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人

生活中，但凡与司法界的人聊天，很少会有冷场的时候。无论他是法官、警察还是律师，随便捡起哪个话头，都可能是一段精彩纷呈的故事。故事的开头多半很平淡：“我办过这样一个案子”……“曾有这么一个当事人”……但后面的内容可能就触目惊心了。曾有同事讲过这么一个案子，一名农妇常年受丈夫虐待，实在不堪忍受，将男人杀死后肢解抛尸。同事问她，是什么让你有如此深仇大恨，要将丈夫的头颅丢进炉内焚烧。农妇坦言：“我没那么恨他，本打算杀死他了事。但是听村里老人说，公安掌握了一种破案手段，能通过死人的眼角膜看到凶手的面目，只好烧了他的脑袋，好教你们捉不到我。”
 
考虑到许多人都揣着这样那样的故事，我常劝那些办案经验丰富，又喜欢舞文弄墨的法官同行：“进军小说界吧，别那么没出息，只敢用笔名给《知音》投稿，没准儿还能混成个畅销书作家。”事实上，华丽转型的成功先例已经有了。在德国，1964年出生的资深律师费迪南德•席拉赫，于2009年出版了处女作《罪行》。这本书不仅登上《镜报》、《明镜周刊》等各大媒体畅销书榜首，还一举夺得克拉斯特文学奖，足以告慰司法界广大文学爱好者。

《罪行》收录的十一个故事，讲述主人公如何基于不同动机，或受不同力量驱动，走向犯罪之路的经历。如此概括全书主题，或许略显俗套，甚至有损格调，因为类似的文学作品，市面已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很黄很暴力”的低俗故事。但是，愈是平凡主题，愈能见作者功底。席拉赫毕竟是有着十多年执业经历的知名律师，《罪行》里的案子，全由他亲手经办。故事情节的离奇、人性的复杂、曲折的走向、意外的结果，都不用刻意编排，作者只需以生动笔触娓娓道来，就能实现吸引读者、打动人心的目的。

人为什么要犯罪？如何判断一个人会犯罪？这是数百年来，犯罪学家们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1876年，意大利人龙勃罗梭在《犯罪人论》一书中，尝试着给出答案。龙勃罗梭当过军医、狱医和精神病院院长，对数以千计的士兵、罪犯、精神病人进行过观相术、颅相学观察。他通过身体测量、尸体解剖，发现善良的人和不良的人，在性情、体征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并据此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理论”。他认为，犯罪人是一种从出生时起就具有犯罪性的人，他们的犯罪性与生俱来，由异常的生物特征决定，甚至可以进行隔代遗传。

现在来看，龙勃罗梭的提法过于绝对，甚至有些荒诞，但也必须承认，在个别情况下，这些理论也并非无稽之谈。比如，本书《痴爱》一节，就提到一个总有吃掉女友冲动的年轻人。按照作者的分析，这类有食人欲望者，要么是“出于宗教的需求”，要么是“明显带有性欲特征的心理疾病所导致”，而主人公则可能仅仅因为“太爱那个女孩”。《拔刺的男孩》一节中，博物馆保安有偷偷往鞋店顾客鞋内放图钉的“怪癖”，当他偷窥到被扎伤的顾客将图钉拔出时，就会有异样的“愉悦感”。小时候，我所住的大院内，也有这么一个怪人，他常趁大伙上班时间，往各家各户木门的钥匙孔内塞木屑，因屡教不改，被送去了精神病院。现在想来，这个人也是受某种“强迫症”驱使吧。从某种意义上讲，犯罪的确是一种“病”，古人认为是人自身之病，今人却喜欢把罪行归结为社会之病或体制之病。不过，在复杂、多元的人性面前，任何绝对的断言，都是片面的。

其实，《罪行》并没有混杂太多评述，只是从一个律师的视角，就主人公们为什么会犯罪，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这里加上“相对”二字，是因为基于我个人的办案经验，即便是案件的承办法官或律师，也未必能洞悉犯罪人作案的真实动机。比如，《费内尔》里，当了一辈子“妻管严”，临到暮年，才对悍妻动了杀机的医生；《大提琴》里，照顾久病的弟弟，最终踏上不归路的特丽萨；还有《幸福》里，为了爱情而肢解尸体的卡勒安。他们的作案动机，是否真如作者描述的那样，可能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不过，因为直接接触过当事人，又亲手翻阅过案卷，作者席拉赫的叙述，还是比绝大多数虚构作品靠得住。

阅读《罪行》，也勾起自己许多回忆。1998年，我还在武汉读大四，为了考研，常去图书馆复习。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姓汪的学兄。他毕业两年，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就在学校附近租房备考。学长心思细密，乐于助人，常帮我们几名应届生占座，大家都叫他“汪老大”。第二年，我与汪老大都落了榜。毕业后，我做了警察，再无他的音讯。某天读报，突然看到汪老大被捕的消息。原来，他毕业后，并没有固定收入来源。两年来，一直靠深夜抢劫过路行人维生。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我接触的第一个“犯罪人”吧。

十三年过去了，我在警察和法官任上，也陆续接触过近百起案件，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罪犯，其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者。比如，某大龄证券公司职员，经一名七旬老太介绍，结识了一名女孩。女方条件很好，但要求暂不见面，电话交流。两人通了几周电话，异常投缘，男方也托人转交了不少礼物。一次，女孩称急需用钱，男方挪用公款，全部汇给她。事发后，男方被捕，才知电话中那位柔声细语、知书达礼的女孩，与老妇实为一人。被告获知真相后，那悲愤交织的神情，令我至今难忘。

不知不觉，我也忍不住说起故事。其实，无论席拉赫所讲的故事，还是我遇到的故事，都试图向读者展示犯罪者纷繁各异的人生，错综复杂的情感。我们试图说明，许多人在犯下罪行前，也是生活中普通人，也可能是一名好父亲、好姐姐或者好情人，也有自己的苦难、喜悦和困惑。作为法律人，我们经历和拥有越多故事，越应对自己遭遇的犯罪人心存悲悯，并向世人解释这种悲悯的来由。只有多几分这样同情的理解，我们的法律和司法，才会更有温度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