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浮沉下的几个小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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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9 看过
《金翼》是一部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林耀华先生通过对福建福州古田县湖口镇黄村的黄东林、张芬洲两家两代人在辛亥革命后三十多年的兴衰描写,横向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农业、商业、宗族、礼仪、婚姻、法律、教育、信仰的历史与转型,试图揭露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人际”作为一个人生砝码的重量。作者平铺直叙,故事却也娓娓道来。正如同人类学家弗斯的评论“如竹叶画一般,其朴素的形式下隐藏着极高的内涵”。

对于本书,我认为除了作者强调的“人际关系”以外,妇女以及教育在农村中的地位也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观察视角,它们掩于家族浮沉之下,但是对理解乡村的生活模式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在本篇读书笔记中会分三个视角来观察《金翼》中那段跌宕起伏的家族沉浮史,并在最后附上一段杂感。

一、人际&人丁
林耀华认为,“人与人之间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是这张人际的网络,而不是风水、祖先、神怪作用于我们人生的兴衰起伏。我们的一生,就是在变动与巩固之间不断建立新的平衡的一个过程。

主人公黄东林最初和姐夫芬洲一起开始生意,由农转商。其后经受住了不公官司、小店破产、土地纷争、孩子被绑票、家业骤毁等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在其网络毁坏的危险下机智地调整人际网络、树立新的关系,从而不断达成新的平衡。因而才有走进金翼之家的荣耀与祝寿宴时无比的光辉,在鼎盛时成为了“荣誉、团结、孝道围绕的中心” 。反观张芬洲一家,在人丁的不断损失中逐步走向衰落。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对人际关系的变化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而只是怨天尤人,抱怨风水。

中国人差序格局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弹性十足,使得“关系”成为和“面子”一样的,最让外国人头疼的中国概念。人际关系到底有多重要?看看东林的生命史就能了解一二:去钱庄建立户头的时候,多亏有“同老板有着多年交往”的王一阳,一切才能顺利进行;当东林被投入狱中的时候,他的大侄子最先想到的不是上诉而是去找本地的一位富绅求情;李宽入狱以后,东林选择了向熟人香凯写信,让他施加影响以达到释放李的目的……这种无时又无处不在的重要性也使得村中任何重要的仪式都成为实际上的“社交场所”,包括婚礼、祭祀,甚至葬礼。

所有和“人际”有关的问题,最终都是“人”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林耀华所提出的橡皮筋-竹竿模型中的橡皮筋,只看代表“人”的竹竿,再去看黄、张两家的兴衰对比,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张家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男丁的损失而带来的。大儿子茂魁死后,芬洲不久就因懒散和悲伤而退休了;茂德死后,惠兰的大吵大闹和尴尬处境也使得张家内部混乱,外部丢脸;黄氏死后,他更是一蹶不振;而茂衡的死则直接标志着张家衰败的不可逆转。与之相反,黄家一直人丁兴旺,除去发家前死去的两个小女儿和年迈的潘氏不提,整个过程中只损失了一名男丁——五哥。

男丁对一个农村家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首先,男性在农业系统中承担着主要的地位,与黄家一家人一起做农活相对比,缺乏劳动人口的张家不得不把土地转租的尴尬显而易见。其次,男人是乡村社会社交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可以看到,黄家的几个儿子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有着不错的发展,极大的提升了黄家的地位;而张家的社交网络主要靠的是张芬洲来扩展,但是张芬洲闲居在家以后,这种联系大大减弱。和大家族王家有的姻亲关系,在茂德的英年早逝中化为乌有,最后张家只剩茂魁一个男人,又怎能在农村社会上取得原有的地位?最后,男丁的多少是一个家族“势”的重要依据。人丁稀少,在以“多子多福”为传统的农村人眼中,本来就已是没有面子的事了。

二、女性地位
弗斯教授在英文版导言中提到,“一般认为,中国妇女受到压迫,服从自己的男人和婆婆,以至于是她们几乎变成了奴隶”。他认为书中的妯娌互斗和一位悍妇砍伤了亲戚的事件可以作为此等刻板印象的反例并将其推翻。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天真了。

首先,妯娌的互斗本身对父权没有什么冲突,反而可以说只能作为丈夫间争权夺利的一种补充(大嫂和二嫂的激烈斗争正是在大哥二哥争执高潮的时候发生的);其次,齐妹砍伤了清妈的行为本身就已是极端,而在后续对此问题的解决,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为维护父权(的面子)而牺牲了母系一边(齐妹的婆婆、清妈)的利益,这还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一种表现,说女性是婆婆和男人的奴隶当然太过严重,不过事实相差的,应该也未有弗斯教授想的那么多。

艰难时期,所有的女孩都被送出去当作童养媳,而且还在婆家遭受虐待,甚至死亡,但是她们的母亲除了恸哭却也毫无办法,父亲更是从未做出任何反应。黄太太的头生女更是因为一块糖的问题而被活活打死。别的不说,就单光想想她若是个男孩,结局的差距就不用我再细说。

这不禁让我想起萧红所作的《呼兰河传》,这本同样根据作者对过去回忆追溯而作的小说中所提到了一个“团圆媳妇”,进入婆家以后,先是被婆婆以“让她听话”之名每日暴打,然后又在跳大神、药铺厨子乱开药方、当众洗澡等一系列闹剧中饱受折磨。最后,这个“头发又黑又长, 梳着很大的辫子……她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 的12岁少女死在了婆家。和《金翼》中的东林二女儿一样。正因看过《呼兰河传》,我才在《金翼》那寥寥几句对东林二女儿的下场描述中看到巨大的无奈与悲凉。

适婚年龄以后,女子便变成父母搭建人际网络的工具,直到新婚之夜才能见到自己的新郎。就算是当时“新式的”自由恋爱,在男女的自由度上也有差别——男性可以给女性写多封信件,而女性只要一回男性的情书就代表答应订婚。大婚之时,需要进行处女的检验。结婚以后,似乎最大的任务也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如果像是五嫂,“生产出一个死男婴后,便遭到了全家人的敌视,公婆对他很生气,五哥也恨他。” 而若不幸年轻丧夫——像是张家的惠兰——将要面对的便是“艰难的寡妇生活和黑暗的前程” ,即便可以大吵大闹,能否归家、开始新的生活仍旧是只有象征最高父权的“一家之主”才能决定。可以说,妇女在家庭中一直处于丈夫的附庸地位。而若是和有妇之夫发生了关系呢?坏了名声的也只是“荡妇”,而非淫夫。

妇女地位提高的常规途径似乎只有一点——“多年媳妇熬成婆”。只有随着自己年龄增长,自己子孙满堂时,女人才能在曾经约束自己的传统孝道中得到自己的尊严与地位。像是年长了以后的黄太太可以跟丈夫顶嘴 ,祖母潘氏在年老以后成为凝聚家族的关键并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当然,通过“做悍妇”等方法也能达到提升地位的效果,但长远来看,这对于一个家族的发展似乎也只是有弊无利。

妇女的地位为什么低下?林耀华在书中否认了“是因为妇女在农业生活中无法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种说法。他认为“妇女在干农活中与男子一样的重要” 因为妇女要承担煮饭、准备种子、晾晒粮食等工作。但是事实上,真正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松土、播种、插秧、除草、施肥”全都是由男性来做的。失去了男丁的张家母子根本无力再进行农业生产,也从反面证明了男性和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的确不同。因此在这点上,我并不赞同林耀华的观点,同时我认为这是女性地位较低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农村教育
费孝通先生曾在《文字下乡》中说,乡村社会范围不大,人们经常见面、相互熟悉,通过口头的语言加上身体、神态、手势等语言完全可以进行交流和沟通,即便缺少了文字的辅助,人们仍然可以交流得很通畅。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在农村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但事实上,“受过教育”这四个字在农村是很有重量的。即使在大学扩招、毕业即失业的大背景之下,村中能出一个大学生——至少是在我的老家——仍然是件家门荣耀。各路亲戚也是要尽力帮助的。

我认为,在《金翼》中,对“受过教育”的推崇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传统的对金榜题名“荣耀”的崇尚,另一个则是对知识实用的需求与肯定。

前者体现于小哥在满岁的时候抓阄抓到了纸和笔,赢得围观者的阵阵欢呼;三哥的出国留学被村里认为是“相当了不起的事”,给家族带来了无比的荣耀——在村人心中,高等教育只是一个象征,与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科举制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它也成了一种通向“高贵”的途径,正如同时代的费孝通先生所言“留学已多少成了变相的科举。” 他们所在乎的,是书中所说的“回国的留学生已成为一个特权阶级”。 而知识本身的用处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也正是因为如此,三哥从美国“单独一人回到家” 的时候,想看排场与热闹的村民会有多失望。

而后者则多建立于吃亏的教训和对未来的把握。东林本身教育程度并不高,在“穷乡僻壤……农夫们对法律更是一窍不通”的情况下,他曾被投入监狱,而在受过教育的三哥的提议下才有向上级法院提出诉讼,最后赢了官司。早年被诬陷的经验深深的烙在他的脑海之中,因此他会格外重视知识的实际力量。放在大背景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真正成为了一个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东林是对的,三哥和小哥(林耀华本人)的教育经历不只给金翼之家带来了暂时的名望,还带来了实际的益处——三哥成为家中发展最好的一人,而小哥也走出了地方,成为了闻名遐迩的人类学家。

村里人对教育有着如此高的期望,受过教育的人自然也就收获了天然的“特权”。这点在三哥的妻子素珍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新年,“头三年本应为全家人烧饭”,但“她的脆弱和所受的教育使她免去了这个义务”,她受到东林的宠爱,因为“他的这个儿媳妇的文笔比他受过教育的儿子还强些”。 这点我很有体会,暑假我回老家的时候,亲戚不让我帮任何的忙,这其中自然有“城里人”与“客人”两层身份的原因,但是他们总是以“大学生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作为理由。我采访两个都将近30岁男同性恋,他们作为潮汕人,婚姻压力却并不是很大。而他们所提到的原因都有“家乡的人会觉得,出来上大学的我的道路应该会和他们的不一样。”

我认为这种特权来主要自于“新鲜感”,新鲜来自于对某件事物的不了解。但新鲜毕竟是会过期的,特权也是。素珍很快开始被家里人的抱怨围绕;如果我在亲戚家住一年他们的态度肯定会变;那两位同性恋也不可能用这种“特权”去推脱一辈子的婚姻。不过不管怎么样,这种特权毕竟以一种很有趣的形式存在并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其背后反映的村人对教育的态度值得我们去重视。

四、一些杂想
看费老《江村经济》的时候觉得,一个中国人看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偏描述的人类学著作是不是有点尴尬?看完《金翼》以后,这种感觉有增无减。我当然不会狂妄到说他们对我十分熟悉的风俗习惯、互动模式的描写毫无意义,但作为一个中国阅读者,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摇摆的确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可能这也是难以自知的原因吧。

看到文章的最后一章的时候觉得十分突兀,看了这一章再回头看前文,总感觉被一些框给框住了。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这一章是1947年发行英文版时作者在原稿基础上增加上去的” 我认为既然选择了小说体裁,没有这一章应该会更好。

说到体裁,这集中了关于《金翼》最主要的批评。它被很多人诟病“不够客观”或是“不够系统”,最后搞得不伦不类。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可笑,有点颠倒了学术本来应有价值的感觉。我们之所以有民族志(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是为了理解这个世界;也是为了提供镜子,反观自己,理解自己。《金翼》用小说题材很好的展开了对一个村庄全景的描述,对人际关系与互动做出了很好的勾勒。它的目的已能达到,何种体裁,真的重要吗?

参考文献
林耀华,2008,《金翼》,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社
萧红,2008,《呼兰河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费孝通,2007,《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07《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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