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明规则和潜规则
所谓明规则,就是白纸黑字,可以说,但是不一定要做的条条框框;所谓潜规则,就是默默念在心间,不能说,但是一定不能不做的处世妙方。
比如一条妇孺皆知的明规则,“红灯停,绿灯行”,但凡你去问一个上过学,识得字的两脚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无不是点头回答知道二字。然则但凡你在马路口上蹲个5分钟,总有真的猛士直面红灯奋然前行。如是者何故?是“红灯停,绿灯行”本身是不好的规则和制度吗?恐怕并非如此。那么是中国国民素质低劣吗?君不见,伦敦街头,大不列颠子民中亦有勇闯红灯之英雄。然则是监管不到位吗?部分正确,但并非完全如此。
真正原因在于,所谓明规则,是按照社会整体或统治者理念指定的,即所谓公义;所谓潜规则,是由于个人和团体利益滋生的,即所谓私利。只有理想主义者为公义奋斗,以理念为圭臬。而理想主义者,是世间的盐,是不会多也不能多的。大多数人不因为某种制度美好就在现实生活中依其行事,他们只会按使自己利益更大化的办法去做。
所以大家都知道按秩序排队是好的,但是很多人还是要插队;大家都知道上班的时间上豆瓣是不好的,但是很多人还偷偷地发帖;大家都知道抄论文,抄作业是不对的,但是还是很多人要抄袭。这无非是因为大家还知道一件事:有些规则是贴在墙上给人看的,当真照着做会被人当SB的。
提高农民社会地位,保护农民利益;压低官员收入,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这就是朱元璋指定的明规则。很显然,这些明规则在他的臣民看来,都如大学老师苦口婆心劝学生要独立完成作业的唠叨一样,话音随着唾沫星子一起在空气中挥发消散,听过就算,是不必当真执行的。比如规定农民才能穿丝绸,比如农民可以绑不法官员进京,对一个富不如商人之一毛,权不如官员之一指的弱势群体,这就如同一文不名的流浪汉拿到了奔驰4S店能打3折的VIP卡。反观之,官俸如此苛刻,即使剥皮实草也不能阻拦这伙孔孟信徒伸手捞钱。毕竟,这么多聪明脑瓜子头悬梁,锥刺股,皓首穷经,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地读书不是为了自己吃糠咽菜,全家人面黄肌瘦喝西北风的。
因此朱元璋清楚,他指定的明规则若只是简单颁布,则社会上必是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化解。所以这位开国皇帝用他无上的权力,和无所不在的权威去,加上恐怖的刑罚去强推他的政策。如果他活到现在,肯定无比拥护在每个路口安装监控器,以防止有不知死活的狗男女闯红灯。他试图用严刑峻法去打断这个社会原有的利益链条。如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让明规则如太阳般煌煌如炬,黑暗中的潜规则冰消雪融。
朱元璋当然失败了,他严格命令后世子孙不得更易一字的条例成了空文,到最后,像海瑞这样严格依照明规则行事的人,反而成了另类。伟大的洪武皇帝失败的原因是不难找的。首先,皇帝就是靠官僚集团去统治帝国的,他的手足耳目都是官僚,又如何能完全控制监督?还有,朱元璋有能力做到令行禁止,勤政爱民,但是朱允炆呢,朱厚照呢,朱由校呢?最后,就算有一个全知全能,永生不死的皇帝,英明公正地监视一切又如何?无非是《1984》中“Big Brother”梦魇成真而已。
朱元璋用的是治标之法。而治本之法,莫若去改变各个团体利益和力量本身。设立监控器固然简单,但要防止闯红灯,根本之道在于减缓生活节奏,分散拥挤的交通,减少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限制上外网固然便捷,但要防止员工偷偷上网,根本之道在于建立合理的任务分配和绩效激励机制。农民绑不法官员进京固然痛快,但要保护农民利益,根本之道在于让农民有笔杆子,有钱,让他们学会相互联合,自我组织。与其给予其保护,不如给予其力量保护自己。
立明规则易,破潜规则难。改变纸面的条条框框易,改变整个社会难。纸上画个好看的房子易,在地上建造一个不走样的建筑难。难在需要时间,难在需要智慧。
比如一条妇孺皆知的明规则,“红灯停,绿灯行”,但凡你去问一个上过学,识得字的两脚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无不是点头回答知道二字。然则但凡你在马路口上蹲个5分钟,总有真的猛士直面红灯奋然前行。如是者何故?是“红灯停,绿灯行”本身是不好的规则和制度吗?恐怕并非如此。那么是中国国民素质低劣吗?君不见,伦敦街头,大不列颠子民中亦有勇闯红灯之英雄。然则是监管不到位吗?部分正确,但并非完全如此。
真正原因在于,所谓明规则,是按照社会整体或统治者理念指定的,即所谓公义;所谓潜规则,是由于个人和团体利益滋生的,即所谓私利。只有理想主义者为公义奋斗,以理念为圭臬。而理想主义者,是世间的盐,是不会多也不能多的。大多数人不因为某种制度美好就在现实生活中依其行事,他们只会按使自己利益更大化的办法去做。
所以大家都知道按秩序排队是好的,但是很多人还是要插队;大家都知道上班的时间上豆瓣是不好的,但是很多人还偷偷地发帖;大家都知道抄论文,抄作业是不对的,但是还是很多人要抄袭。这无非是因为大家还知道一件事:有些规则是贴在墙上给人看的,当真照着做会被人当SB的。
提高农民社会地位,保护农民利益;压低官员收入,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这就是朱元璋指定的明规则。很显然,这些明规则在他的臣民看来,都如大学老师苦口婆心劝学生要独立完成作业的唠叨一样,话音随着唾沫星子一起在空气中挥发消散,听过就算,是不必当真执行的。比如规定农民才能穿丝绸,比如农民可以绑不法官员进京,对一个富不如商人之一毛,权不如官员之一指的弱势群体,这就如同一文不名的流浪汉拿到了奔驰4S店能打3折的VIP卡。反观之,官俸如此苛刻,即使剥皮实草也不能阻拦这伙孔孟信徒伸手捞钱。毕竟,这么多聪明脑瓜子头悬梁,锥刺股,皓首穷经,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地读书不是为了自己吃糠咽菜,全家人面黄肌瘦喝西北风的。
因此朱元璋清楚,他指定的明规则若只是简单颁布,则社会上必是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化解。所以这位开国皇帝用他无上的权力,和无所不在的权威去,加上恐怖的刑罚去强推他的政策。如果他活到现在,肯定无比拥护在每个路口安装监控器,以防止有不知死活的狗男女闯红灯。他试图用严刑峻法去打断这个社会原有的利益链条。如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让明规则如太阳般煌煌如炬,黑暗中的潜规则冰消雪融。
朱元璋当然失败了,他严格命令后世子孙不得更易一字的条例成了空文,到最后,像海瑞这样严格依照明规则行事的人,反而成了另类。伟大的洪武皇帝失败的原因是不难找的。首先,皇帝就是靠官僚集团去统治帝国的,他的手足耳目都是官僚,又如何能完全控制监督?还有,朱元璋有能力做到令行禁止,勤政爱民,但是朱允炆呢,朱厚照呢,朱由校呢?最后,就算有一个全知全能,永生不死的皇帝,英明公正地监视一切又如何?无非是《1984》中“Big Brother”梦魇成真而已。
朱元璋用的是治标之法。而治本之法,莫若去改变各个团体利益和力量本身。设立监控器固然简单,但要防止闯红灯,根本之道在于减缓生活节奏,分散拥挤的交通,减少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限制上外网固然便捷,但要防止员工偷偷上网,根本之道在于建立合理的任务分配和绩效激励机制。农民绑不法官员进京固然痛快,但要保护农民利益,根本之道在于让农民有笔杆子,有钱,让他们学会相互联合,自我组织。与其给予其保护,不如给予其力量保护自己。
立明规则易,破潜规则难。改变纸面的条条框框易,改变整个社会难。纸上画个好看的房子易,在地上建造一个不走样的建筑难。难在需要时间,难在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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