一些重要术语,如四出火日、天陷、五穷日、大岁日、四绝、往亡、归忌等。路途中同样有各式鬼神,在唐宋敦煌,官民都崇奉专门的行神。而对于这些鬼怪和忌讳,人们又有各种法术应对,有进行道教禹步、佛教天王密扶两种出门仪式,又有如带金银、桃枝、符箓,或写经、赛神、厌胜、服药等趋吉避凶的方法。对于远行亲人,“施物疏”和“愿文”中体现了人们通过施舍佛寺道场、设斋燃灯为亲人祈福。在这两篇中,作者通过引用相关文书,为我们再现了唐宋时敦煌人们住行生活的种种细节。同时,通过对术数文献的考证,作者力图揭示这些文献在术数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及所折射的诸种宗教信仰混杂的背景。
作为一本敦煌学领域的论著,本书体系了作者扎实的敦煌学功底,且不谈书中征引文献之广博,对大部分文献,作者均以专业态度处理,绝非简单引用了之。对一些文献,作者进行了有原创性的释读、分析、定性,如第一篇第一章所录S.2144V和S .3427 《结坛散食发愿文》 (页57-67),第三篇第二章中新出俄藏文献дx. 12829、дx.12830V《占出行择日吉凶法》(页278-280)。对已有前人释读文献,作者也不停留在前人成果上,如第一篇第三章中《曹元深祭神文》,作者通过对比汉墓劵、宋买地劵,指出其中神煞并非如前人所言归属道教,而是代表源远流长的本土观念(页107-113)。另外,书中所出现的众多术语考证,更是作者以“示范性”文献来解释敦煌文献的努力,使得生僻的神灵和术数在历史背景中找到定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将文献结合敦煌历史,索隐探迹,寻求文献内容中蕴藏的历史事件、权力争斗及信仰冲突。如第一篇第四章中,作者以P 2943 《宋开宝四年瓜州衙推犯愿长等为慕容使君神座事牒》,分析出瓜州地方社会和曹元忠政权的斗争,最为精彩。
从目录中可以看出,本书理论结构十分规整,但论证逻辑却不太严谨。有时写作中大段引用他人理论,如144-145页,谈宗教“自组织”功能,民众精英文化交流,意识形态扩散、仪式意义等等,不仅散乱,也不见作者如何用之说明三危山和金鞍山信仰意义。作者说明民生宗教的一些特点,亦有不恰当之处。如第二篇第三节中,作者举出若干变住宅为佛堂或兰若的例子,便得出“制度化宗教进一步脱离寺院和僧团,转变为民生宗教内容”的结论(页247-250),似引伸太过,未考虑到舍宅为寺是否普遍现象,制度化的寺庙力量多大,占多大比例等问题。又如第三篇第一章中,作者总结占卜文书简单易操作,指出专为庶民所用,便说到整个占卜的普及化和简易化,更断言唐代为庶民文化蓬勃兴起转折期(页276-277)。庶民所用之物当然较为简易,又何来占卜都变得普及简易,庶民中流行占卜便是文化勃兴?显然,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材料来说明。其实,观点需详细地证明、严密的推理,而非随意引申联想。与其列举许多不太具说服力的观点,还不如进一步思考列举的材料,归结一两个核心论点来。
总之,在敦煌学上,本书确为一部从“文献到历史” 突破性杰作。但对于作者想要说明的历史上的“民生宗教“,书中并无多少论证有力或颇具启发的观点。本书三篇内容中,第一篇说明敦煌的众神,这些神并不见得与民生生活有大多关联,至少作者没有提及它们中有多少、又怎样与生活关联。第三章中权力对神灵的利用更无关所谓“民生宗教”。第二、三篇虽紧扣主题,但更多只是把术数文献“还原”到生活中。我们的确清楚了生活中哪些忌宜,但对于作者想说明的信仰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却没有明确答案。由于作者未加分析总结,看完后印象似乎是古人在如此多忌讳和鬼神笼罩下,生活定是充满了恐惧和不便。 至于作者论断的民生宗教特征,如兼容并包、信仰的功能性、涵盖所有阶层、关联政治社会变迁等,多是前人已发,无何创新。但不管怎样,作者理论尝试还是很有意义的:正是“民生宗教”这一概念,使得众多零散的敦煌文献得以形成本书清晰完整的体系,也得以为现代的我们展现了逝去千年日常生活中的神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