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泗渚崖之間,不辨牛馬
魯賓斯坦彈鋼琴“一半音符落在地上”,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我讀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的感受,它不像一般的歷史論文,“箭無虛發”,雖然在此書中他也做到了這點,但是又有不同,也許是因為五四運動時期所思考和發生的事情,很多仍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和所要尋找的答案,也許如作者在《英文版自序》中所講的他對五四的特殊的感情(五四幾乎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共同的情結),也許是周那種旁征博引卻不氾濫的運用史料和清晰的結構以及曉暢的語言,總之,它不僅如一般歷史論文一樣鉤沉歷史,找出線索,表明原因,給予啓發,而且還讓我代入其中,給予我,歷史學手法以外的知識,我自身很困惑而不解的問題,發現前人已經爭論,實在是應當學習和吸收的,而那些五四知識份子的為人與治學,以前也模糊的欽佩,現在則更清晰了。 五四運動(周策縱在其書中的界定,即1917-1921年)主要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在經歷了洋務運動的器物以及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學習制度后的學習思想,目的都是要拯救中國,即,五四運動的一個主要主要努力使通過改造國民的思想來救國,這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事情,我覺得從思想上救國是一個需要時間的事情,在此書中周提到在五四行將結束的時候,杜維曾預測說中國或許能在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取得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取得的思想…..進步。然而當時的中國的政治現實卻使得新思想救國這條路遠水解不了近渴,1919年知識份子的短暫聯合不久就告解體,分化成各種派別,而三十年代左傾思想的大興也表明,當時的情況下,要救國,只能靠鐵和血(救國這詞一般暗示行動者是主動的,但後來看,救國則多是被動)。知識精英或掌權者分裂成自由主義、左傾的、CP、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國民黨。 但這並非是否定了五四運動,正如周在書中所說“據我們看來,‘五四運動’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識當面的成就,其次才是當時社會平衡方面發生的世紀變革。”五四運動引進西方理論、重新評價國故、提倡民主、平等、科學、理性等觀念,推動新文學的發展,是在思想上對現代性的追求,經過五四洗禮的一些中國人,開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追尋現代性,如何在精神上趨向解放,五四時期給予我們一筆十分可堪學習的遺產。當然,應當注意五四時期學習西方文化的一個特點(或缺點),如周策縱在論述1923年關於科學和玄學(人生觀)的爭論中說的那樣“事實上,論戰中雙方很少有人抓住了爭論的核心問題,即從認識論問題。論戰是因為科學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應用于人生觀而起。則是個很模糊的問題,因為人生觀的含義很不確定,而在爭論中卻沒人給他一個準確的定義,爭論開始之後,它就轉變為一場科學與玄學關係的論戰,并逐漸轉移到了其他相關的問題。因為認識論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其他爭論不可避免地就是膚淺了”。“考察論戰的文章,便會看到,張君勱及其夥伴的論證大多根據倭鏗、柏格森、杜里舒、歐力克的理論;而丁文江、胡適及其夥伴所鼓吹的理論大都來自杜威、詹姆斯、赫胥黎、卡爾.皮爾生。這實際是能動的唯心主義與理智主義的實驗主義或自然主義之間的爭論;認識論問題也就變成了一方是直覺主義和人格至上主義,一方是實驗主義的經驗主義之間的問題。最後分析起來,這些哲學流派之間的爭論,可以理解為自由意志論與決定論之間的爭論,這是這種論戰幾乎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質言之,兩個字:雜、亂。這種情況也出現在新文學上,就像李歐梵所說的將西方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等等一鍋煮的情況。 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少了五四前輩們所身處的急迫的境遇,可以不那麼著急的去學習和瞭解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紙上文化,也可以不從救國那麼宏大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和中國的文化,可以退回自己。 其他的還沒想好,想好再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