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专业化的起源:剩余vs占有激励(2011-01-12)

whig
2012-06-24 看过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530.html

不知何故,对Jared Diamond那本雄心勃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直不抱多大期望,或许是我对畅销书有些偏见吧,但这次显然错了,读过前几章,已让我惊叹:这正是多年来我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研究啊。

年轻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让我激动过一回,但读过之后留给我更多的却是失望,直到后来Daniel J. Boorstin重新恢复了我对历史学的信心,然后是Fernand Braudel,还有黄宗智,历史学有他们才算上了正轨。

《枪炮》前两部分(即前十章)写的非常好,但从第三部分开始,就明显看得出作者的功力不足之处了,当然,此书主题之设定对功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任何作者力有不逮都是可以体谅的,而Diamond宽广过人的知识结构在经济学上显然暴露了缺口。

简单说,Diamond为人类的进化过程能够在欧亚大陆导致如今高度复杂的文明,给出了一个从地理的、生态的、生计模式的、医学的,到制度的、文化的和技术的长链条解释,而在他那条长长的解释链条中,定居农业的出现显然是最关键的一个分岔点,对此,我完全赞同,估计多数人也都会赞同。

可是,在定居农业如何导致后续变化这一点上,Diamond却犯了错误,尤其令我不满的是,他错的很俗套;在他看来,定居农业导致的最大后果是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阶级的分化,以及政治组织向现代国家的演变,而原因在于:定居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因而带来了食物的剩余,使得供养不从事(至少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和统治阶层成为可能。

专业化和组织进化的启动当然是关键所在,正是它们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而定居农业的出现也确实为它们创造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定居农业是如何导致专业化的?是因为剩余吗?还是别的什么?

生产率提高带来剩余,听上去很有道理(马克思也提出过类似的解释:生产力提高->剩余->剥削成为可能),但在马尔萨斯主义看来,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剩余是非常状况,且与生产率无关,而在均衡点上永无剩余。

首先,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曾多次取得技术进步,火的控制/石器的发明/标枪和弓箭的发明/狗的驯化/语言,等等,并带来了相应的生产率飞跃,但并未导致专业化和阶级分化,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额外产出也总是被人口增长迅速耗尽。

其次,生产率不提高同样可以有让一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狩猎采集社会的劳动投入强度普遍低于农业社会,所以,假如1/10的人能成功的迫使其它9/10的人增加劳动强度并将部分产品分给他们,而自己闲着干别的,不是能与定居农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注意:因为总劳动投入并未增加,因而边际产出率不会下降,故总产出可保持不变)那为何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出现专业化和阶级分化?

可见,剩余假说无法成立,必须另找解释。

依我看,定居农业最关键之处是“定”,形成了无法移动但又很值钱的生产要素——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等等,还有两个收获季节之间的粮食储备,这些无法移动的要素,对占有行为构成了激励;而同时,当时的技术条件也已令这种占有的收益/成本比变得合理。

理论上,狩猎采集社会也可以产生对占有的激励,比如你可以组织一个团伙,控制一大块地盘,向其中的狩猎采集者收取保护费,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场合,这在成本上是不可行的,按历史经验,狩猎采集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只能供养一个人,假如你的团伙有10人,向100人收取保护费,就得控制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除非你有直升机、望远镜和步枪,否则不可能做到。

狩猎采集社会的关键特点是游动性,它让占有地盘收取保护费的商业模式不可行,所以,类似的,那些采用刀耕火种的游耕社会,尽管学会了农业,但游动性同样阻止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的出现。

不过,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确实可能存在例外,比如美国西北海岸的几个河口,以定期洄游鱼群为生的几个部落,尽管没有农业,但因为河口不可移动,也出现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并建立了狩猎采集社会所罕见的酋邦(chiefdom)。

其实在动物界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非洲狮,雄狮几乎不事生产,靠它所控制的母狮群供养,这也是因为狮子群是群居且地盘性动物,一头雄狮在技术上能够控制七八头一群的母狮,而收取保护费够养活他;虽未探究过,但我猜雄性大猩猩(gorilla)大概也有条件采用此种商业模式。

话说回来,我的“占有激励”假说,尽管与Diamond的剩余假说大相径庭,但两者却在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我们都认为专业化不是从社会成员分散的个人选择中随机出现的,而是从权力中诞生的,即,先有权力,后有专业化,差别在于,Diamond认为剩余供养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而我认为无法移动的生产要素激励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

历史证据表明,早期的专业化都是围绕当权者进行的,而不是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个人基于比较优势而各自选择的结果,即,最初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要么是当权者自己,要么是他们的雇员/门客/奴仆;我还不知道如何解释为何非要如此,但普遍的情况貌似就是这样。

占有激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催生了财产权这一历史地位堪比语言和文字的重大文化元素,财产权内化了投资收益,因而激励人们不断投资和积累资本,而另一方面,固定资产存量的存在也激励了暴力抢夺,这导致了两个后果:定居农业社会成为其非定居邻居们周期性掠夺的对象,定居社会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战争、动荡和社会兴衰。

这把双刃剑实际上也预示了人类历史的下一次大分岔:是否发展出法治和宪政,从而控制它坏的一面,决定了那次分岔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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