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即弯路》之后我为什么写诗

诗人邹波
2012-04-23 看过

邹波 我继续在破晓的时光里修改我的诗,我的生活也继续简化,它吸干了我几乎所有垃圾时间(这就像古典音乐响起,匡正了一切发呆的时光),即使我必须深深浅浅若有若无地同外部世界交谈着,并奢望保持着友谊,我也想起人们评价爱伦•坡时所说:“坡从不犯错,即使写出劣诗的时候。”尽管我知道,有些诗后来证明不是劣诗,那只是因为它和它的当下的关系还没有被当下的人认清,但我继续顺着这一说法陈述:写劣诗的时候,我的经验是,你越镇定,就越是能让它们显得有尊严,就越不会让自己的无能在自己的虚荣面前瑟瑟发抖,更不会让自己的虚荣在别人的虚荣面前瑟瑟发抖,终究,也只有刻苦和耐心,没有消极的天赋降临,必须在大量写作中等待写作,因为我碰巧处在一个相对主义最严重的领域,也处在一个相对主义最严重的年代,当虚无被分发到每个人手中,也只有用看似没有任何立场的指标——“规模”,才能吓倒庸俗,尽管这几乎像在谈金钱,至少是对无法兑现为金钱的东西谈金钱——至少是一种比孤芳自赏更民主的孤芳自赏;我的文学理想也极为简单,甚至也许不是文学了:在我智力所及的范围内,探索事物和语言的确凿。也必须说明,我写诗是为了克服本能,不像其他真正的诗人。            如果相信语言就是思想,那还有什么比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也即修正自己的语言更重要的事呢,语言不是自己给自己和世界的炫耀,也不是什么契约保证,它是一种灵动的不断颠覆自己不断生长的东西,交谈的目的是互相启发,而不是捍卫自己的表达的奇葩说、大专辩论会。人们也将誓言的责任错误地给了语言,语言本身是要无限灵动的。也正因为人们把语言错当成契约,他们屡屡受到谎言的伤害。不要从契约的角度相信语言就是了。当然,这也许和劝解人们不再去本能地相信照片一样难。当你无限追究,人们却认为你是在动摇不定。但既要有深沉的思想,又保持着语言的自由——歌唱的活力(有时候真像唱片旋转的活力),则是诗人该无视一切闲言碎语所下的双重苦功。尼采说:“如果一条蛇不再能蜕皮,它就会死;同样,如果一个心灵不再能改变它自己的观点,它就不再成其为心灵。”(《朝霞》)            我总觉得现在的写作者太着迷于“表达”这个事情了,或者说表演性,表演到一个点上,就停下来获取掌声,许多短诗甚至长诗都这样结束,而非继续追问事物的确凿,当人沉迷于表达,他对生活的反思停留在浅薄的自我描述,如不追究确凿,除了能无端造一些象征派的场面,他同世界确凿的关系并无法建立,也就无法逐渐获得让读者信赖的意识,而表达本身反而会变成貌似坚定的僵化,尤其是印刷出来的表达,你开始捍卫自己的这个表达,它日后就会变成更强横的异己来胁迫你,就好象是害怕自己去做一件事的借口越来越微弱,这反而阻碍了你对真理的忠实,这些诗读完的效果就是一场同义反复、是一句不会启发你意识的的心灵鸡汤式警句(关于警句——奥威尔说:“任何广受欢迎的诗人,都必定是警句作家”,可当我开始写诗,我就自觉地不再受警句的诱惑,因为警句最貌似真理,但它每次都是被武断地说出的,也就当场失去了语言本身的清醒、自觉以及先前开放的多意——语言在诗歌中明显的多意、弦外之意恰好证明诗歌语言反而通过悖论一般的自我警醒产生了更地道更有把握的神秘),作者在结尾处回到自己原来的立场和乏味的思维定式,意识也并没有向神秘开放的风窗开启……诗歌中不该有任何一个简单却不让触碰的乌托邦——仿佛作者自己的理想——却并不是真让人信服的理想,这是米沃什类型的诗歌最露怯的东西。诗歌中的田园理想,相当于生活中固定化了的外省乡愿,这显然又不是我们要的确凿。 很多时候,我读到的诗——要区分什么是省略,什么是真牛逼的真疯癫——某些留白貌似建造意境,实则作者无法更充分地认识,作者缺乏让读者信赖的对世界的看法,而只是语言的舞蹈,但如果可能,诗同样要说充分,不仅会有智力之美,也许还能真正拓展意识,而不只是重复抒发一下熟悉的感情,这也是每首诗我无限深入思考下去的动力。            无限的真理要求人无限地审视和修改自己的表达。这其实就是意识在不断拓展自己的世界观,宇宙观。比如我时常认为外星人的消息是最物质化也更确凿的宗教,它不在上帝、基督与圣徒的话语里,但难道不是我们最想看到也最可能看到的神迹吗?有一天对它确凿的接触必定会轻易改变《圣经》的价值。我相信这肯定不是什么意识“从精神倒退到物质”,而只是更清醒了。            我要做一个均匀思考并且不断修改我的思考的人。写诗的人总好象对叙事耿耿于怀,刻意厌弃,殊不知不先会叙事又如何能歌唱,因此,非虚构写作(《现实即弯路》是2005年至2009年在生活月刊的文章结集)一直是我很重要的平衡方式以及——真正的写作基础。而叙事如何向诗歌蜕变——我自认为无法走策兰式的跳跃和省略之路,我的语言唯一能蜕变成的是内心的音乐感,那些也许过度宣叙的东西,有些人只能用正常的语言写诗,我相信,正如深受莎士比亚修辞影响的奥登的诗歌,正常的语言写诗将达到一种更犀利的语言;另一面,正常语言的诗歌毕竟还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需要回头补课,正如古典与现代,现代与当代还充满中断需要连接,尤其对华语诗歌而言,我们几乎躲闪着进入后现代,很少完成什么过程,连哈代和吉普林的阶段都还没有完成就越过去,但我的思维无法中断在这种跳跃里,我无法忍受粗糙的华语诗歌跟随进入全球后现代的精致的死胡同——而终究,对世界上所有诗歌,仍要区分“什么是省略,什么是真正的疯癫”,是对诗歌的重要判断。总的来说我挺看得开的,只是没有人需要我在这些方面看得开,他们恰好不需要也不希望文学是豁达的、更自由的。如果怀疑只会使人拘谨,它是不够的,怀疑还需要实践,我确曾听见博尔赫斯叨了半天最后承认自己的核心是叛逆,叛逆。            这个时代,纵然不喜欢它,也绕不过去,也许个人主义正是在冰冷的各自为政中到来的,正是在混乱中被裹挟而来的,这就像一个国家所谓发展必须走原罪的捷径,从此安静的人必须学习如何变成聒噪的游说者,急噪的人将被迫变得耐心,话少的人要学会婆婆妈妈地争辩,因为,当相对主义达到极致,并分发给每个蒙昧的个体,这时代就不再有任何可靠的判断、批评和美学鉴赏了,全都笼罩在自我沉溺的迷梦里,整体失措就在于此——这是迷惘中的迷惘:            将有一个芜杂的个人主义时代,别人的兴趣和厌恶,别人的坚持或者不坚持也许都将使你一时恶心,就好象触到了心里伪装成自尊的毒素,要做到公允越来越困难,“自我”正是把“恶”弄得更复杂的“恶”,而在这社交网络的时代,“自由”这东西肯定也在演变,也许不是无条件地“捍卫他人说话权力”那么简单了,这种无条件的非理性宽容将导致一些东方宗教和忍术的盛行,我厌恶这种冷漠的、懈怠的,实际是在消解他人思想的、不可知论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确实是无论强者和弱者在显示隐蔽的生存与宽容的权力,但这也在宣称思考止步不前的普遍正当——在这个时代,更强劲的理解力才能使“自由”继续向前演变。对这更强大的理解力来说,还有什么比一个坏时代包含着所有时代更好的营养呢?    另一面则是,不去讨好他人保守的理解力,不成为任何人任何时代任何阶层哪怕少数阶层的香饽饽,也正是作家的独立,强大的理解力和强大的独立精神,也许正是这硬币的两面。但我们既要写出我们的作品,也要写出我们作品的解释,这也是文学作品“确凿”的责任之一。        与其在对现实的抱怨中浪费着生命、等自由来了也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用你的自由、与其让自身的野蛮继续成为自由的障碍(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无能已经已经深深暴露了这一点),不如做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的意识,不能停止学习,在不自由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做,不要等自由了再这么做,纵然不自由的社会不自由的地方之一在于没有给你学习自由生活、自由地说话的机会和环境,我们甚至没有在游泳中学游泳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想象,不仅仅是不要怕,也是不要等,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但是极易沉迷现在却极难想象未来的时代,要不被它淹没,必须有一种幻想的意识(不仅仅是一种现实感的想象,还要幻想出对我们来说新的美,和新鲜的正义感,否则我们会仅仅是把未来的民主想象成台湾政治里那闹哄哄的场面,视觉上的预感已毫无崇高感,我们只会立刻陷入新的庸常)——对我们从未体验过的自由生活的一种强劲想象,并通过“凭空地”对自由的想象来做好未来的准备。            从前我只知道要把知识变成感情,最近读到席勒继续说:“要把感情变成性格。”歌德与他都是那一代伟大的德国人,当然还有巴赫,甚至为卡夫卡所崇拜,他们朴素而深邃,是伟大的中和与统一,他们艰苦地试图在艺术与道德之间建立公允的联系,一定要读他们,读到自己宁静无比,席勒这话补足了我成长的三段论。我要无比镇定地面对我的生命,无论它自身如何经验着它的自然过程,我的性格只是另一个更宁静更宏伟的过程——把我的一切焦虑、犹疑变成智慧。由此——现实即弯路——直到诗歌,也许是我——在这“迷惘中的迷惘”中——成熟的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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