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来,并且要记住……”

一切归零
2012-04-02 看过
或许我们都会记得那个神启般的时刻,如同身处奥康纳的小说,生活给了我们一棒,又给我们一道光。对于我而言,那短短的几个小时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在热天午后翻开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在失眠的冬夜看到了乔伊斯的《死者》,在漫长而抑郁的春天读到了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在冰山里》和多丽丝•莱辛的《黑圣母》,然后是厄普代克的《走向死者之旅》……我们总能列出一串极具个人色彩的单子。它们未必最好,但却最刻骨铭心。
正如同《导师、缪斯和恶魔》中的作家所写到的那样。《烟树》的作者丹尼斯•约翰逊写到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作品,是未曾耳闻的《富有的城市》,伦纳德•加德纳的处女作。约翰逊还记得那段燥热的时光,他写道:“我发现这再也不是玩笑了,我确实必须成为作家。我太感性了,什么都干不了,别的任何事情,我都干不了——我当时十八岁或者十九岁。《新闻周刊》评论了伦纳德•加德纳的处女作《富有的城市》,用的语气似乎是在做通常那些天花乱坠的广告——‘太好了。确实很好。’我也想要那样的评论。”加德纳的风格似乎印刻在了约翰逊的生活中。约翰逊回忆着年轻岁月,和邻居菲尔一段段地谈论书里的段落,遇到加德纳的一个个崇拜者,和同事在办公室里朗诵……很多年过去,约翰逊翻开这本书,他发现,“还是没错:伦纳德•加德纳在我写的每个词里面都有话要说。”
迈克尔•坎宁安则这样怀念阅读《达罗卫夫人》的时光——他当年试着追求一个女孩,小心翼翼地考虑是说“我猜我们俩都喜欢鲍勃•迪伦”好呢,还是说坚持说伦纳德•科恩比迪伦好。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她的不屑:“你有没有想过不要表现得那么笨呢?”她给了他当头一棒,但是“因为她费时费力让我感觉自己很可笑而更加喜欢她了。”她为他带了T.S.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他成了学校图书馆第一个借出了《达罗卫夫人》的学生。坎宁安这样写阅读的体验:“虽然我读不懂《达罗卫夫人》,但伍尔夫的语言确实给我十五岁蠢笨的头脑点燃了一盏暗淡的灯。”我自己也记得十五岁的时候阅读《到灯塔去》的体验,还记得那一个绵长的句子如何那似乎永远到不了的灯塔一般点燃了暗淡的生活而她又怎能如此残酷而温柔地在一个小小的括号中就抹去一个人的生命又让一切归于永恒而绵延的平静。坎宁安平静地写道:“阅读伍尔夫和《达罗卫夫人》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把我变成了一个读者。最终,很久以后,把我变成了作家。”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曾一遍又一遍论及《爱丽丝漫游仙境》对自己的影响,在这里,她又写了一次:“其实,我认为我还是个儿童式的自我,就像是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的一个美国表姐妹:我最深层、最想望且最有希望(很天真)的自我。”她不会忘记奶奶给自己送一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作为十四岁生日礼物的情形,也无法忘记奶奶送给自己的两本童话书。《爱丽丝漫游仙境》那种梦魇般的气氛其实蔓延在欧茨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笔下的人物似乎总在等待一扇门,一推开便已褪变。她自己也像爱丽丝那样,凭着一股炽热的勇敢向前跑着。她15岁写下的第一部作品,模仿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写了几百页,那股无畏的力量一直绵延到现在。
这些满溢怀恋的句子能如同刀锋一般在胸口划开一个口子,其实还在于每一段怀念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后来……”的句式。约翰逊后来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烟树》获得了全美图书奖。和他讨论《富有的城市》的邻居菲尔还有那位同事,获得了普利策奖。坎宁安最著名的作品《时时刻刻》,写的是伍尔夫,斩获一枚普利策奖。而欧茨,一直笔耕不辍,在打字机上创造了“美国文坛黑女士”的神话。回想起来,年轻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篇作品,或许就正如神启一般为后来的人生指明了方向。此间漫长的时间,或许被一次次挑灯夜战,抑或漫长而无望的等待,无由而急躁的焦虑所侵占。但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也能有属于我们的那句“后来……”——听起来就很励志。

但是每一段看来光鲜的励志故事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复杂的作家形象。只不过这个形象一旦被放到前台,顿时就会被镁光灯闪成刻板、死寂的蜡像。比如苏珊•桑塔格,读过《铸造偶像》《死海搏击》的我们其实看到的更多还是她的前台形象——高傲,勤奋,目光锋利,大步前进, 以“你必须无所不知”为准则。桑塔格儿子的前女友西格丽德•努涅斯则书写了一个略显不同的形象:是的,“无聊”和“奴性”是她的口头禅,从来不担心男性化——是的她拒绝被分类,读不下伍尔夫书信集中那些甜言蜜语和孩子般的呓语,天生就是导师,但却不喜欢教书。写作和阅读于她就是生命:“她说:‘有的作家扬言,你要不是严肃作家,要不是如饥似渴的读者,两者不可兼得。对这样的作家,你可以不予理睬。’”“和苏珊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得到了允许,要把毕生都投入到这两种方式中去——阅读和写作——而要证明这是对的,经常又是很难的。很显然,不管这有多么困难、多么令人沮丧、多么令人望而生畏——而且,不管写一本书可能像是多长时间的惩罚——她也不会选择别的路;她不会想要别的生活,她只要目前所拥有的生活。”“读一整架的书,为的是写篇二十页的文章;花好几个月时间写作、修改,为那二十页文章写完时已经用完一整令的打字纸——对严肃作家来说,这当然很正常。”“为了让自己工作,她得腾出大块时间,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她会加快速度,昼夜连轴转,从不离开家门,很少离开书桌。我们听着她打字的声音入睡,又听着她打字的声音醒来。这可以延续好几个星期。她经常说,她希望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工作,而不是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但她相信,只有这么拼命干很多小时,思想才会真正开窍,想出最好的主意。”
尽管如此,她也有脆弱的一面。在儿子搬出去后,“她总是抱怨太孤单,感到自己被拒绝了,被抛弃了。有时她还会哭。她头脑里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她这辈子做的任何事情,首先是为了赢得大卫的爱和尊重。就好像他是父亲而她才是孩子一样。”桑塔格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孤独和痛苦,只不过她更懂得淡漠,也看得更为通透。努涅斯在桑塔格家中见到赛义德,场面气氛尴尬,他走后桑塔格和她进行了一番长谈。桑塔格坦言崇拜的幻灭,感慨人生的变迁。《东京物语》中母亲葬礼之后的那部分让她感动得落泪:
——杏子:生活不是很令人失望吗?
纪子:是的,确实如此。——
尽管如此,生活或许还是有希望。“大约二十多年前,福恩斯和苏珊曾经是情人。那时苏珊和丈夫离了婚,搬到了纽约。福恩斯到达后,苏珊给我们做了介绍,马上说:“告诉西格里德,你遇到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的。说吧,过吧!”‘她是个白痴,’福恩斯说。苏珊大笑,笑完之后,她对我说:‘我要说明的是,你也还有希望。’”
与此类似的还有伊利莎白•本尼迪克特为悼念伊利莎白•哈德威克写下的短文。在大众眼中,哈德威克是——“小说家、散文家、《纽约书评》的创立者之一,罗伯特•洛厄尔的前妻”。对学生而言,她是位好导师。许多人说:“她对我非常亲切友好,总是如此。”但与此同时她招致的还有异常刻薄的评论:“刻薄算是一种第二性征。”本尼迪克特感慨:“这个极其敏感的作家对别人的情感居然这么不敏感。”当然她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她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不会太多,她有一段步履维艰的婚姻,得照顾一个患有躁狂抑郁症、经常住院的洛厄尔,还有她所成长的文化环境。在这本集子中,玛丽•戈登则这样描绘哈德威克:“利齐死老虎,光彩照人、粗心大意、破坏性强、令人激动、在灌木丛中横冲猛撞,不顾这种行为带来的损害。”她不仅是书封上的一个名字,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着自己的伟大和懦弱。
作家并不是完人。刻薄其实常见,并不只是哈德威克如此。欧茨在写到巴塞尔姆时写到,纳博科夫去世那天,巴塞尔姆随意地说:“高兴吗?纳博科夫昨天死了,我们全都上了一个档次。”欧茨也没法断定他是否在开玩笑;巴塞尔姆为欧茨说他的某本书是畅销书而较真,非要她打电话给出版商确认;欧茨为文学的道德辩护,巴塞尔姆却对道德玩世不恭……他和她的丈夫相处得更好,而不是和她。更为感伤的故事来自埃德蒙•怀特书写的布洛基。哈罗德•布洛基在纽约被看作是“我们的曼,我们的詹姆斯•乔伊斯”。他和两个男人住在一起,声称三人都是恋人。他写了几千页的手稿,没有发表,但却总是声称别人窃取了他的风格,他的构思,他的创意。虽然被哈罗德•布鲁姆宣称为美国的普鲁斯特,他的作品最后却遭遇了惨败——无论是在销售上抑或在圈子的评论上。此后他还查出艾滋,惹事更多,和最好的朋友干架。更为悲伤的,是他和约瑟夫•布罗茨基差不多同一天去世,很多人都把他们弄混。到现在,他几乎都被忘记了。怀特写道:“失去这个有抱负的大天才,似乎是很可悲的。我们大家全都想要他成功。我们中间有个天才,这会更有趣。”布洛基的故事堪比一个曲折的短篇小说,但残酷之处在于,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怀特的笔触带有同情,却又略带讥讽。可这讥讽真的就只朝向布洛基吗?“作家”有时候可能只是集体的幻象,影响的焦虑永远如影随形。布洛基是导师、缪斯还是恶魔?他如何影响怀特的一生?似乎他留给怀特的更多是一个难以忘却的破碎印象,提醒他写作与人生其实都一样脆弱,一样艰辛——但并非没有价值。

写作和生活一样,都布满艰辛,所以鼓励、帮助从来难忘。马拉默德在杰伊•坎托出版第一本书之后鼓励他:“你知道吧,不出第二本小说,你就算不上真正的作家。”约翰•凯西或许更为幸运,遇到真正的导师彼得•泰勒。没有泰勒的一句“别当律师了。你是个作家。”或许他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三个六月》的作者朱莉娅•格拉斯遇到了比自己年轻十岁的编辑德比。此前她的写作生涯饱经挫折,德比的加入,则使她逐渐走上正轨。她们之间早已不只是业务上的联系。朱莉娅期待完成一本新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到那时候,她就会回到我的生活中来,不单是编辑……她的陪伴和友情使我感到精神焕发、灵感倍增,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虎虎有生气。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都急于向德比征求意见。”她甚至向德比开玩笑:“嘿,如果你活到九十多岁,而我不到八十岁就走了,而如果凑巧真有投胎转世的话,我会投胎做你的孙辈。可是伙计,我是不是得积很多德才能这么做呀!”《纽约书评》的合作主编鲍勃•西尔弗斯的举措或许更为感人,他帮助编辑塔什曼争取到伦敦《葛兰塔》工作的机会,办好他的工作签证和其他手续,以让塔什曼“可以和他心爱的女人住在一起”。尼尔•戈登饱含深情地写道,因为鲍勃,“我真的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末那两年的工作。这两年让我最终开始实现那个年轻人,其实是男孩,梦想实现的抱负。”后来,戈登听闻当年同事自杀的消息,哭了出来。他解释:“我曾经认为《纽约书评》会是培养具有相似志向或目的的人的办公室,这些有共同兴趣的人走到一起,在西村的一所褐色砂石建筑里上班,我为这些日子而哭泣。”
抗击生活之残酷的力量未必只来自于长辈作家、编辑,有时候身边的人就是最大的力量。马戈特•利夫西的好友罗杰,告知他新鲜的故事,给予他写作的力量。罗杰是利夫西的缪斯,而罗杰的缪斯,却是“他心爱的书本。他堆在书桌上和椅子周围的小说和是个,历史书和传记,全都是他的缪斯,总是产生新的财富。”卡罗琳•西伊的故事或许更为奇特,她的父亲六十多岁时开始写色情小说,一共写了七十三本。这类似恶魔的形象,却让她知道:“你在笑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你已经欺骗了死亡和死亡的意识。”当然身边之人会带来烦恼,莫德•凯西,上文提及的约翰•凯西之女,“一出生就有了张书单,那是我永远也看不完的。”她似乎永远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在写作班上遭到挫折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对她说:“你父亲不是得过全国图书奖吗?”这让她更为痛苦。痛苦也许能创造奇迹,但那得要——
像伊利莎白•本尼迪克特在悼念哈德威克时写的那样:“……有时我会停下写作,从打字机上抬起头来,惊奇不已,感激万分。然后,我又低下头,继续写下去。”正如谢里尔•斯特雷耶德在《芒罗国》中写到的那样:她是如此崇拜艾丽丝•芒罗,觉得芒罗写出了自己的生活的一切真相,发表了一个作品就给芒罗寄去,收到了回信激动不已,在一次活动中见到芒罗本人朗诵竟泪流满面,但她最终选择了没对芒罗说任何事情。“我向她轻轻招了招手,然后转移了视线,走开了。”影响的焦虑终究要面对,只是“继续写下去”多么重要。当我们写了那么久,或许就能发现曾经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属于自己的道路突然出现。导师、缪斯和恶魔——他们终于成为了书页上隐形的注脚。

(但是,本书翻译还是充满槽点,不吐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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