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上下)

danyboy
2012-06-17 看过
       此书非极大自负者不能为也。
    何以见得?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几乎是一项impossible mission。仅仅从“文学史”的观念看,这一名词的关键点究竟在文学还是在史就值得深思。如果说是文学,那么重心必定放在文本的审美与批评,但这又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没有任何评价标准是永恒的;如果说是历史,那么重心必定放在历时线索的勾勒与评价,但这又难以从历史学的学术框架中独立出来,诸如文学文本的考证、作家的生平等等,都属于史学的范畴。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史”,根本上就是文学批评史,并没有一种脱离批评的、纯客观的文学史存在,换言之,由于历朝历代的读者对过去及当时的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历史地位等评价迥异和矛盾,甚至会不断重构过往文学的历史价值,这就导致了文学史本质上其实是批评史的状况。龚氏《中国文学史》乍看上去不像“文学史”而更像“批评史”,也是因为如此。所以,文学史的写作确如龚鹏程自己所说:“文学史是以文学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因此,他所要建立的知识,就是一种关于文学的历史知识。但同时,文学史又是充满了历史意识和观念的文学研究。”(第14页)这句话固然拗口,却是作者必须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寻找那块既非“历史”又有一定批评标准的领域的努力。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为天下裂,“经史子集”被“文史哲”取代,前者不必多说,后者则纯粹是学科建制。所以,文学史学科的诞生就意味着传统学术中关乎文学的那些方法、观念等的死亡。龚鹏程说:“中国文学,卒于《中国文学史》开始写作之时”(第446页),此言极当。作者在第100章中透彻的看到的文学史教材最大的几个弊端:分期法、历史进化论、现代意识和以西方文学为模板的文体分类。其实这几项都可以纳入到“古今之变”中来。古代文学史的写作首先是出于近代学科中“文学”这一科目教育的目的而产生的,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到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再到中共建政后先后出现的游国恩、章培恒、袁行霈版文学史,包括同一时期港台出现的文学史,他们固然随着时代变迁而不同,但其共同点皆是“合古今之变,泯众家之言”,也就是写一本基础性的教材,尽量消除一己之见解,尽量吸取最新的成果,尽量把古往今来庞大的内容整合到一种叙述中。不然,就无法起到对现代人进行迅速且基本的文学审美和教育的目的。在这个框架下,文学史教育基本上是两大块,一块为文学史,一块是文学作品,后者即中文本专科教育中比比皆是的“作品选”。在实际情况下,作为基础课的古代文学史就是按照一个清楚但未必准确的线索,引导初学者欣赏名著名篇。一个好的中文系老师会特别强调学生去阅读作品,而不必太计较文学史。所以,龚鹏程指出这类文学史本质上就是马二先生选文,虽刻薄却不错。但龚鹏程却由此认为这类教科书从此可以休矣,却未必然。因为在实际情况下,对一些只是想对文学史略知一二的读者而言,文学史越简明清楚越好;而对那些有志于文学研究的读者来说,谁读大三大四还捧着本文学史教材读呢。所以,龚鹏程有心另起炉灶,倒不必和教材过不去。
    但既然要写一本全新的文学史,成一家之言,龚鹏程就必须抛弃“教材”的写法。也就必须对“文学”“史”两个观念进行新的整合。用他自己话说:“写史不是用科学方法去找出真相,也不是考察一件客观史实或文本在后世的流传史与接受史,乃是在诸诠释中探寻诠释与诠释者、诠释与时代、诠释与文本的关联,以逼显文本史实。”(第459页)宏观上看,龚氏的文学史力图在观念的层面写出新意,他要克服文学史写作在“审美”和“实证”两个维度非此即彼的矛盾。在相当意义上说,他的确成功的实现了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中,作者既没有孜孜探求一种史学意义的客观真实,也没有停留在诗话词话层面的一己之审美评判。他的理论不是一以贯之的,甚至说他并没有什么理论。他的各个章节虽然按照历史时间线性排列,但并没有按时间刻意安排起承转合的逻辑,各个章节更像是古代山水画所谓的“散点透视”。他所要达成的目标是求得文学在某时某刻的当下“真实”。所以,在他的论述中,他对很多在过去的文学史里反复提及的事件不置一词,却又对曾罕有提及的现象详细阐述,而章节之间又藕断丝连,这绝不是对旧有文学史进行补充,而是一种全新的写法,有种四面出击,各个击破的感觉。
    不过,同样从宏观看,这本书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尽管本书成功的突破了教材式文学史的局限,但并未达成作者所自称“我的写法才是真谛”(第459页)的效果。何出此言?一种文学史如果要颠覆前作,关键在于其写史观念背后有思想的巨变。“文学史”之所以能“取代”四库的“诗文评”,当然是因为古今变革之下关于文学的观念俱已改变。或者说,是诸如“整理国故”这样的启蒙观念决定了五四之后文学史写作的形态。而龚鹏程此书仍然没有突破这一影响。前文已述,古代文学史本质是批评史,在古代,决定着批评史形态的主要是背后的儒道释观念。当这些传统观念发生变革,文学认知也随之变化,才导致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史”的出现。过去一百年的文学史和龚氏的文学史之间是否发生过巨大如古今之变的变革呢?没有。当然这不能苛责作者。中国古代只有文学批评以及背后的儒道释“理论”,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那种摇曳多姿的风貌迥然不同。自现代以来,汉语原创的文学理论成就微乎其微,因其恰恰受制于中国传统思想尚未走出古今之变的困境。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中国真正找到出路之前,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难以取得宏观上的根本进展。
    从微观方面,我们则不得不对龚鹏程在书中纵横恣肆的才气所折服。他在尽可能沿着时间叙述文学陈迹的同时,凡有特成问题、或自成体系、或别有说法、或前人舛误之处,即宕开一笔细细阐发、“批驳弹正”。这的确克服了教材式文学史的弊端。让全书颇显摇曳多姿,而非平庸直白。更对很多陈陈相因的说法毫不留情地批驳,例如说陆机的《文赋》重点不是“缘情说”而是“绮靡说”;再如批驳当代人普遍喜欢用“抒情传统”来臆测古人作品,把很多代言体都说成是实有其事;再如论宋人整理杜甫诗“不只建立了杜诗学,也建立了整个文学作家研究的程序和方法”(下册第56页);再如认为元杂剧在文学史中的光环其实并不可靠等。有人觉得这本书“好看”,大抵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龚氏却对此自陈:“我欲拨乱反正,反而使文章如曳泥水而行,甚不清畅。实则此乃本书之疵疣,是不得已的。”(后记)看来他对自己这些才华横溢之处并不看重,这倒不是他谦虚,因为这些或唱反调、或立新说之处,有一些虽然在教科书上还言之凿凿,但早已经被学界扬弃,如论屈原和古文运动皆出于后人追认、八股文之正面性等。还有一些观点,若你勤关注海内外期刊论文和新著,必定会觉得也不新鲜,如龚氏从传播角度讨论唐诗的流布(第300页)等。大家习惯了对学界论文多是垃圾的指摘,其实并不见得。很多论文也有真知灼见,只是要经过一番披沙拣金的功夫罢了。还有一些观点,看似颇新,其实和旧说并无本质不同,例如龚氏反驳“文人向民间学习,将其文人化”的模式,认为是“民间向上流靠拢,被文人收编改造”(论南朝文风、论宋词),乍闻耳目一新,实则二说并无区别。还有些细节错了,如误信明初“徐一夔作贺表遭斩”(第180页)事,即为一例。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史》令人痛快之处,正是作者激扬文字之时。龚氏的本事是博闻强识,但更长于目光敏锐,读者可学习其“旧材料翻出新观点”的长处,必当受益匪浅。
    当然,这本书在宏观上并非完美,在细节上也多有武断臆测之语,更不会有作者认为的“此书一出,他书皆废”的效果,但这些都不足以令人释卷。有读者愤愤于作者在书中口气太大,近乎狂妄,例如对道家不同于道教这类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也得意的卖弄一番(第144页),论清代文学涉及朴学之处谬论迭出等,这些地方固然颇显奇崛,但读书不是斗气,书中自负之语完全可以忽视。而剩下的文字,还是值得一读。

原刊于《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3月31日期,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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