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宽重:评价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

月眠
2012-04-09 看过
       月眠按:本书是《婚姻与社会·宋代》的修订版,故将黄宽重教授的评价文章搬运至此。
       宋代是中国史上重要转型期,当时的婚姻关系与社会发展,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不过却未见深入的研究,以致程颐所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话,被作为解释宋代是个强调贞节、妇女地位低落的时代的论证,普遍被学史者所接受。因此,张教授专论宋代《婚姻与社会》一书的出版,是宋史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上极有意义的盛事。张教授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专研唐、宋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史,先后发表了近四十篇论文,成绩斐然,是中国大陆宋史界颇负盛名的青壮学者。本书除〈引言〉、〈结语〉外共分七章,统计约十五万字。谨将各章内容简介如下。在〈引言〉中,作者指出宋代婚姻与社会的关系及其重要性,说明写作方向是要把“问题放在纵的历史过程和横的历史联系中去探索”,藉以突显宋代的特色及唐宋演变的轨迹。

       第一章〈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平等性〉,作者强调中国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除若干前后变化外,从共性的角度加以分析,也存在着等级性,这包括:一、家庭之间的不平等,有:(一)见于法令的良贱不婚;(二)约定成俗的士庶不婚;(三)封闭式婚姻圈的形成,造成社会更加封闭隔绝、政治腐朽及近亲结婚导致人口素质低劣的现象;(四)婚姻仪式的等级性:等级性越高,仪式越繁琐,反之则越简便。二、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表面上强调一夫一妻制,并禁止重婚,但实行妾媵及娼妓制度,形成对妇女单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引起妇女妒忌等抗议方式。此外,法律对离婚的规定有七出、义绝、和离三种,看似平等,但妇女在经济上依靠丈夫,形成单向性的婚姻不可离异。三、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作者比较地主与农民家庭的婚姻,指出地主家庭婚姻由父母包办,以家庭利益为准则,不顾男女感情,易酿成悲剧;一般农家娶妻多为得到生产帮手,妻子有一定的地位,家庭气氛较和谐、幸福。第二章〈宋代婚姻制度的种种特色〉,作者比较唐宋与宋辽金元的婚姻,指出宋代婚姻有四项特色,一、是禁止族际婚:对族际婚姻,唐朝是允许的,辽朝采取听任,金朝加以提倡,元朝是认可的,宋朝则禁止。宋廷也未曾对任何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实行和亲政策。二、提倡中表婚,宋代姑舅兄弟通婚的例子甚多,这在观念上是对等交换,在经济上可以减省嫁娶之费,同时近亲之间接触多,彼此了解,易建立感情,缓和家庭内部矛盾。三、反对异辈婚:唐代法律禁止异辈婚,实际上却盛行,辽金元朝的世婚风气,更出现辈分混乱。宋朝则十分注重辈分,反对异辈婚,连皇族婚姻也不能例外。四、废止收继婚:汉代法律禁止收继婚,实际生活中未见其止,唐代亦然,唐太宗和高宗都有收继婚的事例。到宋朝许多学者谴责此种婚姻形态,因之不仅法令严密,执行彻底,与当时的辽、夏、金、元相较,更显特色。上述诸现象虽未包括宋朝婚姻制度的全部特色,但不论如何,对当时社会风俗和后世婚姻习俗多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三章〈宋代妇女的再嫁问题和社会地位〉,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

       一些学者比较唐宋婚姻,以为唐代法律准许妇女改嫁,社会也不谴责这一行为,因此改嫁者多,宋代不仅法律不许妇女改嫁,并提倡死守贞节,因此改嫁者少。作者则以实例,检讨此一说法,他统计洪迈《夷坚志》所举宋代妇女再嫁的例子与《太平广记》所载唐代妇女改嫁事例,并比较《宋史·列女传》与《明史·列女传》的人数,证明宋代妇女改嫁者不少于唐。这是宋代法津在原则上准许妇女改嫁,家法、族规也允许夫亡改嫁,女子再嫁的待遇甚至优于男子再娶。在许多情况下,妇女可以主动离婚再嫁,因此,妇女主动离婚的例子不少。同时,宋代改嫁后的妇女,只要做了某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仍有资格被推崇为节妇。已改嫁的母亲,甚至继父都仍是儿子尽孝的对象。再者,妇女再嫁不难,连著名的刘后、曹后都是再嫁给真宗、仁宗的。理学家虽提倡贞节,谴责再嫁,其实他们也反对男子再娶,他们自己甚至不能厉行其说,程颐默许其侄媳改嫁,即为显例。理学家的言论并未被当时普遍接受,未成为宋朝政策的理论依据。凡此均显示:一、宋代不是贞节观念骤增、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的时期,宋代妇女拥有家事管理权,并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继承权。二、理学不是宋朝官方哲学及主要统治思想。三、宋代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进入停滞阶段的路标。第四章〈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变化〉,作者以实例印证沈括、郑樵所称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门阀”,并归纳唐宋婚姻观念变化成三点:一、士庶通婚成为风俗,司马光要求家人议婚姻“勿苟慕其富贵”为宋人所恪守。因之,官僚甚至宰相,在挑选女婿儿媳时,也不重门第,形成一家之内“诸妇之家贫富不同”的现象,与唐代追求门阀的社会风气大异。二、后妃不全出自名门:作者比较唐宋后妃的出身,发现不同处有:(一)宋代后妃出身高级官僚家庭者比唐代少,即使是高级官僚也属乱世英雄或布衣卿相,而非戚里旧族;(二)宋代后妃出身于非官僚家庭者有二十一位,占总数一半以上,不仅比唐代多,且多出身寒微,如真宗的刘后家世寒微,徽宗的韦贤妃曾是苏颂的婢女;(三)宋代后妃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者比唐代多。这是唐宋选择后妃标准不同所致,唐以妙择天下令族为原则,宋则以小官门户为理想对象。三、宗室联姻不限门阀:唐代驸马多选戚里将家或大臣子,宋代皇族欲求儒生为女婿,其选择标准,不重门第而重人物。总之,唐宋二代人们选择配偶有大变化,以民间而言,唐代男女婚嫁不杂他姓,宋则“士庶婚姻浸成风俗”。第五章〈婚姻观念发生变化的原因〉,作者分析观念变化的原因有四点:一、等级结构的变化:唐末五代的大动荡,使旧的士族地主衰败凋零。宋代新兴的官僚地主是个开放性、非世袭性的群体,不敢以门阀自高,加上社会流动频繁,使门第观念转淡。二、土地制度的演变:唐代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经济实力关系密切。中唐以来,商品经济活跃,宋代政府又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造成田宅无定主、贫富无定势的局面,社会上不仅以“贵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位”来反映社会流动,也以“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来反映经济地位的改变。三、中央集权的加强:对外戚严加防范,与高级官僚较少联姻,官僚也不愿因联姻皇室致缩小实权,加上避亲与连坐制度,使得与达官显宦联姻减少。四、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的商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社会地位跟着提高,但他们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力争由商而士,或重金与官员通姻。与宗室通婚更可获得官职,而宗室增多,亦有生活贫困者,遂形成“宗室以女卖婚民间”的现象。第六章〈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宋代婚姻强调议亲贵人物相当,显示择婿不重家庭状况,而重视本人的未来前程,“郎才女貌”是具体的反映,进士是最理想的人选。选择进士为婿的方式有三,即在科举揭晓时争择新科进士为婿的榜下择婿、榜前择婿、榜前约定榜后成婚,其中以榜下择婿最普遍。科举是士人谋取高官的主要途径,因此榜下择婿实为择官为婿。但宋人重夫妇年齿相当,新科进士较年轻,乃形成榜下择婿的风气。这种风气虽盛于宋,却始于唐,但唐宋二代不同处有二:(一)唐代榜下择婿与婚姻尚阀阅之风并存,显示时人既尚官又尚姓,宋代却唯官是尚;(二)唐代榜下择婿之风不如婚姻尚阀阅之风盛,宋代由于土地买卖及科举发展,呈现“贫不必不富,贱不必不贵”的状况,尚姓心理转浅,重官心理增强。第七章〈榜下择婿之风的影响〉,作者归纳成:一、访婚卜者,宋代流行以算命看相的方法预测男女双方,特别是男方未来前程,许多人喜欢通过看相择婿。二、婚嫁失时:宋代男性中举者年龄较大,由于读书应考、婚嫁费用增多,时人追求男多女少的家庭人口结构而有溺女婴现象,形成性别比例失调等,造成晚婚或婚嫁失时。三、进士卖婚:隋唐之婚嫁,以女方索取财物者为多,宋代则以男方索取财物者居多,由于有钱有势者纷纷买婚进士,娶妻论财之风日盛。四、怎样看待郎才女貌:(一)榜下择婿之风盛,表明宋代进入婚姻史上的郎才女貌阶段;(二)郎才女貌较之门当户对是进步的,也局部改变早婚陋俗;(三)尚官的婚姻现象,促进迷信猖獗、婚嫁失时、溺杀女婴等风气;(四)就某种意义而言,榜下择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新的门当户对的特殊手段。

       最后,〈结语〉表明本书是从婚姻的角度,为唐宋社会变革论提供证据,从“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的演变,都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经济结构变迁、门阀政治崩溃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相互影响、互相制约。然而,此一变革的性质仍属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以婚姻制度言,公开的不平等至宋仍存,说明把宋视为取贵族社会而代之的平民社会,或取中世时代而代之的近世时代,都是缺乏根据的。更重要的在说明这场变革不意味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停滞。

       综观全书,有几项优点值得向读者介绍:(一)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宋代婚姻与社会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作者以十五万字加以讨论,当然无法求全,但在有限的篇幅里,既检讨传统婚姻制度的共性,也突显宋代婚姻的特性。从妇女再嫁问题分析宋代妇女地位及唐宋婚姻观念的变化,进而探讨宋代“议亲贵人物相当”观念形成的背景、现况及影响,问题环环相扣,分析、评论都很简洁扼要,有条不紊。(二)资料丰富:宋史研究可资利用的史料相当多。以往从事社会史的研究者,多只利用正史,由于能提供的信息有限,研究比较粗疏。本书所利用的史料,除正史外,包含律书、刑统、会要、长编、文集等,尤其大量利用能反映社会实况的笔记小说资料,更是一大特色,如利用《夷坚志》、《太平广记》的事例,比较分析唐宋妇女再嫁情形(68~76 页)并与史籍相互验证,颇能反映社会实态,较有说服力。(三)以实证研究修正前人观点:作者对宋代婚姻与社会的见解建立在精实的研究基础上,因此能修正前人的观点,且颇多创见。如陈顾远、陈东原等人藉程颐的名言,推论宋代妇女的地位较前低落。其后虽有庞德新、李甲孚加以驳斥,但论证与史料尚待充实。作者以相当大的篇幅,举实例讨论此一争议性论题,指出宋代不是贞节观念骤升、妇女地位低下的时期,理学不是宋朝官方的哲学和主要统治思想。对族际婚姻的问题,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吕思勉都认为唐宋均不禁止族际通婚,作者则指出唐代固然允许族际通婚,宋代则不仅与前代的唐朝,甚至与同时的辽金元政权均不同,禁止族际婚,指出这正是宋代婚姻制度的特色之一。此外,作者更藉总结宋代婚姻与社会的研究,批判大陆史学界普遍存在的“社会停滞论”的观点,认为此一论点的不妥“不仅在于史实依据无力,而且在于理论凭借有误”(97页)。 (四)整体性的观察:作者早年曾研究唐史,时空观念很强,因此,在讨论宋代的婚姻与社会时,经常与唐代及同时的辽、夏、金、元等朝代做比较,不仅突显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色,更可藉此掌握历史发展的轨迹,显示作者善于将单一的研究课题,放在时空中做整体的观察,而赋予其历史意义。

       全书虽有上述优点,也有不少可讨论之处,谨提供数点,向作者及读者请教:(一)资料的性质:本书大量引用笔记小说作为讨论宋代婚姻、妇女地位及社会问题的资料,颇能反映社会实况,是一大特色。不过,对这些笔记小说的性质似宜进一步检讨,如笔记小说中记载女子再嫁、男子再娶的事例,多存有因果报应的观念,对基层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报应的角度看来,对男女婚嫁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利用这些资料的同时,若能再与宋人文集中的碑传资料相印证,进行比较研究,当更具说服力。(二)婚姻关系的复杂性:作者在本书中所阐述的主题之一,是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而是“议亲贵人物相当”,男方看重资财,女方看重才貌,是唐宋婚姻观念的一大变革。这一观察只能显示历史趋势而非社会全貌,稍嫌简单化。陶晋生教授曾以王旦、韩亿等家族的婚姻关系为例,说明北宋士族间婚姻关系,仍讲求门当户对,以士族家族为优先,新兴士族以能高攀名族为荣。至十一世纪中叶,士族联姻似乎已达到了形成“新阶级”的程度[1]。笔者探讨四明袁氏家庭的婚姻关系,发现袁家子弟多在中举前与富家女结婚,但任官后仍以儒者自居,生活简朴。娶自富家的媳妇,对袁家最大的贡献是以她们精干的才能,综理家务、支撑门户,使其丈夫、儿子专心从事举业或学业,以维持家族声誉[2]。这两个例子,说明宋代婚姻的现象相当复杂,本书只是一个观察的角度而已。此外,作者在讨论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平等性时,以地主家庭与农民家庭比较,说明地主家庭内部矛盾尖锐,农民家庭的气氛和谐、生活较幸福,这样的对比或许失诸简单化。(三)内容及引文的误漏:比较严重的如页八注二举勾践向夫差所许的诺言,应出于《国语·越语》的话,而非《汉书·外戚传》。页八八第四节引程颐的名言“饿死事极少”应改为“饿死事极小”。页一一二行八引高后的话说“不欲选于贵戚,家政恐骄,骄却难教”应作“不欲选于贵戚家,政恐其骄,骄即难教”,此句话在页一三三行一一也有同样错误。页一一二行一九“大官门户”应为“小官门户”,页一五一举张耆、张尧佐向状元冯京逼婚的例子,从资料性质来看,应是同一人,疑为张尧佐。页一七二注四所引史料应为《容斋四笔》卷八》《得意失意诗》,而非《梦溪笔谈》,页一七九注二《宋子家礼》,应为《朱子家礼》。

       从本书的内容,显见作者以实证为研究的基础,尊重史料、史实,能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以细密的分析、精辟的见解阐述唐宋婚姻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演变,加以文笔简洁、布局紧凑,是研究宋代社会史的佳作。

                                   

 

摘自:《师大旧事》http://xyh.sicnu.edu.cn/xyh_admin/xyh_article.aspx?id=da09b797-7fda-41a9-af58-a5a08f0f3829

注:[1]陶晋生:《北宋几个家庭间的婚姻关系》,见《“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1989 年 6 月出版)下册,页 993——943。

[2]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家庭研究》,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1990 年 7月 14日至 16日)待刊稿。

《婚姻与社会·宋代》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摘自《宋史丛论》,作者系中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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