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常年生活在热浪袭人的环境之中，因未亲眼所见，我几乎无法理解或想象“林海”和“雪原”的真实模样，那种穿裹着厚棉袄，戴着大毡帽，脚踩雪靴，连呼吸都能冒白烟的景象。而就是在解放前夕，一支东北民主联军的小分队要在那样冷峻严酷的林海雪原中，与狡猾的土匪作战，并成功执行剿匪任务，想来着实令人震撼。

在十七年时期众多文学作品当中，独有《林海雪原》吸引了我。记得好几年前曾和父母观看过翻拍的电视剧，对杨子荣剽悍的英雄气概，还有他与土匪对答如流的黑话印象极为深刻。好几年后，带着这些残存的记忆，翻开这本原著小说。“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是扉页上作者曲波为小说写下的第一句话，也是他“怀念战友赤诚的一颗心”。和许多凭借想象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同，《林海雪原》是曲波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所以小说中穿插的各种出人意料、趣味横生的小故事，都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在一个大的剿匪框架中，形成了曲中有曲、险中有险的阅读效果。

《林海雪原》为读者带来的阅读快感是强烈的，这和曲波亲身经历后再现战场，以回忆性的手法进行叙述是无法分离的，曲波所带来的真实感，以及真实感里透漏的小细节，譬如杨子荣的豪迈与谨慎，栾超家的粗放匪气，“小白鸽”白茹与队长少剑波之间朦胧的爱情等等，都从人物对白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作为文学作品，小说本身的浪漫传奇性审美情趣打破了以往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形成了成功利用传统民间文化因素来描绘战争的具有趣味的自然模式。

小说的创作与社会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曲波亲身经历了剿匪战斗，自然而然地便将土匪极其残忍的本性暴露出来。作者在塑造人物的“正方”和“反方”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强烈的对比，譬如漂亮多情的女卫生员白茹与淫乱狰狞的女土匪“蝴蝶迷”的对比，少剑波、杨子荣等浪漫的英雄的剿匪战士与“座山雕”、“许大马棒”等猥琐凶恶的土匪形象的对比，这些，无一不在小说传奇的意义上夸张了“好人特别的好与美，坏人特别的坏与丑”的模式。这种手法虽然能够加强读者对正义与邪恶的明确划分，并强化了小说的感情基调，但我认为，这种模式化的理想化的人物塑造，往往过于单一，使得人物在外貌上就已经被明显划分为好与坏，读者毋须再通过自省来思考什么才是好与坏，对与错。我们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假如土匪本是英俊强壮的，“蝴蝶迷”是美丽迷人的，而小分队的队员们的外貌却是一般或是丑陋矮小的，如果现实是这样，那么又会产生何等效果呢？就像《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一样，有着丑到了极致的样貌——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驼背等等，但这样的人物却有着无比纯洁正义崇高的心灵，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善与恶，美与丑呢？但这样的缺憾是时代性的，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文学强调的就是一种政治宣传，一种意识形态的宣扬，在这类文学作品中，正义与邪恶的对立、集体与个人的对立、美丽与丑陋的对立，都是不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甚至在阅读之前就已经在脑中有所印象的，所以过于夸张和煽情的描写，过于陈旧的表现英雄人物的模式，是几乎所有作者的共性，在这样的共同心理之下，他们和读者，和整个社会才能产生共鸣。

曲波在小说的最后有一篇写给读者的后记，更加体现了十七年时期工农兵小说的特点。他提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感触，认为在丰富的斗争生活基础上，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十分重要、丝毫不容苟且的根本问题，对于爱、恨、歌颂、打击，都不容许有一点含糊。所以杨子荣式的英雄人物是完美的，是理想的，土匪就必须是丑陋狰狞的。

我是怀着极度的热情读完《林海雪原》的，开篇的《血债》便将我带回到那个人心惶惶的动荡年代，那时老百姓或许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与邪恶，也不会对人性有所思考，但他们的初衷，他们的愿望和我们是一样的，为了和所爱的人们幸福平安地生活下去，能够不再受战争的惊扰，一直和平地生活下去。所以无论小说的缺憾是什么，读者终将被其所吸引，因为像杨子荣、少剑波、白茹等战士可爱可亲的形象，似乎就活生生地在我们身旁，给我们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