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雾社事件的评述（读书笔记）
第四章：从叛变者到志愿兵——雾社事件以及对原住民的野蛮与文明再现
在这一章，我将检视日本殖民阶层中最弱势和最边缘的族群：台湾原住民。[1]在此讨论原住民有两个重要意涵。首先，它指出殖民社会的发展不能化约成一种均质现象。原住民的“山地”大多仍维持“未开发”状态，不像“平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已逐渐引入，既存的阶级关系也遭到殖民政府的利用。如同小岛丽逸指出的，台湾原住民不像汉族社会那样，拥有既存的封建结构和私人所有权制度可供日本进行资本主义式的积累，结果就因为缺乏这些条件而招来日本政府更为残暴的统治。原住民的主要生产模式是狩猎和火耕农业，而且是以整个部落为单位的共同体方式组织经营。由于原住民的部落内部尚不存在阶级分化，同时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这两点使得日本殖民者无法利用既存的阶级关系，因此只好与整个原住民社群进行对抗。
其次，由于原住民特殊的生产模式（以及不同的剥削方式），使得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了比对待平地汉人更加威权的方式统治他们。例如，1931年时，日本警察与平地人口的比例是1：963，然而与山地原住民人口的比例却高达1：57.5。日本警察在原住民区域高度集中的现象，显示出日本是意图采取规训与惩罚的压迫式管理体制。⋯⋯简单来说，警察是殖民政府与原著民之间最直接最关键的联结。（p.187-188）
根据碧侯.瓦利斯的回忆——他是该起事件少数幸存的原住民目击者，当年他十五岁⋯⋯那个场景就像是“雾社绯樱突然间不合时节地怒放”。总计有134个日本人遭到杀害，使得雾社事件成为殖民史上最大也最著名的起义事件。[2]（p.190）
这起“大不详事件”和“意外中的意外”之所以震撼了日本帝国，有几个原因。首先，起事者是来自被殖民官员盛赞为所有原住民中最“开化及柔顺”的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活与教育水准。其次，两位杰出的原住民警察，被视为日本恩泽与教化象征的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竟然事先没有警告殖民当局，事后也没劝服叛变者投降，而是选择了自杀一途。第三，从起事者率先攻击雾社周围的派出所，到不分性别年龄地屠杀所有日本人，可以看出这起行动显然是有计划的预谋。最后，这场叛乱发生的时间正值全球经济危机，日本的资本主义及海外殖民事业的发展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许多殖民母国与殖民地的官员都担心雾社事件会引发民族运动的狂潮，而且不只会刺激殖民地台湾的阶级对立，还可能会延烧到殖民地韩国甚至日本本身。（p.191）
日本与台湾/中国的作家都把这起事件当做战后治疗日本殖民主义创伤的一种程序，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将这起事件再现为一起武装抗暴行动，用以表示日本与台湾之间的一半殖民关系。在日本这边，这个议题最初是由来自殖民地台湾的流亡者开始谈论，后来又加入了记者、旅行者、作家以及学院中人。除了那些由前殖民地警官以及官员所写的作品之外，大部分的战后作品一般都可以归类为反殖民书写，只是其中包含了各式各样彼此矛盾的情感，忧伤、控诉、怀疑、沮丧、敬畏。在台湾人/中国人这边，主要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反共大业与民族解放的口号，雾社事件被建构成一个毫无疑问的单纯事件：一起典型的抗日民族运动。这种将原住民整合到官方民族主义论述的做法，是与原住民持续在社会与经济上遭到歧视与剥削同时发生，这个政府一边歧视原住民，一边又竖立纪念碑，举办纪念会，颂扬那些在事件中丧生的人。最后，直到最近，关于这起事件的文学作品终于浮现，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少数原住民幸存者与目击者的回忆与口述历史为基础撰写而成。这些个人化的叙述，以极其生动的回忆与情感联结，还有个人的流亡与集体的奋斗和痛苦，呈现出历史叙述无法产生也无法复原的情感面向。（p.193）
殖民当局对雾社事件的动机归因：
1.番人的本性。（即以猎头为代表的暴力性）
2.马赫波社头目莫那.鲁道对家庭的不满：莫那.鲁道是嫌疑最大的叛乱领袖，因为她妹妹特娃斯.鲁道与日本巡查班长近藤仪三郎的婚姻失败，因而心怀反抗官方的“阴谋计划”。
3.巴兹绍.莫那对家庭的不满：巴兹绍.莫那是莫那.鲁道的次子，也是该起屠杀的领导者，他为了婚姻问题与家人争执不休，并以传统的出草、砍头仪式向另一个女人夸耀自己的勇武。
4.吉村巡查殴打事件：
5.警察纪律的松弛：许多警察滥用职权剥削原住民的劳动并强占妇女，激起了原住民的强烈不满。
6.警察娶番妇的问题：
7.事件前各项工程：
8.雾社小学校寄宿舍建筑工程：这个工程需要从地形险恶的浓密森林中运送大量木材，又禁止番人用传统方式拖在地上运送，而必须用肩膀扛挑。加上薪资过低且时有侵占拖欠的情况，许多番人因而对日本警察充满恨意。
9.不良番丁的策划：荷戈社番丁皮和.沙兹波，与他堂哥皮和.瓦利斯两人皆性情粗暴、道德松散，煽动其他原住民反对小学校寄宿工程。
10.本岛人的策动：虽然不太确定，但有人怀疑住在雾社的本岛人与这起杀戮事件有所牵连。
11.人事行政上的缺陷：少数警官的手段过于高压、可疑番地缺少长期驻守的职员，以及警察与番地人之间缺乏沟通，这些都让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剧。警察数量减少是因为整体殖民支出缩减的关系。（p.195）
日本大众党的河野密以及河上丈太郎1931年短暂造访雾社后得出的观点：
河野密与河上丈太郎的观点正好和殖民当局的看法相反，后者强调这起事件的短暂性和偶发性，前者则认为这是殖民统治本身的系统性与结构性失败，并提出两个各自独立却又彼此相关的议题来说明这点：所谓的“番人”问题以及日本殖民政策的错误。首先，他们试图从殖民政策对原住民生活所造成的种种“转型”来揭露原住民统治的问题。他们认为殖民政府强迫原住民以农耕放牧取代传统的狩猎采集，以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初民经济，以薪资劳工取代“独立的自营主体”，凡此种种皆让原住民的处境日益恶化。以雾社事件而言，他们认为，由木材运送所引发的强制劳动以及工资延迟给付，在原住民看来，必定是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此外，教育与只是的普及，也就是殖民政府美名的“教化政策”，必然会在原住民知识分子心中注入“民族自觉”以及殖民不平等的意识。其次，他们认为雾社事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项基本缺陷：独裁专制以及“缺乏批判性”。河野密以及河上丈太郎以雾社事件之前的各种原住民骚乱为例，指出这起事件并不是由少数几位放荡的警察和少数几件日本人与原住民之间的丑闻所引起，相反的，这些不法和恶行是典型的作为，是“殖民政府的整体倾向”。（p.198-199）
作者认为殖民政府的报告过于强调偶然因素，但也对河野和河上的报告提出了质疑：
殖民的问题因为复杂万端所以需要透过多种分析与审视才能够理解，然而在母国激进分子那双仔细研究的眼中，“番人”却只是一种单纯的存在，不具任何深度感。在这个意义上，河野密和河上丈太郎复制了殖民污名化的另一面：对土著的浪漫化。⋯⋯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一场在地抗争毫不怀疑地简化成一般性的革命实践。一旦原住民的抵抗被纳入“劳动问题”与“民族解放问题”这类熟悉的母国激进论述当中，河野密自然就可以轻易地将这起事件总结为“专制”、“腐败”以及“布尔乔亚政治”的结果，而这起事件以及相关调查也将成为对抗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独裁统治的“巨弹”。在殖民的污蔑和压迫以及左派的挪用与解放之间，原住民还有其他任何出路吗？（p.201）
几个文学分析样本：
（1）大鹿卓：《野蛮人》（文明的日本人希望变成原始野性的原住民的故事）
（2）多个版本的《吴凤的故事》：再现了最初那种否定的殖民策略，藉由否认原住民除了猎头之外的个体性与独特性来建构原住民的野蛮性。“舍身取义”叙述模式。
（3）《沙韵之钟》：体现了后雾社时期那种将原始性理想化以推行教化的做法。“尽忠报国”叙述模式。
加藤邦彦对原住民爱乌移的访问。后者的父亲在雾社事件时并未直接参与袭击警察的行动，却在事后的围剿中死于军警之手，而爱乌移却在十年后加入了第六梯的高砂义勇军。当被问及为何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却仍愿意为日本而战时，爱乌移说：
“是因为我们学过日本精神。”爱乌移重复了好几次“日本精神”这个词，并强调教育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他人开始加入对话之际，加藤邦彦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恩，由我这个日本人来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七怪，但是请告诉我日本精神到底是什么。”对于加藤邦彦这个单刀直入的问题，坐在爱乌移旁边的前原住民士兵和他一起回答：“国民精神总动员”、“坚忍持久”、“为国家舍命”以及“为天皇舍命”。加藤非常无奈地写道：
“这时候，我不得不同意：这是日本统治着唯一教导他们的事，就这些，没别的了。对那些位于殖民阶级中最底层的人来说，教他们这些观念就够了。不断把暴力的价值灌输给那些无辜的小孩；不断把帝国的价值捶进他们的脑中。带着这些难以忍受的想法，我终止了我的访问。”（p.228）
原住民对日本的拥戴以及坚持与日本“认同”，对今天这个在文化政治学上过度强调“差异”的时代而言，或许像是弹了一个刺耳的和弦。但是对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而言，存在于野蛮与文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土著与日本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只有透过策略性的建构同一性与平等性才能克服。这里的同一性与平等性本身并不是作为最终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暂时的超越，超越殖民主义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异化与打击。我以碧侯.瓦利斯这位雾社事件少数幸存者的话，作为本章的总结：
“我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是脑中闪过一个想法，我怀疑日本是不是几千年前从南洋迁到日本。高砂族部落或许是那些因为思乡而决定回到南洋却不小心漂流到台湾岛上的日本人。或许当时他们曾带着魅力的樱花来到这座岛屿。因为环境不同，那些樱花就变成了雾社的绯樱。”（p.232）
[1]清朝与日本依据原住民的身体特征、习俗和语言，将他们分成九族：阿美、泰雅、排湾、布农、邹、雅美、赛夏、卑南和鲁凯。总人口约十三万。
[2]1930年时，总计有157个日本人住在雾社保留区，但是如果加上参加运动会的日本人以及到访的殖民地高官，据说在这起事件中总共有227个日本人。有两名穿着日本和服而被误认为日本人的台湾人也被杀。六个参与这起事件的番社加起来约有1373人。扣掉那些自杀以及后来在日军镇压中被杀的，只剩下551个幸存者。在日本默许亲日的“味方番”于四月发动“第二次雾社事件”之后，幸存者更只有298人：153名男性，145名女性。六个番社只剩下一个，三分之二的人口被杀。
在这一章，我将检视日本殖民阶层中最弱势和最边缘的族群：台湾原住民。[1]在此讨论原住民有两个重要意涵。首先，它指出殖民社会的发展不能化约成一种均质现象。原住民的“山地”大多仍维持“未开发”状态，不像“平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已逐渐引入，既存的阶级关系也遭到殖民政府的利用。如同小岛丽逸指出的，台湾原住民不像汉族社会那样，拥有既存的封建结构和私人所有权制度可供日本进行资本主义式的积累，结果就因为缺乏这些条件而招来日本政府更为残暴的统治。原住民的主要生产模式是狩猎和火耕农业，而且是以整个部落为单位的共同体方式组织经营。由于原住民的部落内部尚不存在阶级分化，同时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这两点使得日本殖民者无法利用既存的阶级关系，因此只好与整个原住民社群进行对抗。
其次，由于原住民特殊的生产模式（以及不同的剥削方式），使得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了比对待平地汉人更加威权的方式统治他们。例如，1931年时，日本警察与平地人口的比例是1：963，然而与山地原住民人口的比例却高达1：57.5。日本警察在原住民区域高度集中的现象，显示出日本是意图采取规训与惩罚的压迫式管理体制。⋯⋯简单来说，警察是殖民政府与原著民之间最直接最关键的联结。（p.187-188）
根据碧侯.瓦利斯的回忆——他是该起事件少数幸存的原住民目击者，当年他十五岁⋯⋯那个场景就像是“雾社绯樱突然间不合时节地怒放”。总计有134个日本人遭到杀害，使得雾社事件成为殖民史上最大也最著名的起义事件。[2]（p.190）
这起“大不详事件”和“意外中的意外”之所以震撼了日本帝国，有几个原因。首先，起事者是来自被殖民官员盛赞为所有原住民中最“开化及柔顺”的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活与教育水准。其次，两位杰出的原住民警察，被视为日本恩泽与教化象征的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竟然事先没有警告殖民当局，事后也没劝服叛变者投降，而是选择了自杀一途。第三，从起事者率先攻击雾社周围的派出所，到不分性别年龄地屠杀所有日本人，可以看出这起行动显然是有计划的预谋。最后，这场叛乱发生的时间正值全球经济危机，日本的资本主义及海外殖民事业的发展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许多殖民母国与殖民地的官员都担心雾社事件会引发民族运动的狂潮，而且不只会刺激殖民地台湾的阶级对立，还可能会延烧到殖民地韩国甚至日本本身。（p.191）
日本与台湾/中国的作家都把这起事件当做战后治疗日本殖民主义创伤的一种程序，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将这起事件再现为一起武装抗暴行动，用以表示日本与台湾之间的一半殖民关系。在日本这边，这个议题最初是由来自殖民地台湾的流亡者开始谈论，后来又加入了记者、旅行者、作家以及学院中人。除了那些由前殖民地警官以及官员所写的作品之外，大部分的战后作品一般都可以归类为反殖民书写，只是其中包含了各式各样彼此矛盾的情感，忧伤、控诉、怀疑、沮丧、敬畏。在台湾人/中国人这边，主要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反共大业与民族解放的口号，雾社事件被建构成一个毫无疑问的单纯事件：一起典型的抗日民族运动。这种将原住民整合到官方民族主义论述的做法，是与原住民持续在社会与经济上遭到歧视与剥削同时发生，这个政府一边歧视原住民，一边又竖立纪念碑，举办纪念会，颂扬那些在事件中丧生的人。最后，直到最近，关于这起事件的文学作品终于浮现，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少数原住民幸存者与目击者的回忆与口述历史为基础撰写而成。这些个人化的叙述，以极其生动的回忆与情感联结，还有个人的流亡与集体的奋斗和痛苦，呈现出历史叙述无法产生也无法复原的情感面向。（p.193）
殖民当局对雾社事件的动机归因：
1.番人的本性。（即以猎头为代表的暴力性）
2.马赫波社头目莫那.鲁道对家庭的不满：莫那.鲁道是嫌疑最大的叛乱领袖，因为她妹妹特娃斯.鲁道与日本巡查班长近藤仪三郎的婚姻失败，因而心怀反抗官方的“阴谋计划”。
3.巴兹绍.莫那对家庭的不满：巴兹绍.莫那是莫那.鲁道的次子，也是该起屠杀的领导者，他为了婚姻问题与家人争执不休，并以传统的出草、砍头仪式向另一个女人夸耀自己的勇武。
4.吉村巡查殴打事件：
5.警察纪律的松弛：许多警察滥用职权剥削原住民的劳动并强占妇女，激起了原住民的强烈不满。
6.警察娶番妇的问题：
7.事件前各项工程：
8.雾社小学校寄宿舍建筑工程：这个工程需要从地形险恶的浓密森林中运送大量木材，又禁止番人用传统方式拖在地上运送，而必须用肩膀扛挑。加上薪资过低且时有侵占拖欠的情况，许多番人因而对日本警察充满恨意。
9.不良番丁的策划：荷戈社番丁皮和.沙兹波，与他堂哥皮和.瓦利斯两人皆性情粗暴、道德松散，煽动其他原住民反对小学校寄宿工程。
10.本岛人的策动：虽然不太确定，但有人怀疑住在雾社的本岛人与这起杀戮事件有所牵连。
11.人事行政上的缺陷：少数警官的手段过于高压、可疑番地缺少长期驻守的职员，以及警察与番地人之间缺乏沟通，这些都让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剧。警察数量减少是因为整体殖民支出缩减的关系。（p.195）
日本大众党的河野密以及河上丈太郎1931年短暂造访雾社后得出的观点：
河野密与河上丈太郎的观点正好和殖民当局的看法相反，后者强调这起事件的短暂性和偶发性，前者则认为这是殖民统治本身的系统性与结构性失败，并提出两个各自独立却又彼此相关的议题来说明这点：所谓的“番人”问题以及日本殖民政策的错误。首先，他们试图从殖民政策对原住民生活所造成的种种“转型”来揭露原住民统治的问题。他们认为殖民政府强迫原住民以农耕放牧取代传统的狩猎采集，以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初民经济，以薪资劳工取代“独立的自营主体”，凡此种种皆让原住民的处境日益恶化。以雾社事件而言，他们认为，由木材运送所引发的强制劳动以及工资延迟给付，在原住民看来，必定是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此外，教育与只是的普及，也就是殖民政府美名的“教化政策”，必然会在原住民知识分子心中注入“民族自觉”以及殖民不平等的意识。其次，他们认为雾社事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项基本缺陷：独裁专制以及“缺乏批判性”。河野密以及河上丈太郎以雾社事件之前的各种原住民骚乱为例，指出这起事件并不是由少数几位放荡的警察和少数几件日本人与原住民之间的丑闻所引起，相反的，这些不法和恶行是典型的作为，是“殖民政府的整体倾向”。（p.198-199）
作者认为殖民政府的报告过于强调偶然因素，但也对河野和河上的报告提出了质疑：
殖民的问题因为复杂万端所以需要透过多种分析与审视才能够理解，然而在母国激进分子那双仔细研究的眼中，“番人”却只是一种单纯的存在，不具任何深度感。在这个意义上，河野密和河上丈太郎复制了殖民污名化的另一面：对土著的浪漫化。⋯⋯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一场在地抗争毫不怀疑地简化成一般性的革命实践。一旦原住民的抵抗被纳入“劳动问题”与“民族解放问题”这类熟悉的母国激进论述当中，河野密自然就可以轻易地将这起事件总结为“专制”、“腐败”以及“布尔乔亚政治”的结果，而这起事件以及相关调查也将成为对抗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独裁统治的“巨弹”。在殖民的污蔑和压迫以及左派的挪用与解放之间，原住民还有其他任何出路吗？（p.201）
几个文学分析样本：
（1）大鹿卓：《野蛮人》（文明的日本人希望变成原始野性的原住民的故事）
（2）多个版本的《吴凤的故事》：再现了最初那种否定的殖民策略，藉由否认原住民除了猎头之外的个体性与独特性来建构原住民的野蛮性。“舍身取义”叙述模式。
（3）《沙韵之钟》：体现了后雾社时期那种将原始性理想化以推行教化的做法。“尽忠报国”叙述模式。
加藤邦彦对原住民爱乌移的访问。后者的父亲在雾社事件时并未直接参与袭击警察的行动，却在事后的围剿中死于军警之手，而爱乌移却在十年后加入了第六梯的高砂义勇军。当被问及为何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却仍愿意为日本而战时，爱乌移说：
“是因为我们学过日本精神。”爱乌移重复了好几次“日本精神”这个词，并强调教育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他人开始加入对话之际，加藤邦彦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恩，由我这个日本人来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七怪，但是请告诉我日本精神到底是什么。”对于加藤邦彦这个单刀直入的问题，坐在爱乌移旁边的前原住民士兵和他一起回答：“国民精神总动员”、“坚忍持久”、“为国家舍命”以及“为天皇舍命”。加藤非常无奈地写道：
“这时候，我不得不同意：这是日本统治着唯一教导他们的事，就这些，没别的了。对那些位于殖民阶级中最底层的人来说，教他们这些观念就够了。不断把暴力的价值灌输给那些无辜的小孩；不断把帝国的价值捶进他们的脑中。带着这些难以忍受的想法，我终止了我的访问。”（p.228）
原住民对日本的拥戴以及坚持与日本“认同”，对今天这个在文化政治学上过度强调“差异”的时代而言，或许像是弹了一个刺耳的和弦。但是对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而言，存在于野蛮与文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土著与日本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只有透过策略性的建构同一性与平等性才能克服。这里的同一性与平等性本身并不是作为最终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暂时的超越，超越殖民主义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异化与打击。我以碧侯.瓦利斯这位雾社事件少数幸存者的话，作为本章的总结：
“我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是脑中闪过一个想法，我怀疑日本是不是几千年前从南洋迁到日本。高砂族部落或许是那些因为思乡而决定回到南洋却不小心漂流到台湾岛上的日本人。或许当时他们曾带着魅力的樱花来到这座岛屿。因为环境不同，那些樱花就变成了雾社的绯樱。”（p.232）
[1]清朝与日本依据原住民的身体特征、习俗和语言，将他们分成九族：阿美、泰雅、排湾、布农、邹、雅美、赛夏、卑南和鲁凯。总人口约十三万。
[2]1930年时，总计有157个日本人住在雾社保留区，但是如果加上参加运动会的日本人以及到访的殖民地高官，据说在这起事件中总共有227个日本人。有两名穿着日本和服而被误认为日本人的台湾人也被杀。六个参与这起事件的番社加起来约有1373人。扣掉那些自杀以及后来在日军镇压中被杀的，只剩下551个幸存者。在日本默许亲日的“味方番”于四月发动“第二次雾社事件”之后，幸存者更只有298人：153名男性，145名女性。六个番社只剩下一个，三分之二的人口被杀。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