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逻辑及内在矛盾
波兰尼这本书成于1944年,其目的是为了破除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迷信,即通过对市场(主要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粗疏的历史性描述指出其内在矛盾。波兰尼指出,自由市场是计划的结果,但计划不是;也就是说,自由市场本身就是历史炮制的一个神话。
波兰尼以一战前欧洲大陆“反常的”百年和平史作为论述的开头,“和平百年”的历史基于力量均势、金本位、自由贸易体系、自由贸易国家四大基础而发生。这四大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世界市场的基本要件;在这里,他尤为强调国际金融(国际资本)作为一种新发事物在这一国际体系中维系和平的巨大作用;资本作为一种自发性的(与民族国家既联系又区别)力量,借助金本位(把世界市场联通)、自由贸易体系、力量均势(为市场提供军事保证)维护着欧洲的和平——当然,和平并非资本的目的,而是资本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然而,一战的爆发表明,市场内部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一战后对于战败国的军事制裁(不许发展武力)实则进一步破坏了重建市场的可能性(力量均势再不可能);20年代后重建金本位努力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台更宣告了自由市场的失败(德国正是看到了自由市场无法克服的矛盾,才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从而加速了二战的发生和自由市场的全面解体。因此在波兰尼看来,与一战相比,二战才是时代的真正转折(即市场的全面崩溃)。
波兰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市场的历史叙述。简单说来,市场的前提是贸易,地点是城镇,基础是机器。贸易早在市场形成前很久便开始。贸易作为一种“制度”,暗含着包括家计、辐辏、对称等原则,这些原则并不导致市场的必然出现;真正导致市场出现,并且将社会中的一切事物裹挟其中的原则是“交易”,当交易以“自足”为目的时它只是作为社会的附庸,但当交易以“获利”为动机时,它就开始使得社会变成了利益的附庸(波兰尼使用的概念是“嵌入”,主要是便于理解)。交易的出现当然不代表市场的出现,市场的出现也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必须廓清的关系。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个体理性推出私有制,私有制推出贸易,国内贸易推出世界贸易。但根据历史实际,最早的贸易是“互补性”的远程贸易,然后才发展出地方贸易;当互补性的贸易逐渐转化为竞争性的贸易,现代意义的市场才产生,市场的边界开始不断拓展;地方贸易在市场(也就是城镇)中进行,城镇既保护了贸易,也为贸易限定了边界,从而保护了传统乡村。但市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17、18世纪(工业革命前、重商主义期间)国内市场的联通,更大程度上出于重商主义者的需要,此时经济利益不过是国家利益的附属。资本主义的产生,归根到底在于机器的应用,机器的高成本和高效益,使得必须有广大的、稳定的市场为保障;此时,工业再也不是商业的附属(商业只不过是一种转手,生产主要来自于小农),而将商业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机器的出现(及随之而来供给的无穷)使得资本必须将周遭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自然等虚拟商品)作为资本的附属,作为可计价的生产要素,从而为机器提供保障(比如劳动力若不变成一种商品,那么生产的成本没法得到保证,这就无法开动机器),这就将社会整个地翻转成了经济的附属。在这里,波兰尼对资本(或市场)的处理,其实是将市场赋予了自足的逻辑,而没有分析阶级在其中发生的影响。
沿着这一逻辑,波兰尼将全书的主体分成两部分:一是市场征服社会的历程(尤其注意对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分析,即劳动力的市场化)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分立;二是社会对市场的反抗(主要是人、自然、货币,对应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金本位制度)和其中暗含的市场的内在矛盾。
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市场征服社会过程中双方的妥协。它一方面反映了教会“父爱主义式”关怀的苟延残喘,反映了乡村作为城镇失业缓冲地带的地位;一方面则将人的尊严彻底打碎,将劳动力彻底廉价化,通过占有农村中产阶级的剩余加剧两极分化。斯品汉姆兰法令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两极分化、商品化),其结果(被废除)则导致了无产阶级(赤贫化)的诞生。
无产阶级是市场本身的结果,又作为市场最大的颠覆者出现。无论是李嘉图、边沁,还是卡尔·马克斯,他们都将无产阶级的产生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区别只是他们的立场(他们都从经济逻辑出发,前者将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两大阶级的紧张中向前发展,他们都在强调经济的过程中否定了社会,这与亚当·斯密的人文主义不同)。波兰尼对欧文的社会主义持较高评价,他认为欧文的贡献在于重新发现了“社会”,发现了工人作为生产要素的悖谬。
然而市场将社会中一切事物卷入自身逻辑的做法必然包含其内在矛盾。市场扩展(至全球贸易体系)的必备要件是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这分别对应人、货币、自然三大虚拟商品,而这三大要素本身就是反市场的。建立在这三大要素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的必然结果是价格的剧烈波动,但劳动力和货币显然无法接受自由市场的这一结果,换言之自由市场在建立的过程中(这种建立是人为的结果)本就已经包含了否定因素,因为国家毕竟有其自身利益,它绝不可能以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的利益而不考虑各种国内因素(民族国家如何能够完全国际主义?)。欧洲在经历长达百年的大体和平后终究导致战争,也就是该体系最终失灵的结果。这就是市场扩展时所必然招致的社会的反对,这种反对的结果,若推至极致,就必然导致阶级斗争。
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认为阶级是社会结构的结果,他取消了阶级的自我意识,而认为阶级的行为只不过是某一历史结果恰好落在这一阶级身上从而赋予其使命而已。可见,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对市场的反动,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
根据上述逻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历史的必然。当市场矛盾爆发、阶级斗争剧烈之时,无产阶级当权的必然结果就是自由市场的消失,就是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极大损失之日,同时工人的高工资也必然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因此此时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就成为了大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双方共同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法西斯主义的逻辑基本如此。
总的来看,波兰尼更为重视市场(或资本)自身的逻辑,而较为忽视阶级,这是他与马克思很不同的地方;同时,他显然不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从他对欧文的赞赏中可以得出。
波兰尼以一战前欧洲大陆“反常的”百年和平史作为论述的开头,“和平百年”的历史基于力量均势、金本位、自由贸易体系、自由贸易国家四大基础而发生。这四大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世界市场的基本要件;在这里,他尤为强调国际金融(国际资本)作为一种新发事物在这一国际体系中维系和平的巨大作用;资本作为一种自发性的(与民族国家既联系又区别)力量,借助金本位(把世界市场联通)、自由贸易体系、力量均势(为市场提供军事保证)维护着欧洲的和平——当然,和平并非资本的目的,而是资本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然而,一战的爆发表明,市场内部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一战后对于战败国的军事制裁(不许发展武力)实则进一步破坏了重建市场的可能性(力量均势再不可能);20年代后重建金本位努力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台更宣告了自由市场的失败(德国正是看到了自由市场无法克服的矛盾,才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从而加速了二战的发生和自由市场的全面解体。因此在波兰尼看来,与一战相比,二战才是时代的真正转折(即市场的全面崩溃)。
波兰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市场的历史叙述。简单说来,市场的前提是贸易,地点是城镇,基础是机器。贸易早在市场形成前很久便开始。贸易作为一种“制度”,暗含着包括家计、辐辏、对称等原则,这些原则并不导致市场的必然出现;真正导致市场出现,并且将社会中的一切事物裹挟其中的原则是“交易”,当交易以“自足”为目的时它只是作为社会的附庸,但当交易以“获利”为动机时,它就开始使得社会变成了利益的附庸(波兰尼使用的概念是“嵌入”,主要是便于理解)。交易的出现当然不代表市场的出现,市场的出现也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必须廓清的关系。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个体理性推出私有制,私有制推出贸易,国内贸易推出世界贸易。但根据历史实际,最早的贸易是“互补性”的远程贸易,然后才发展出地方贸易;当互补性的贸易逐渐转化为竞争性的贸易,现代意义的市场才产生,市场的边界开始不断拓展;地方贸易在市场(也就是城镇)中进行,城镇既保护了贸易,也为贸易限定了边界,从而保护了传统乡村。但市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17、18世纪(工业革命前、重商主义期间)国内市场的联通,更大程度上出于重商主义者的需要,此时经济利益不过是国家利益的附属。资本主义的产生,归根到底在于机器的应用,机器的高成本和高效益,使得必须有广大的、稳定的市场为保障;此时,工业再也不是商业的附属(商业只不过是一种转手,生产主要来自于小农),而将商业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机器的出现(及随之而来供给的无穷)使得资本必须将周遭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自然等虚拟商品)作为资本的附属,作为可计价的生产要素,从而为机器提供保障(比如劳动力若不变成一种商品,那么生产的成本没法得到保证,这就无法开动机器),这就将社会整个地翻转成了经济的附属。在这里,波兰尼对资本(或市场)的处理,其实是将市场赋予了自足的逻辑,而没有分析阶级在其中发生的影响。
沿着这一逻辑,波兰尼将全书的主体分成两部分:一是市场征服社会的历程(尤其注意对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分析,即劳动力的市场化)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分立;二是社会对市场的反抗(主要是人、自然、货币,对应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金本位制度)和其中暗含的市场的内在矛盾。
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市场征服社会过程中双方的妥协。它一方面反映了教会“父爱主义式”关怀的苟延残喘,反映了乡村作为城镇失业缓冲地带的地位;一方面则将人的尊严彻底打碎,将劳动力彻底廉价化,通过占有农村中产阶级的剩余加剧两极分化。斯品汉姆兰法令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两极分化、商品化),其结果(被废除)则导致了无产阶级(赤贫化)的诞生。
无产阶级是市场本身的结果,又作为市场最大的颠覆者出现。无论是李嘉图、边沁,还是卡尔·马克斯,他们都将无产阶级的产生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区别只是他们的立场(他们都从经济逻辑出发,前者将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两大阶级的紧张中向前发展,他们都在强调经济的过程中否定了社会,这与亚当·斯密的人文主义不同)。波兰尼对欧文的社会主义持较高评价,他认为欧文的贡献在于重新发现了“社会”,发现了工人作为生产要素的悖谬。
然而市场将社会中一切事物卷入自身逻辑的做法必然包含其内在矛盾。市场扩展(至全球贸易体系)的必备要件是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这分别对应人、货币、自然三大虚拟商品,而这三大要素本身就是反市场的。建立在这三大要素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的必然结果是价格的剧烈波动,但劳动力和货币显然无法接受自由市场的这一结果,换言之自由市场在建立的过程中(这种建立是人为的结果)本就已经包含了否定因素,因为国家毕竟有其自身利益,它绝不可能以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的利益而不考虑各种国内因素(民族国家如何能够完全国际主义?)。欧洲在经历长达百年的大体和平后终究导致战争,也就是该体系最终失灵的结果。这就是市场扩展时所必然招致的社会的反对,这种反对的结果,若推至极致,就必然导致阶级斗争。
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认为阶级是社会结构的结果,他取消了阶级的自我意识,而认为阶级的行为只不过是某一历史结果恰好落在这一阶级身上从而赋予其使命而已。可见,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对市场的反动,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
根据上述逻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历史的必然。当市场矛盾爆发、阶级斗争剧烈之时,无产阶级当权的必然结果就是自由市场的消失,就是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极大损失之日,同时工人的高工资也必然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因此此时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就成为了大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双方共同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法西斯主义的逻辑基本如此。
总的来看,波兰尼更为重视市场(或资本)自身的逻辑,而较为忽视阶级,这是他与马克思很不同的地方;同时,他显然不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从他对欧文的赞赏中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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