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巅峰之作《生命册》问世
文/刘意
在当代小说的百花坛中，各类小说纷繁涌现。商场小说作为新兴的一个小说门类，不仅迅速在庞大的小说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简直可以说是“姹紫嫣红开遍”了，人们对于商场文化的好奇和窥视欲和对“发财”的热切追求催熟了这类市场的繁荣。
在群雄割据的同类小说市场上，李佩甫的小说却显得有些“另类”：说它是商场小说，因为它把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迷信刻画得力透纸背，李佩甫也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商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也由此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但他又对中原乡土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并将这种情愫在自己的文学图景中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依恋，让在“官场”和“商场”中变异的人性始终有着一种原始乡土的对照，从而有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思辨。
我们只好把李佩甫的小说叫做“跨界小说”：他从人性的角度让我们知道，城市与乡村有着水乳交融、不可割舍的关系，任何一方独立存在时，都只能是苍白。
李佩甫的小说主题词是权力，而比权力更广大的是人心。他的写作，习惯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以都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互证的方式，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他对人心荒凉之后的权力迷信所带来的苦难，有着尖锐、清醒的认识，正如他精微、冷峻的笔法，总是在追问生命丰富的情状如何才能更加健旺地生长。
从《羊的门》 、 《城的灯》 、《等等灵魂》到今天的《生命册》 ，我们看到李佩甫的写作逐渐逼近巅峰，他对于人性和生命意义的文学思考，正如一瓶好酒，在黑色的土地之下，经过数十年风霜雨雪的浸润，正走向最终的醇熟，每一滴都让人亢奋，每一滴都让人沉醉，让你心甘情愿跟着小说中的人物醉生梦死，最后用一种终极关怀烛照了生命。从李佩甫的《生命册》中，我们强烈地感到：当一个人的生命与土地相融时，竟会有如此摄人心魄之美。
李佩甫早期作品多以乡土为题材，但跟乡土作家不一样的是，他除了擅长讲故事，更擅长剖析当代农民的精神，并通过他们的成长过程，反映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他对中原民性、民心，尤其是底层往上爬的天才和野心家，“吃”得最透。他喜欢把人喻为“植物”，植物的根都在土里，人与土地、与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无法割裂。由此，他挖掘中原的文化底蕴，揭示中原文化生态，把人对权力的迷信刻画得力透纸背。
李佩甫小说中有两类人物特别吸引人：一种是“乡村教父”式的人物，他们有一套乡村式的哲学体系，质朴却实用，像两扇巨大的翅膀保护着一方乡土，四两拨千斤地协调着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利益分配，像父亲一样维护着一个大“家族”的基本秩序，比如《羊的门》中的“东方乡村教父”；一种是“于连•索雷尔”式的年轻人，他们同时有着自卑和野心，渴望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也由此演绎出一幕幕悲喜剧，最终拨开层层迷雾，达到对人生的某种彻悟。比如《等等灵魂》中“逃离”乡村，艰难地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冯家昌。
这两类人物，在《生命册》中都得到了“进化”，化身成为死后还不断以“白条”帮人的老姑父和吃“百家奶”长大的“丢儿”。主人公吴志鹏(“丢儿”)一生的经历尤其引人深思。正如作者在扉页上引用的泰戈尔的那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终于来到城市工作的“丢儿”(吴志鹏)不想再跟农村牵扯上关系，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处可逃，家乡无梁村的喜怒悲欢，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被来自乡亲们的请求搞得心力交瘁，也因无力帮助他们而羞愧，终于放弃教职而“下海”。在城市，他跟着大学同学“骆驼”(骆国栋)一起打拼出一片天下。但在发觉到好友野心膨胀之后，他毅然离开了“骆驼”，并开始用客观的视角冷静地审视着“骆驼”所作的一切：投机、借壳上市、造假、利用别人，看着他“抢时间”。事情败露后，骆驼因为不想看着那么多好人受自己连累，最终跳楼身亡。把整个公司交给了他，他一下子变成了市价一百五六十亿的“厚朴堂”公司老总。可是，那个给了他生命给养的家乡，他却再也回不去了……
吴志鹏一个用农村的古老智慧“喂”出来的孩子，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在他身上，城市和农村的“根系”密切地连结在一起。在跌宕起伏、云谲波诡的商场“战争”中，“乡村”始终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而存在着。它以各种形式渗透着“丢儿”的记忆，影响着他，使他在险恶的商场斗争中始终没有彻底迷失。“平原”上众多生命现象及生存状态构成他成长的背景，植入他的灵魂，成为他的“营养钵”。在人生每一个重要关头的抉择中，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救了他。那些他所熟知的“人物”变成了一种种情感记忆的“符号”留存在他心里，给他以具象化的警示。比如，“老蔡”代表“要注意分寸”，“梁五方”代表“过头了”，“杜秋月”意思是“面临危险，要立即回头”……“丢儿”依恋着乡土，然而他已经回不去了。他想为家乡找出一种能“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自己找不着，就让儿子、孙子再去找。凭着对乡土的深深依恋与敬仰，他希望能为农村找到一条发展致富的新路。
本书结构巧妙，以全面、多元的视角关注那个飞速发展时期的各种历史真实，并以乡村作为城市的背景，描述了新“城市人”在大都市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同时以一个“城市人”的角度，珍视着来自乡村的原始人性。这是一部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与典型性于一身，展现农村与城市时代变迁，揭示社会问题、深入审视人性的“大书”。
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在行进中、一时又不明方向的时代。它以势如破竹之势影响着城市，也影响着农村。作者不断用“乡村”的视角审视着城市，发现了城市的诸多“异化”， 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多元化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各种人的人生选择及人性的锤炼。
小说通过“丢儿”的眼睛，展示出了一幅城市与乡村相连的巨幅“浮世绘”。这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部“人民”的批判书。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每一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直爽侠义的骆驼变得贪婪狡猾，聪明好强的梁五方变成了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流氓，博学高雅的杜秋月成了诡计多端的泼皮无赖，“爱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却陷进了权力和金钱的漩涡，追求真爱的梅村在“爱情”的无妄之灾中一次次枯萎。在这些无奈和悲凉中，在各种异化的人生轨迹中，又蕴藏着一个个生命的真谛。
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有批判，更深层次的则是人性的关怀。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物在受到权力和金钱蛊惑的同时，都具有可爱、可敬和可怜的成分，比如骆驼的侠肝义胆、卫丽丽的细致周到、范家福的“爱惜羽毛”。对他们的失落，作者充满了悲悯与同情。对于老家的人们，作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宝贵的品质，比如坚韧、直率、纯朴、温情，也看到了人的某些特质必然招致的祸患，比如梁五方的“个色”与杜秋月的“清高”，并从人性的角度剖析了“文革”时代群体疯狂的深层原因。
本书的基调以繁复衬托着质朴，从世态炎凉的感悟中透出丝丝回忆的温情，也不乏对世相和时代病的冷静审视。李佩甫就算是在写名利场的厮杀时，也在其中寄托着可触摸的理想和温情。小说文字温婉，具有诗性的张力，抒情诗般的句式，音乐般的节奏，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术氛围。作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
在当代小说的百花坛中，各类小说纷繁涌现。商场小说作为新兴的一个小说门类，不仅迅速在庞大的小说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简直可以说是“姹紫嫣红开遍”了，人们对于商场文化的好奇和窥视欲和对“发财”的热切追求催熟了这类市场的繁荣。
在群雄割据的同类小说市场上，李佩甫的小说却显得有些“另类”：说它是商场小说，因为它把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迷信刻画得力透纸背，李佩甫也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商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也由此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但他又对中原乡土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并将这种情愫在自己的文学图景中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依恋，让在“官场”和“商场”中变异的人性始终有着一种原始乡土的对照，从而有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思辨。
我们只好把李佩甫的小说叫做“跨界小说”：他从人性的角度让我们知道，城市与乡村有着水乳交融、不可割舍的关系，任何一方独立存在时，都只能是苍白。
李佩甫的小说主题词是权力，而比权力更广大的是人心。他的写作，习惯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以都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互证的方式，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他对人心荒凉之后的权力迷信所带来的苦难，有着尖锐、清醒的认识，正如他精微、冷峻的笔法，总是在追问生命丰富的情状如何才能更加健旺地生长。
从《羊的门》 、 《城的灯》 、《等等灵魂》到今天的《生命册》 ，我们看到李佩甫的写作逐渐逼近巅峰，他对于人性和生命意义的文学思考，正如一瓶好酒，在黑色的土地之下，经过数十年风霜雨雪的浸润，正走向最终的醇熟，每一滴都让人亢奋，每一滴都让人沉醉，让你心甘情愿跟着小说中的人物醉生梦死，最后用一种终极关怀烛照了生命。从李佩甫的《生命册》中，我们强烈地感到：当一个人的生命与土地相融时，竟会有如此摄人心魄之美。
李佩甫早期作品多以乡土为题材，但跟乡土作家不一样的是，他除了擅长讲故事，更擅长剖析当代农民的精神，并通过他们的成长过程，反映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他对中原民性、民心，尤其是底层往上爬的天才和野心家，“吃”得最透。他喜欢把人喻为“植物”，植物的根都在土里，人与土地、与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无法割裂。由此，他挖掘中原的文化底蕴，揭示中原文化生态，把人对权力的迷信刻画得力透纸背。
李佩甫小说中有两类人物特别吸引人：一种是“乡村教父”式的人物，他们有一套乡村式的哲学体系，质朴却实用，像两扇巨大的翅膀保护着一方乡土，四两拨千斤地协调着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利益分配，像父亲一样维护着一个大“家族”的基本秩序，比如《羊的门》中的“东方乡村教父”；一种是“于连•索雷尔”式的年轻人，他们同时有着自卑和野心，渴望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也由此演绎出一幕幕悲喜剧，最终拨开层层迷雾，达到对人生的某种彻悟。比如《等等灵魂》中“逃离”乡村，艰难地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冯家昌。
这两类人物，在《生命册》中都得到了“进化”，化身成为死后还不断以“白条”帮人的老姑父和吃“百家奶”长大的“丢儿”。主人公吴志鹏(“丢儿”)一生的经历尤其引人深思。正如作者在扉页上引用的泰戈尔的那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终于来到城市工作的“丢儿”(吴志鹏)不想再跟农村牵扯上关系，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处可逃，家乡无梁村的喜怒悲欢，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被来自乡亲们的请求搞得心力交瘁，也因无力帮助他们而羞愧，终于放弃教职而“下海”。在城市，他跟着大学同学“骆驼”(骆国栋)一起打拼出一片天下。但在发觉到好友野心膨胀之后，他毅然离开了“骆驼”，并开始用客观的视角冷静地审视着“骆驼”所作的一切：投机、借壳上市、造假、利用别人，看着他“抢时间”。事情败露后，骆驼因为不想看着那么多好人受自己连累，最终跳楼身亡。把整个公司交给了他，他一下子变成了市价一百五六十亿的“厚朴堂”公司老总。可是，那个给了他生命给养的家乡，他却再也回不去了……
吴志鹏一个用农村的古老智慧“喂”出来的孩子，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在他身上，城市和农村的“根系”密切地连结在一起。在跌宕起伏、云谲波诡的商场“战争”中，“乡村”始终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而存在着。它以各种形式渗透着“丢儿”的记忆，影响着他，使他在险恶的商场斗争中始终没有彻底迷失。“平原”上众多生命现象及生存状态构成他成长的背景，植入他的灵魂，成为他的“营养钵”。在人生每一个重要关头的抉择中，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救了他。那些他所熟知的“人物”变成了一种种情感记忆的“符号”留存在他心里，给他以具象化的警示。比如，“老蔡”代表“要注意分寸”，“梁五方”代表“过头了”，“杜秋月”意思是“面临危险，要立即回头”……“丢儿”依恋着乡土，然而他已经回不去了。他想为家乡找出一种能“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自己找不着，就让儿子、孙子再去找。凭着对乡土的深深依恋与敬仰，他希望能为农村找到一条发展致富的新路。
本书结构巧妙，以全面、多元的视角关注那个飞速发展时期的各种历史真实，并以乡村作为城市的背景，描述了新“城市人”在大都市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同时以一个“城市人”的角度，珍视着来自乡村的原始人性。这是一部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与典型性于一身，展现农村与城市时代变迁，揭示社会问题、深入审视人性的“大书”。
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在行进中、一时又不明方向的时代。它以势如破竹之势影响着城市，也影响着农村。作者不断用“乡村”的视角审视着城市，发现了城市的诸多“异化”， 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多元化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各种人的人生选择及人性的锤炼。
小说通过“丢儿”的眼睛，展示出了一幅城市与乡村相连的巨幅“浮世绘”。这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部“人民”的批判书。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每一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直爽侠义的骆驼变得贪婪狡猾，聪明好强的梁五方变成了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流氓，博学高雅的杜秋月成了诡计多端的泼皮无赖，“爱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却陷进了权力和金钱的漩涡，追求真爱的梅村在“爱情”的无妄之灾中一次次枯萎。在这些无奈和悲凉中，在各种异化的人生轨迹中，又蕴藏着一个个生命的真谛。
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有批判，更深层次的则是人性的关怀。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物在受到权力和金钱蛊惑的同时，都具有可爱、可敬和可怜的成分，比如骆驼的侠肝义胆、卫丽丽的细致周到、范家福的“爱惜羽毛”。对他们的失落，作者充满了悲悯与同情。对于老家的人们，作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宝贵的品质，比如坚韧、直率、纯朴、温情，也看到了人的某些特质必然招致的祸患，比如梁五方的“个色”与杜秋月的“清高”，并从人性的角度剖析了“文革”时代群体疯狂的深层原因。
本书的基调以繁复衬托着质朴，从世态炎凉的感悟中透出丝丝回忆的温情，也不乏对世相和时代病的冷静审视。李佩甫就算是在写名利场的厮杀时，也在其中寄托着可触摸的理想和温情。小说文字温婉，具有诗性的张力，抒情诗般的句式，音乐般的节奏，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术氛围。作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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