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的思想遗产

嘎嘣嘎嘣脆
2012-05-30 看过
摘自《科学时报》 作者:杨新美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 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 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 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为纪念以赛亚•伯林作品引进十周年,近日,清华大学国学院与译林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以赛亚•伯林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据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介绍,本次研讨会历时3天,来自中国大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数十名海内外伯林研究专家,围绕“伯林与政治哲学”、“伯林与思想史”、“伯林与当代中国”三个主题展开了研讨。
  而与此同时,今年,译林出版社将对《俄国思想家》、《伯林谈话录》、《反潮流》、《自由论》、《现实感》等早期引进的伯林作品进行再版。此外,《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个人印象》三部著作也将于年内首次出版。


伯林何以独占鳌头


  1998年,伯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曾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以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就此伯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开始谈及他的“自由”概念,各种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
  2001年9月,以赛亚•伯林的作品第一次被引进到国内。他的《俄国思想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收录在由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丛书中。近10年来,经过刘东等众多学者与译林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伯林的主要著作陆续出版了中文版。其中《俄国思想家》、《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等被列入了不同年度、不同书媒机构评选的好书榜单中。
  近10多年,国内有关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书籍越来越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感叹,但像伯林这样十余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版的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了。
  虽然看似罗尔斯比伯林的名气大,人们也公认,上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哲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罗尔斯;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罗尔斯的大名就已经迈向中国了,其著作《正义论》也迅速在国内翻译出版;但陈来表示,在整个学术界来看,伯林在政治哲学研究及传播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究竟伯林是凭借什么在中国“抢”了罗尔斯的风头?“西方学术的书籍以及这些书本身译文的生命,与被介绍国的文化政治生态有关系。”陈来解释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更强调的是公正、公平,而该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中国学术界介绍西方的思想家,在每个时期的都有不同的重心。如上世纪80年代,因为涉及现代化的问题,重心在美国。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伯林所谈论的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补充反思,成了大家重视的课题。


“伯林刺激了我们的阅读”


  终其一生,伯林从未踏上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甚至从未涉猎过中国的问题。他可能不会想到,在这个国家里,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研讨着他的理论。在会上,历史学者姚大力表示,伯林不了解中国,但他的思想遗产对我们解决中国问题仍有启发。
  一本《苏联的心灵》让伯林的名字在国内出版界刮起了一阵飓风。“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世纪》周刊2010年度书单(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好书)等榜单上纷纷写着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
  但是读过伯林的作品或许会萌生这种感受——“伯林不是特别深刻的思想家”。无论是从论述体系的精密程度,对问题掌握的深刻程度,抑或是其现实上得出的结果,或许你会感叹,他比不上罗尔斯。
  “但伯林这种思想家有一特色,即有很强的现实感。”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说。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逻辑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很多是说在现有的人性、现有的历史条件、现有的客观环境之下,人们应该怎么想事情、看事情。
  从《自由论》、《伯林谈话录》、《苏联的心灵》这些著作中,你会发现,伯林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他总是以一贯温和的姿态,坚持倡导价值多元主义,主张人类目的的多样性和个人选择的开放性,质疑一切意识形态教条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反对以任何绝对真理和终极目的的名义对人实行操纵、贬抑和强制,并努力让理性回归增进人类自我理解和道德尊严轨道。而他的这些个人特色,与他的身份是紧密相联的。
  除了有政治哲学家的“帽子”外,伯林还被看做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传奇色彩的思想家。知道伯林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曾在俄罗斯短暂生活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因为担心遭受斯大林迫害,而跑到了英国,并长期在英国生活。刘东说,这一切经历使他拥有多重身份,成为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
  半个多世纪前,伯林以其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创造性阐发,重新激活了英美世界对于政治思想的兴趣,复兴了自由主义论争;而他对于自由概念历史渊源的梳理,对于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反潮流”的挖掘,也使得思想史研究变得引人注目并充满乐趣。因此刘东认为,真正了解整个西方当代哲学的态度是从阅读伯林的著作开始的,从中可以理解罗尔斯等很多人的思想,“伯林刺激了我们的阅读”。
  1980年,伯林的文章《历史是科学吗》第一次被钱永祥翻译,并在台湾出版。当时伯林的文字给钱永祥留下的一个深刻体会,即其文章非常啰唆。他说:“如果说罗尔斯是分析哲学的学院派哲学家,那伯林就是一个著名的对话者,他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所以他的文章很不好译。”
  尽管伯林的作品啰唆,但钱永祥同时指出,伯林的写作风格、谈思想的方式,中国人应该会觉得亲近。“中国人读罗尔斯会读得非常苦。”钱永祥说,因为罗尔斯用纯粹分析哲学式的作论证,阐述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证方式,而中国人比较看重思想给自己的感受,及寻找自己与新思想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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