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为历史

我以为唐长孺先生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注重前后制度的延续性。本书中即有数例。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向来认为曹操唯才是举，但唐先生发现为曹操举荐人才的正是州郡大族，门第很自然就被纳入考量，谈不上是对东汉秀才、孝廉辟举制度多么大的反动，以至于陈群反而是在曹魏搞出了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中的进士及明经两科也是汉时秀才与孝廉两种选拔的分别衍化。话说，那时的秀才是极难考的，有隋一朝不过十几人，举荐秀才如果考试不中，州官还要受其牵连。略有变态，进士科算是降低了考试难度。

科举向来被认为是门阀制度的终结者，从长远来看固然是不错的，但在进士开考之初，考中的多是高门子弟。在单凭门第不能决定选举之后，通过考试设置门槛，仍然在一定时期内延续了士族高门的优势。


这本书像是新中国有关封建社会大讨论的一个产物，唐先生还是在努力论证中国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是在汉末魏晋时期。如何评价这种学术努力非我所能，但能感觉到唐长孺先生受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较大，不论是问题意识还是语言上，而在田余庆先生著作中，这种影响反而不多见，尽管田先生年幼于唐先生，且毕业时新中国已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