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倦沙漠的恐怖绿洲
像罗贝托•波拉尼奥这样的作家,显然是无法归类的。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如同诡谲曲折的戏剧情节。他是诗人,写过诗,在墨西哥与好友共同发起过“现实以下主义”运动;他还是革命者,早年流浪,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在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被捕入狱,其后更长期流亡国外;他又是底层的劳工,为稻粱谋也曾长时间做过诸如洗碗工、码头工人、小贩一类的杂活;他是病人,又是作家——人生的最后10年他奋力写作,在生命的倒数计时声中不停书写。可以说,波拉尼奥前40年的流离人生,正是他最后10年所有作品的最佳注脚。
我们不妨把《2666》看作是一种全景式的书写。小说由五个并列的、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如果单独来看,都可以算是一部结构较为完整的长篇小说,但每个章节绝非毫无联系的孤立存在,或多或少都与墨西哥边境小城圣特莱莎发生着某种若有若无的关联。作为核心事件的连环杀人案与作为核心人物的作家阿琴波尔迪,更如“草蛇灰线,伏延千里”,隐藏于字里行间,是潜在的叙述主线,一一串连起这庞大场景里各自散落的故事与人物。以四位文学评论家到圣特莱莎寻找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为起因,波拉尼奥讲述故事,更于无形中缓缓拉开了“邪恶”的大幕。
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曾将19世纪中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巴黎形容为“令人厌倦的沙漠里的恐怖绿洲”,诗人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开放于繁华表象之下的病态之花。对此,波拉尼奥也不免会心生戚戚之感。他将沙漠小城圣特莱莎比喻为“恐怖绿洲”,也大约可归因于此。他眼中的现实世界与波德莱尔的时代并无二致,人性深处的劣根性也无本质不同,恶的根源仍在,恶之花也仍会在这“绿洲”之上处处开放。都知道,荒漠的可怕在于看不到任何希望,人们只得将原本虚幻、空无一物的海市蜃楼当作精神的慰藉与寄托。较之荒漠,处处充满生机、活力的绿洲更像是一片乐土,它以安逸、快乐的表面现象迷醉了人们的眼目,使他们沉醉于天堂将近的温柔乡中不知今夕何夕,无视或者刻意遗忘身边潜在的危机。
波拉尼奥对这世界显然已无任何无谓的希望,只因在这片堕落土地之上,邪恶无处不在。在作为叙述核心存在的第四部分《罪行》中,他从发生在圣特莱莎的一系列无法侦破的连环杀人案入手,一点点展开这黑暗的图卷,逐渐进入邪恶的核心。他以不动声色、千篇一律的笔触,以单调、略显沉闷的叙述一一列举出200位被害女子的姓名、年龄、身份、死因等等,落笔之间不带有一丝一毫的感情色彩。细节的重复堆砌,使得文本与警方刑讯档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雷同。作家如此安排,是巧合,还是刻意?以克制、冷漠对应这令人发指的残酷凶案,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控诉,而诉诸于文字之中,无形中更凸现出邪恶势力的凶残,也不免使整个叙述过程陷入某种紧张、恐怖的氛围。
然而,波拉尼奥对恐怖的渲染只不过是虚幌一枪的花招。写作《2666》,作家的本意是为揭露世间的种种邪恶。因此,他的目光并不囿于一时一地,由圣特莱莎出发,从拉美至欧洲,邪恶毒瘤渐渐扩散至全世界,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在他笔下,邪恶呈现出多种各异的形态。写个人或当下时代的恶,就有了连环杀手的直接作恶,血腥残杀无辜妇女;又有采取“鸵鸟策略”漠然视之的大学教授,他们或者无视身边正在发生的罪恶,或者沉醉于书本与性爱之中逃避现实,更有甚者更参与作恶,无端殴打出租车司机并扬长而去;抑或如警方高层一般,与毒贩相互勾结,任由罪犯逍遥法外,最终使这一系列案件成为不了了之的悬案。上升到人类历史层面,就有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普通人善良本性的一再摧残、纳粹对犹太人的无情灭绝、苏俄大清洗时期极权统治之下作家和诗人严苛的生存处境……“人总是在黑暗里行走的”,这世间林林总总的恶,无形中构成一口深井,所有人都困于这井底,被黑暗所浸染,渐渐地也便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社会的整体漠视、世人事不关己的处事哲学,某种程度上是邪恶的孵化器——它催生罪恶,并任其在阳光下肆无忌惮地生长、越演越烈。常识告诉我们,个人意志总是无法与社会整体的邪恶相抗衡。凭借一己之力想要揭露真相何其艰难,终究不过是“难于上青天”的徒劳之举。比如,女议员为寻找朋友的下落,借助私人侦探的调查曾经无限接近于真相,但尽管她身居高位,却仍有心无力,无法撼动黑暗势力分毫,只得眼睁睁地任由其继续作恶;在嚣张的嫌疑人克劳斯•哈斯面前,不仅新闻记者心有隐忧、战战兢兢,不知从何提问,就连一向以强悍霸道著称的警方也不由得束手缚脚、小心翼翼;汉斯•赖特尔(作家阿琴波尔迪的原名)以平民之身被卷入二战,主观上虽无主动作恶的行为,但为了逃避被捕、被审判的命运,不得不匿名写作,终生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有评论说,波拉尼奥小说写作的第一个五年里,是内心不可抑制的极端与疯狂,第二个五年是内心本身的破碎。《荒野侦探》大约是第一个五年的最佳例证,作家回顾已逝的青春岁月,有悲愤,有冲动,有疯狂,或许仍有希望与热情的影子,但并无内心的破碎。而后一个五年里,死神加速了他的写作进程,世界的疯狂引致作家内心的碎裂。于是,我们在《2666》里,可以轻易地发现此种理想破碎的痕迹。譬如,关于知识分子疯狂反常之举的描述,看似叙述主线之外信手写来的闲笔,实则暗含深意:为创作惊世骇俗的作品而自断右手的画家;满嘴呓语、效仿杜尚在晾衣绳上晒书的哲学教授;或者是对现实失望,甘愿躲在精神病院里扮失踪的老作家。放诸于书中种种邪恶语境之中,一切归于疯狂与破碎的命运,皆可看作是这时代知识分子再自然不过的结局。
可以说,《2666》是波拉尼奥在生命末端对世界的最后回望。作为书中最大的隐喻,2666到底指什么?我们已无法考证。它虽未在书中直接出现,却如巫师的咒语般一再为波拉尼奥念起,在《护身符》一书中就有“2666年的丧葬之地”的说法。以2666为身后这部煌煌巨著命名,波拉尼奥隐含的深意与忧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妨将之看作是作家留给世人、留给未来的某种警醒——毕竟谁也无法预知未来,一切均需时间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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