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之中的交往关系

童年的消逝
2012-06-05 看过
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通过独立地运用理性判断能力,摆脱了恐惧、祛除神话,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权地位,并且从此代替神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特别是伴随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渐沦为人类观察、征服和改造的客体对象,同时人和人的关系也分化成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工具理性下他人被化成为对象和客体。大家都互为工具,互为手段,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这种主客关系表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各自为战、彼此分离,更还有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国家等等观念的影响,人类的关系再也不是共同沐浴在神恩之下的亲密无间,而是我在你的身边,却永远达不到的彼岸的疏离,于是“交流”这个现代的概念就出现了。反观人类的传播历史,人们在对交流的强烈渴求下,发明和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与手段,书信、报刊、电视、互联网……人类交流媒介的多样化和交流活动的高频化,交流最终还是在彼得斯的一声叹息中以失败告终。
彼得斯之所以会无望是因为他所渴求的交流,是直抵灵魂的心灵沟通,是分享内心经验,是把一个个体的感受和经验毫无噪音、丝毫不差的传递到另一个个体那里。但我们生来就被装在不同的躯体当中,又奔向着各自的生活,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和个人经验的独特性,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拦了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因此他心中完美的交流,就只能是一个达不到彼岸的乌托邦,是从人类从伊甸园出走后永远回不去的乡愁。
但是彼得斯心灵共享的交流观,表达了他对主客合一关系的期待,只有在主客不分,主客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体的关系里,才可能实现理想中纯粹的精神交流,这种交流的关系更像是巴尔塔萨所说的人神的相遇,是主客都承载的神性的呼应,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相比之下,马丁.布伯则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连结关系的交流活动并没有抱有彼得斯那样高的期望。布伯认为,世界具有双重性,一是“为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这种双重性既贯穿于整个世界之中,也贯穿于每一个人之中。布伯用“我—它”的关系来表示前者,,用“我—你”的关系表示后者。
“我—它”是一种把世界万物当做使用对象的态度,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关系,我是能动的主体,而它则是被动的对象。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世界仅仅是主体作用的对象,是我征服和宰治的对象。我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只是目的和手段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流于主客体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而不是彼此交融的生存关系,不是一种本真的亲密关系。
“我—你”实指一种把他人他物看做具有与自己同样独立自由的主体性的态度,在这种关系里,他人不是作为客体或对象呈现的,不是支配和占有,而是两个独立的平等的主体间的交互的关系。是“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并且这种“我—你”关系是直接性的,中间不掺杂任何具有意图和目的等中介,仅仅是我们直接的相遇,只有通过“仁爱”和“仁慈”,通过我们同为尘土的同情、理解,我和“你”才能“相遇”。这也正是彼得斯在交流失败之后,人们手拉手的的理解和宽容。
“我—你”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们理解交住关系的关键。齐美尔认为关系就是社会,社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他一直强调的,但这种交往关系也是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承继了齐美尔思想的芝加哥符号互动论的“自我”观念也直接来之于这种关系当中。
近代哲学的开启者笛卡尔,用一句 “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人摆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运用理性成为与客体相对应的主体自我,但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情境之下,我和他人的交往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一个人的精神现象原则上只能为自己所知而无法为他人所知。一个人不能认识他人的心,也不能肯定他人的在,库利的“镜中自我”则否定了笛卡儿所认为的超然于外在世界的自我观,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们总是在想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形成了自我的观念。对库利来说,自我不是先通过个人而后社会的途径产生的,而是交往的辩证的产物。自我意识是他认为的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反映,所以,孤立的自我是不可能的。
库利的自我概念虽然对米德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米德依旧不赞同内省是自我形成的主要方式,他始终把自我放在社会的实践活动当中。指出自我是在社会行为中,通过姿态的会话、以语言为媒介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米德认为,具有心灵的有机体能够成为自身的对象,这正是自我所具有的独特的品性。只有人类个体能够借助于语言这个媒介,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获得心灵这种能力。也只有在人类的交流活动中,个体能对自己向他人讲的话做出反应,即人可以以自己使用的表意的语言进行自我刺激。作为对象的自我的出现,使得人成为经验的自我。通过游戏阶段,个体依次地扮演他人的角色,以及在竞赛阶段,个体同时扮演社会活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他人的角色。而当一个人能体味进而理解社会中"泛化的他人"的角色或明确的"共有态度"时,就意味着自我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无论是库利还是米德,无论是靠心理沟通还是社会的交往,自我都是通过对他人反应的想像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也就是他人和我是在一种交互性、平等、公平的状态下建立的关系,将自我理解为他人或者他人理解成自我,便承认不止有一个“我”这一个思维的主体的存在,也就是承认其他人的存在,也和自己的存在一样是确定无疑的。正是这种主体和主体之间确定无疑的平等关系,使得“我”和他人的交往成为了可能。交流也就成为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一个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的过程,通过媒介达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的交互性行为,从而实现人们之间合理并且道德的社会秩序。由此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才会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并对构建民主共同体中大众媒体的作用寄予厚望。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绝大部分的交流或者传播行为却忘记了交流的实质所在,偏离了相互理解的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浸润在工具理性下并且洋洋得意的人类,把包含于他人在内的世界万物物化为对象,本应该怀抱仁慈有爱的心,互相理解、侧耳聆听的主体关系下降为计算、观察、使用的主客关系,由此交流以及由于交流而发展起来的大众媒体,不出意外的成为宣传和说服的工具,成为实现主体目的的手段。世间一切罪与恶,灵魂深处任何粗暴贪婪的行为和社会所有战争、冲突、不平等关系的起源皆是来自于此。
神照着他的模样造人,我们皆是平等,交流的本质仅是为了让分离后的我们彼此联结,最终亲密无间。作为交流手段的传播活动更应该守护这样的主体关系,坚持交流的本质要求,唯有这样,大众媒体在沟通协调人们的社会行动,建立协商合作的民主制度中才真正能发挥出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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