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心曲,值得拜读。

弘犊
2012-06-05 看过
1、余英时先生谈到了自己幼年时代的教育问题,以及乡村生活与都市生活的对比,给我提供了一个民国时代生活的缩影,使得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民生活有一个简要的了解。

2、余英时先生介绍了影响自己走上历史研究的学术道路上的人和事件,并详细阐述了自己在美国读书的历程,以及美国教育的特点等等,尤其是从各个层面对美国以及欧洲的汉学研究现状及历史沿革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让我们对中美历史研究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3、余英时先生从儒家学说发展的内部寻找清代训诂学发展的根源,他认为,满清的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控制固然是清代训诂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但宋代程朱理学与明代阳明心学发展的性与理之争,导致双方都要到古典书籍中寻找支持自己学说的根据,并找到驳斥对方观点的依据。由此,对于古典文献的校勘、训诂等,就成为必然,这个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很新颖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4、余英时先生,高度评价了士大夫阶层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宋代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情怀使得相权成为制约君权的重要制衡力量。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就在想,依照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发展,会不会出现像英国贵族一样的阶级,从而发展到宪政道路上来?这个分析,是宋朝为什么在外强环视的恶劣环境下还能发展出辉煌的文化的重要原因——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胸怀天下,抗衡君权,在社会上发展了规模庞大的文人集团,为了天下的发展,呕心沥血,不但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也创造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可能也是大宋王朝若政府大社会的独特格局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吧。

5、明朝朱元璋杀掉李善长、胡惟庸之后,削掉了丞相之权,打压了士大夫阶层想借用相权制衡君权的努力,并且加大了对文人的控制,廷杖,被认识人折辱文人的变态方式,而在大明王朝,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常态的刑外之刑。文人的仕途发展遭到沉重打击,加上宋代的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遇到种种困境,以至于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应运而生。阳明心学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的几个变化:一个是思想解放,文人的思想,从程朱理学的桎梏下解放、释放出来。一个是开始关注个人,关注个体,开始考虑人之为人的本质;阳明心学,被认为是集儒释道三家之特点的大成,阳明之后,中国再无哲学!!

6、明代以后,书籍开始普及,受教育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仕途的包容力已经远远不能容纳读书人就业的需求量了。加上当时经济发展相当繁荣,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商人成为文化人的重要新鲜血液。王守仁作为一个哲学家,一个教育家,第一个将眼光向下看,看到了民众,而非眼睛盯着官位,盯着君王。这对于保存中华文化的根源命脉很有好处啊,这也是清朝入关,异族统治,但中华文化并没有收到多大冲击的重要原因吧。

7、余英时先生对民族主义与世界商业化浪潮的见解,也是相当深刻,尤其是对于中国当今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抱有高度的警惕,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斟酌的。

8、对于中国上世纪末中国思潮的变化,余英时先生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对比,开始崇拜西方,开始介绍西方的思想和各种制度,这无可厚非,一个特点就是这种思潮是下层主导的。但那场风波之后,国内开始管制思想和言论,于是人们开始将眼光盯住国内,开始在历史中找解决问题之道,因此,最近的国学热很大程度是被动的,是上层主导的。

9、钱穆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的关系,余英时先生介绍说,钱钟书跟钱穆的辈分,钱穆说,没有;钱钟书说,有,且钱穆的辈分低。实际情况是什么,无从考证。不过,钱钟书对于钱家的家谱与辈分并没有进行实质的考察,没有证据;加上钱穆作为一个年龄稍长的前辈,钱钟书说自己辈分高于钱穆,对于钱穆来说,肯定难以接受。或许,钱钟书也没有当真,只是俏皮话而已。

10、钱穆的《国学概论》写成之后,请钱基博写序言,钱基博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刚满二十岁正在读大学的钱钟书,钱钟书老气横秋、才华横溢,下笔成章,一气呵成,钱基博老夫子一个字儿没改就给了钱穆。钱穆高高兴兴的将序言放在书里,还写自序感谢钱基博老先生。但多年以后,钱钟书老婆杨绛先生在文章中披露此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杨绛先生,为什么要披露此事。以至于钱穆先生知道后,《国学概论》再版时将钱钟书写的序删除了,甚至将自序中感谢钱基博的话也删除掉了。对于钱穆来说,此事的刺激,有多大,可想而知。可惜,杨绛先生也有不周全的时候。

11、关于新儒家的,余英时先生不是很认同,认为新儒家这个命题有点虚,并极力否认自己属于新儒家,也反对别人将他归入新儒家。

12、余英时先生说,钱钟书先生读书多,学识渊博,见到不平处总要说出来,所以总给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以至于,在文革后,钱穆随团到欧洲访问,各种学术问题都是钱钟书先生回答,而且也博得当地学人的广泛赞誉。后来有人问费孝通问题的时候,费孝通就说:“让钱先生回答吧,他懂得多”。可想而知,费孝通是对钱锺书嫉妒羡慕恨啊。

13、余英时先生评点冯友兰,说他“他的思想最深处,始终离不开向帝王禁言的意识”,他只想做王者师。

14、余英时先生评论鲁迅与陈寅恪的时候,用的是尖刻与深刻两个词。

15、余英时先生评价陈垣与陈寅恪,认为陈垣的“证”的功力很强,但说到论,就和陈寅恪差多了。

16、余英时先生在访谈的最后,说到了历朝历代鼎革之际关于中国民间生活方式与信仰的问题。余英时先生说:

“中国历史的特点,主要是各个新兴的王朝都不去刻意破坏原有的民间社会。有民间社会,就有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有了民间信仰,你所担心的传统传衍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民间信仰是最无害的。因此打烂菩萨,再愚蠢不过。我在日本,看见各种古怪的信仰都有,但日本何尝不能现代化。信仰问题只能听其自然演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专好破迷信,其实自己信仰的所谓“科学的”一切比民间迷信还要幼稚。记得潘光旦写过一篇文字,叫《迷信者不迷》,是为民间信仰辩护的,很有眼光。孙中山讲四维、八德,胡适反对。我是同情孙的。民间道德习俗不好去破坏,破坏了就难恢复。你以为是用科学思想扫除迷信,其实是用假信仰代替真信仰,社会秩序反而解体了”。

看了这段话的论述,让我想起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打烂了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甚至想用自己创立(其实是山寨的)的宗教来代替儒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翻身的解放运动。或许,思考才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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