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浅谈
说来惭愧,到了大学我才意识到中国在晚清就已经派出了各国大使这个完整的概念。以前只是觉得是清廷派出去人,和西方做协定之类的,象征性地派出一个人罢了,此处我做如此想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当时中国人已有一部分懂得西文,至少和西方人交流是不成问题的。而中国驻欧大使所做出不凡之事却是今人很难料及的。郭嵩焘在驻英大使任上写了大篇关于英国代议制君主立宪制的篇幅,带回国内,却遭到满朝同僚的诽谤和诬蔑,不得不退官隐退,这应是做先驱的代价吧,但是很佩服他的勇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赔上了自己的前途和名望。薛福成受前车之鉴就学乖很多了,对于政体则是隐晦朦胧地说了几句,更多的还是器物,却也不是当代历史教材上肤浅的器物,乃是一套如何培育和鼓励先进科技的保障体制,薛出国之后,很能认识到我国和西方在科技水平的差距,甚至自己亲身向西方的数学家和科学家请教一些科学原理,对于一个从小接受东方文化对科学知识知之甚少的士人而言极其不易,他们既要放下中国人文在潜移默化中套在他们身上的架子,也有放下文化带来的傲骨和不屑,让我不仅佩服于薛氏之好学进取,也让我深深怀疑我国文化的本质。若说其真的很教条框住了人们的思想,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士大夫们对于西方的斡旋和理解,很难让我认同这一点。套用一句话,真正的高手,是凌驾于游戏规则之上的。而或者,一个文化,若真的封闭,那绝没有能够传承那么长时间的可能。古埃及巴比伦文字的消亡很大程度是因为文化对于人的理解水平之要求过高,并不容易为人所接受所致。很多清廷派出出使西方的大使们都有了相当的反思与觉悟,这点也很能证明我上述所说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都有个度。都没有触及到政体改革,当然这是历史书上写的。
这也是我最恨清流的地方,总是动动嘴皮子容易,却不知道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晚清有很奇怪的一点,郭嵩焘把西方的政治体制介绍到国内的时候,那些说要强国的清流就群起而攻之,说什么妖言惑众;而到了光绪皇帝想要改革的时候,他们又都说改革好,该要强国了。横批:早干嘛去了。郭氏想要改革和德宗想要改革之间差了近二十年。想改革的人恰恰又是不想改革的人,这就是当时中国压根没办法实现改革的缩影。所谓洋务派的士人们看清了这一年,明白,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他们的精力放在了实事之上,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为他们留下尽可能的准备与基础。这也是儒家务实之体现,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平天下,并会为之而不断奋斗的。而在具体措施中,士人们的胆大心细也尤为体现他们对这个世界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么一无所知。如薛氏在其一生中,长期为海外华人在他国的利益而不断努力着,尽可能地保障海外华人在国外较为平等的权利,这种意识对于刚刚开眼的中国和中国外交而言,甚是不易,而这件事要想解决也尤为不易,至今华人在欧美依旧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视,但以此一点足以证明薛氏之远见。而东南互保,让我尤为意外,不过也是意料之中。想想也是,十一国侵华,北方战火纷飞,清廷整个都西狩去了,但是南方却安然如故,也使中国没有遭受灭顶之灾。其中功劳,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也是洋务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体亮相,也是其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事,也许过程和结果现在想来很屈辱,还是让西方占了便宜来换取短期的安宁,但是考虑是在弱国外交的面上,也是不易了。但是其中也已经可以体现,中国士人的觉醒,至少在战略上不含糊,首先中国当时的经济重心是在东南六省,北方虽是政治中心,但侵华者有十一国之众,虽必败无疑,有伤国面,但并未完全动摇国本,因为十一国分赃不均,是不会亡中国的,相反还会把中国当随时随地的取款机不断让它吐钱出来。但是如若中国南方被战火所毁,那我国连和西方谈条件的资本都不复存在了,国家也必然付之一炬,谈何复兴,这是洋务派的高明之处。他们无法改变北方朝廷的最终决定,但是他们可以尽力护住自己手中的资本,便是对国家尽了忠了。而也正是对经济的正确把握,使清朝有了十一年延续的可能。
这也是我最恨清流的地方,总是动动嘴皮子容易,却不知道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晚清有很奇怪的一点,郭嵩焘把西方的政治体制介绍到国内的时候,那些说要强国的清流就群起而攻之,说什么妖言惑众;而到了光绪皇帝想要改革的时候,他们又都说改革好,该要强国了。横批:早干嘛去了。郭氏想要改革和德宗想要改革之间差了近二十年。想改革的人恰恰又是不想改革的人,这就是当时中国压根没办法实现改革的缩影。所谓洋务派的士人们看清了这一年,明白,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他们的精力放在了实事之上,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为他们留下尽可能的准备与基础。这也是儒家务实之体现,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平天下,并会为之而不断奋斗的。而在具体措施中,士人们的胆大心细也尤为体现他们对这个世界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么一无所知。如薛氏在其一生中,长期为海外华人在他国的利益而不断努力着,尽可能地保障海外华人在国外较为平等的权利,这种意识对于刚刚开眼的中国和中国外交而言,甚是不易,而这件事要想解决也尤为不易,至今华人在欧美依旧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视,但以此一点足以证明薛氏之远见。而东南互保,让我尤为意外,不过也是意料之中。想想也是,十一国侵华,北方战火纷飞,清廷整个都西狩去了,但是南方却安然如故,也使中国没有遭受灭顶之灾。其中功劳,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也是洋务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体亮相,也是其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事,也许过程和结果现在想来很屈辱,还是让西方占了便宜来换取短期的安宁,但是考虑是在弱国外交的面上,也是不易了。但是其中也已经可以体现,中国士人的觉醒,至少在战略上不含糊,首先中国当时的经济重心是在东南六省,北方虽是政治中心,但侵华者有十一国之众,虽必败无疑,有伤国面,但并未完全动摇国本,因为十一国分赃不均,是不会亡中国的,相反还会把中国当随时随地的取款机不断让它吐钱出来。但是如若中国南方被战火所毁,那我国连和西方谈条件的资本都不复存在了,国家也必然付之一炬,谈何复兴,这是洋务派的高明之处。他们无法改变北方朝廷的最终决定,但是他们可以尽力护住自己手中的资本,便是对国家尽了忠了。而也正是对经济的正确把握,使清朝有了十一年延续的可能。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