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先生商榷:

清明
2012-04-11 看过
书做得很精致,布面精装,翻起来很舒服。内文的纸张和印刷也很好,几张彩页是粘上去的,也很整齐。发现了里面一处小错误,把“思维”印成了“思唯”(164页上数第6行),应该是校对的问题,中华书局,不应该啊。余先生的观点很清晰、明了,表述也很直接、明白。读后受益匪浅,很值得买的一本书。

读后,有几处与余先生商榷:

1, p93

余先生:然而任何一种高度发展并且在思想上成熟的大宗教都不能没有一套复杂的思辨神学与形而上学。

我以为,这是从结果来看,而推理出事物发生的合理性,这是以人类的“科学思维”的方式去判断的。而“任何一种高度发展并且在思想上成熟的大宗教”都不是建立在“科学思维”上的,甚至是“脱离”人类的。


2, p110

余先生:他亦继承了孟子的性善之说(不像基督教强调人有“原罪”),

我以为,“性善”与“原罪”所指的生命内容是不同的。“性善”是指生命中与宇宙本源因素相通之物质,也就是说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更微观的核心因素,他在 人“中”,与道相合;而“原罪”是指生命来到世间,在层层下落与三界轮回的过程中所做的与天道相违之事,当其以现世的人的面貌出现时生命中所具备的因素。


3, p197-198

关于“天人合一”

余先生将“天”与“人”、“自然”与“生命”划分为单一的独立体,去比照他们之间相互的依存关系。我以为,“天”不是“自然”或“自然界”,而是“宇宙”、是“道”,他是宇宙中最微观与核心的物质,他产生了“自然”、产生了“人”、产生了“万事万物”。“天人合一”不是“哲学思想和哲学命题”,而是生命回归宇宙,净化到与产生他的宇宙的纯净物质相通、相融的程度,是回到“真正的生命”本身。


摘录/

 研究历史虽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但又不能陷于一个个的细节考证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个别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

 西方的学问以专题研究为正宗,其中必有主题,然后从各方面细节去论证,最后建立起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这相当于中国所谓由考据通向义理的途径。

 中国知识人往往把“私有财产”和自私连在一起,不懂得合法合理的私产是个人独立和尊严的保证。

 现代学术的一个特点是追求知识性,但中国传统学术是道德的。

 对一个史学家来说,道德化的态度对待历史都不对,更不用说用情绪化的态度来对待了。也不独历史学,在任何客观的研究面前,需要科学的态度,避免感情的掺入。


余英时,1930年在天津出生。1937年10月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这里没有电灯、自来水、汽车,人们过的是原始农村生活。此后的五六年中,余先生断断续续地上过三四年的私塾。这是纯传统的教育,读的都是中国的古书。这些年的乡居使他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他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在他十三四岁时,到邻县舒城和桐城去进行中学学习,那里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诗文。1947年夏天,他考取了由父亲参与创立的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沈阳)。1947年底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时,沈阳已在共军的包围之中,此后一年半,全家流亡。1949年秋,他考进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1950年元月初,他到香港探望父母,一个月之后,进入由钱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创立的新亚学院,从此他变成了钱先生的弟子,奠定了他以后的学术基础。1955年余先生到哈佛大学学习,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至1962年1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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