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最重要的选择,你真的会做决策吗?

熊猫聊财经
2012-07-15 看过

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每个人每天不得不在众多的选择中做出自己的决策,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做出了恰当合理的选择,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理性而自私的,必然以自我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如果换做货币来衡量,那就是收入,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一已经通俗化的理解,就像我们每天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和自由。 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开始从他传统的工作领域转向选择方面的研究,作为心理学家出身,卡尼曼从众多的心理学行为实验,发现我们选择并非如我们预期的那样,总是被理性的光辉所照耀。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选择往往受到问题所激发的大脑工作模式控制,甚至在同样得问题下,大脑采用不同决策模式,其最后选择结果大相径庭。 为了区分我们同一个头脑中的两种思考的工作模式,卡尼曼把以经验、直觉行的思考方式命名为系统1,系统1往往根据语境的启发性、联想和过去固有存在大脑的图景来决定选择,通常会简化所面临的问题来进行回答,还有些时候以移情的方式类比同样问题或者根据暗示点来决策。这些决策所体现的不加思考的快速,显示了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对于风险的一种经验判断,它花费时间少,反映迅速,消耗更少的能量。 与系统1相对应的一种大脑的思考决策工作方式,命名为系统2。系统2消耗更多的能量,决策速度慢,注意力更加集中,可以决定是否接受系统1的观点和感觉,甚至否决系统1的结论,系统2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不过它更加懒惰,它往往在人类遇到灾难、感受紧张、复杂或者问题严重的情况,来根据事实进行更加细致的计算,来得出结论。 系统1更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女性购物者,由于经验和阅历较少,总是试图快速的作出结论解决问题,而且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感觉的影响;而系统2更像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算计的男性商人。系统1在处理信息的时候,显得自信和放松,且容易受到环境启发和影响,她不太在乎答案的正确性,更喜欢按照自己最舒适的方式和想法行事。而系统2则,需要通过计算自己构建一个独立的观点来判断基于“数字”话客观的结论。 卡尼曼列举了很多相关的实验和经典案例来表现这两种大脑的运作模式。我最喜欢的莫过于“球和球拍”这个简单精炼的案例了。球和球拍一共1.1元,球拍比球贵1元,那么球多少钱。系统1给我们的估值是0.1元,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快速得到的一个映像,这个映像似乎与生俱来,用不着我们思考,看到这句话,不由自主的就产生了这个结果。然而,一旦你对这个结果产生了怀疑,系统2就要尝试工作了,构建类似“x+y=1.1,x-y=1”的计算模式,我们知道球拍实际上是1.05而球是0.05。这个案例清晰的介绍了我们思考模式的特点,类似的思考模式已经潜移默化的自然融入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所构成的社会会存在大量的“谬误”和偏见。 特别是,当我们在面临选择和决策的阶段,我们往往无意识的受控于系统1,除非当你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开始着手考虑更为基础和通用的数据来证明系统1的时候,系统2才会缓缓的开机启动,最后给出它的判断。举个例子,老王非常腼腆,少言寡语,但是很乐于助人,却对他们和这个现实得世界没多大兴趣,他重视传统,做事情中规中矩,关注细节,对于数字特别敏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来判断一下老王最有可能的职业是什么。农民、司机、售货员、会计、医生或者图书管理员。实际上这段典型描述会启动系统1根据“相似性”“代表性”“典型性”展开联想和启发。而实际上,我们如果采用系统2来考虑得话,之考虑这些职业中在社会人口的分布的基础概率,会比通过系统1的相似性得到的答案最准确,这个例子实际上告诉我们在很多决策的时候,基础概率更重要。正如在风险投资行业,一个主观上的“好”项目通常也不会得到比这个行业平均风险程度低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决策分析,这种描述的“代表性”基本不会对先验概率产生影响,也不会对样本的规模,呈现的结果有什么影响,不会对我们的预测和决策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同时还会带来对于“回归性”等问题。 有关“回归性”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在商业中,我们常常要做计划,比如上一个季度4个区域销售额有好有坏,对于未来一个季度业绩的预测,是不是依然是好的更好,坏的更坏,通常来说,这4个区域会向均值回归。正如,一个4岁的小女孩子,拥有早熟的智力和阅读能力,并不代表等她以后能比其他小孩有更大的成就。这些都是一种社会正常的均值回归的现象。记得书中提到的以色列空军对于飞行员的评价。教官说处罚比奖励更能提高飞行员的技巧和成绩,他的理由是,再每次训练中,给予表现好的嘉奖后,后几次反而表现下滑,而对于处罚过表现不好的飞行员再之后的几次飞行中反而表现更好。实际上,飞行员在一定时期的表现,跟教官采取的措施并不具有较大的相关性。这些飞行员的成绩无非是再做均值回归。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往往登上知名杂志的体育运动员在之后一段时间表现可能会下滑,这不过是他们再向平均值靠拢。所以,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摩天大楼指数往往能解释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见顶,中国目前再建的摩天大楼不幸的成为了全球最多,这是外话了。 当然除了上述提到得相似性或者典型性之外,可得性也是我们偏见和误解的重要来源。我们通常通过我们头脑已有的数据或者印象来做判断,而我们每个人的认知范围和知识储备都是有限的。人们常常根据他们的阶层,能力圈、知识结构等限制来描述问题。另外就是锚定现象。这个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有意思的抉择。在自由市场,当我们不知道菜价的时候,对方给予的价钱就是一种锚定,我们如果在对方给的报价基础上变化,基本是偏向对方的报价有利的一面。除非我们自己给出一个独立的价格,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我们再给对方一个锚定值。另外在工资谈判、工会谈判方面,实际上,我们都在给对方一个锚定的定价范围,使得最后自己所在的一方更有价值。 上述这些都是卡尼曼在传统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正是这样的研究让他认识到,经济学中经纪人的假设是有缺陷的。人们在选择进行选择的时候考虑的效用,是拿未来的预期与现在的拥有进行比较,来做出判断。在判断中还有大脑工作的两种不同的模式来影响最后的结果。比如,两个人,过去分别拥有100w和1000w,如果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中,当他们资产都变成500w的时候,他们的效用或者说幸福感是一样得。显然,我们很清楚,这个认知不成立。所以人在选择的时候,并不是经济理性在起作用,而是基于个人现状的得失来进行判断。由于大脑的工作模式,人类对于失去的厌恶远超得到。这个问题深深的吸引了卡尼曼,进而他从心理学转向了决策理论,从而发表了使得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景理论”,也就是相对于现有的财富来讲,人们更看重得失,而且关于结果的可能性和决策权重方面,表现完全不同。前景理论通过“所得\损失,确定性\可能性”的矩阵来表述,从前景理论中,我们不妨用它来看看中国改革。 改革最重要的阻力就来自于“既得利益”部门,因为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远超得到,所以反对的力量和激烈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估计。如果这些改革的人同时还是决策部门,基本上结论就将僵化。当然这一问题,在蛋糕不断变大的过程中,问题不那么明显,而当蛋糕无法再做大的条件下,改革将成为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蛋糕再一个时期中无法变大,用前景理论看,对于目前的改革预期不免悲观,或者说在过去10年蛋糕不断变大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机会。 回到主题,思考的快与慢,实际上卡尼曼想带给大家的是有关决策的效用和价值,是分别由体验价值和决策价值所构成。正如非常饿的时候去点菜是非常不明智的事情,因为在上到第5道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之前的决策是一个错误。所以在决策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体验价值对与与结果直接相关的决策价值的影响,竟可能的用机械的框架来程序化或者量化我们的决策。在目前的投资领域,量化交易的热起,一定程度上要免除决策的主观化,也就是系统1容易受到的那些影响。 目前,随着IT技术的发展,在某些领域,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数据和内容,以基准概率为基础的行为识别和数据挖掘分析,能否更好的给出决策建议,目前还有足够多的案例,但是这个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因为在医疗以及金融的某些应用,的确带来巨大的好处。如果你想了解决策背后的故事或者个人想做出更好的选择,《思考,快与慢》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普及读物,它会帮助你在人类不断的风险事件中,帮你规避某些偏见,找到最适合个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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