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里的众生相
什么是铁屋?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坚固的、封闭的、黑暗的、痈滞的内部空间。我写出这个名词,是想用来形容1793——1901年之间的中国社会,那是一个让中国人倍感屈辱、饱尝血泪而又不愿过多回首的时代。而之所以想到这个词,则是因为看了聂作平先生所著《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后的良多感慨。
1793年英国使者马尔戛尼来华是作者认为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1901年则是义和团这一精英与草根合谋的大规模排外与仇杀的落幕,慈禧下诏开始变法,实行新政。他选取了这104年间的一些人物作为样本来考察历史,这些人中间有英国第一位汉学家,曾经随马尔戛尼使团访华的斯当东,有大清帝国的肱股重臣李鸿章、林则徐,有高级官员张集馨、叶名琛、郭嵩焘、张荫桓,有无名京官刘光第,也有落拓文人龚自珍,报界第一人王韬、第一留学生容闳等。作者通过对历史和他们人生的梳理,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B面:原来龚自珍、严复、王韬都是屡试不第,阴差阳错才成了痛苦的旁观者,才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才成了办报的行者;原来民族英雄林则徐只是精于文牍,却昧于世界,阴差阳错成了民族英雄;原来封疆大吏叶名琛竟是误国的首犯,最后被俘,客死异乡;原来今天的留学精英在当时竟被侮为“杂种”;原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只是一名循吏,因为枉死而名留青史……他以此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龚自珍所谓的“衰世”的众生相。
除去旁观者斯当东,这些人都是传统型的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愚昧和麻木,他们的无奈和彷徨,他们的判断和选择,他们的痛苦和挣扎,无不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无不显示着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愚昧和可怜、迷惘和彷徨、判断和选择、痛苦和挣扎。那个时代的主流是什么?不是变法与图强,而是封闭、无知与麻木!上至皇帝、官僚,下至一般百姓,都象井底之蛙一样无不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意淫式的幻想中,做着太平盛世的弥天大梦,从来不想要睁开眼看一看世界,拒不承认西方的强大。对世界潮流的无知使它过分的盲目自大,官、兵、民各阶层之间的冷漠与脱节使整个社会成为一架濒于零散的机器已不敷使用却无人察觉。而在吃过亏之后,传统的巨大惯性使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新世界,仍然耽于幻想,冥顽不化,用鸵鸟政策作为应对恐惧的办法,变得更加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自我臃滞,拒绝一切变化,以致于把所有的奇技淫巧都视为吃人的工具,连带着把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把那些与洋人打交道者,都视为堕落者、叛逆者和不折不扣的败类,进行无情的攻击和打压。由此把整个社会、整个时代都彻底变成了一潭腐烂发臭的死水、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和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社会精英的固步自封,才把他们自己和我们的民族拖入了屈辱和痛苦的深渊。而一个社会沦落至此,必然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个人是谁?是张集馨、叶名琛还是林则徐?或者是嘉庆、咸丰还是慈禧?更不会是侵略者。我们固然可以把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无能、腐朽和堕落。但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魏源的话言犹在耳。无论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顺从和抗争,都只不过是面对外来压力而采取的一种应对行为,都只能顺应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却无法也无力承担沉沦之痛。而象龚自珍、魏源等人,当这个社会的主流抛弃他们的时候,他们甚至无处栖身,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解答的机会,救赎无望,就只能寄情诗歌文章,纵欲灯红酒绿,甚至吸食鸦片,来作精神上的自我麻醉和逃避,他们本人可能已经算得上是时代的弃儿了,还能苛求什么呢?显然,作者也持同样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对他们进行历史刻像的时候,仍然给予了这些生于不幸时代的生命个体以相当大的理解和同情。而对于他们所存身的铁屋般的时代和社会,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
按照物理学的说法,质量越大惯性越大。长达两千多年都遥遥领先于周边民族的事实,让我们得以傲视群邦。而即便被武力征服也能同化征服者的历史,更让我们有理由为我们所谓的“衣冠”而自傲。但长而久之,这种自傲就僵化为强大的传统和社会的惯性,迷惑了我们的心智,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对周边的变化不再敏感,甚至视不见。当变化来临时,已经成为“花岗岩”的脑袋,心智无法开化,手脚已被束缚,无法也无力去迎接新的挑战。可能没有人想到,当初我们引以为豪的、成就我们光荣与伟大的东西,在时移世迁的19世纪,竟会成为我们无法承受的沉重包袱。这些衰世中的知识分子,除了个别能够先知先觉者之外,大部分仍然、也必然要选择因循守旧,因为他们害怕看到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一旦“夷变”的残酷,始终不敢面对落后与失败。这种保守的心理,大概当年明朝遗民拒绝改换衣冠,清朝只能用“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来推广相似吧。然而,毁灭自身的,正是曾经成就自身的,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从社会中的人,到整个社会已经全部僵化而无可救药了……重症需下猛药!就象马尔戛尼使团一位成员的日记中所写的——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痛恨侵略者,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加以改变,传统的巨大力量会使我们这艘沉疴己重的航船沿着惯性继续向前,缓缓走向沉没,中华民族将仍然被排斥在世界潮流之外。所以,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血泪和耻辱是我们为重新进入世界潮流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自己挣来的。
虽然如此,也不是说这些人,这些偏巧生于巨变前夜的人对此就丝毫没有一点责任。他们作为中华传统的传承者,是作者在《历史的B面》中提出来的——毒素累积过程的一环,他们的不思进取、惧怕改变仍然是可耻的、可悲的、可叹的!当然,历史必然充满痛苦与无奈,由他们所书写的近代史尤为如此。我们当然不可能对那些罪恶满盈的侵略者感恩戴德,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将永远使我们铭刻在心。但中国,这个当年怀揣珠宝招摇过市的幼儿,其被动挨打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是19世纪也是20世纪,不是英国也是法国,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没有必要对侵略者不断声讨,也没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恨恨不已,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拿今天的行事标准去强求古人。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从伤害中找到被伤害的根源,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成功的经验,从对历史的反省中找出自强的道路,让历史这面镜子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我们每个人最终也将走进历史,今天的所作所为将成就明天的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能让我们的后人审视今天的历史时,把我们也当成铁屋的构造者,和麻木不仁的僵化的塑像,而加以声讨。所以我们必须做到:一方面,要时刻警惕当年铁屋在形态上、制度上、社会上、文化上的再造,另一方面,要时刻反省我们的态度,注重在对历史的审视中,在与历史的对话 中汲取面向未来、迎接未来、战胜未来的力量,用我们积极的、开放的态度以及切实的行动,投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重新找回我们的自尊,重现我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这便是这本书,这座铁屋,这些众生相,所带给我个人的启示。
1793年英国使者马尔戛尼来华是作者认为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1901年则是义和团这一精英与草根合谋的大规模排外与仇杀的落幕,慈禧下诏开始变法,实行新政。他选取了这104年间的一些人物作为样本来考察历史,这些人中间有英国第一位汉学家,曾经随马尔戛尼使团访华的斯当东,有大清帝国的肱股重臣李鸿章、林则徐,有高级官员张集馨、叶名琛、郭嵩焘、张荫桓,有无名京官刘光第,也有落拓文人龚自珍,报界第一人王韬、第一留学生容闳等。作者通过对历史和他们人生的梳理,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B面:原来龚自珍、严复、王韬都是屡试不第,阴差阳错才成了痛苦的旁观者,才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才成了办报的行者;原来民族英雄林则徐只是精于文牍,却昧于世界,阴差阳错成了民族英雄;原来封疆大吏叶名琛竟是误国的首犯,最后被俘,客死异乡;原来今天的留学精英在当时竟被侮为“杂种”;原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只是一名循吏,因为枉死而名留青史……他以此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龚自珍所谓的“衰世”的众生相。
除去旁观者斯当东,这些人都是传统型的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愚昧和麻木,他们的无奈和彷徨,他们的判断和选择,他们的痛苦和挣扎,无不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无不显示着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愚昧和可怜、迷惘和彷徨、判断和选择、痛苦和挣扎。那个时代的主流是什么?不是变法与图强,而是封闭、无知与麻木!上至皇帝、官僚,下至一般百姓,都象井底之蛙一样无不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意淫式的幻想中,做着太平盛世的弥天大梦,从来不想要睁开眼看一看世界,拒不承认西方的强大。对世界潮流的无知使它过分的盲目自大,官、兵、民各阶层之间的冷漠与脱节使整个社会成为一架濒于零散的机器已不敷使用却无人察觉。而在吃过亏之后,传统的巨大惯性使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新世界,仍然耽于幻想,冥顽不化,用鸵鸟政策作为应对恐惧的办法,变得更加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自我臃滞,拒绝一切变化,以致于把所有的奇技淫巧都视为吃人的工具,连带着把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把那些与洋人打交道者,都视为堕落者、叛逆者和不折不扣的败类,进行无情的攻击和打压。由此把整个社会、整个时代都彻底变成了一潭腐烂发臭的死水、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和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社会精英的固步自封,才把他们自己和我们的民族拖入了屈辱和痛苦的深渊。而一个社会沦落至此,必然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个人是谁?是张集馨、叶名琛还是林则徐?或者是嘉庆、咸丰还是慈禧?更不会是侵略者。我们固然可以把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无能、腐朽和堕落。但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魏源的话言犹在耳。无论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顺从和抗争,都只不过是面对外来压力而采取的一种应对行为,都只能顺应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却无法也无力承担沉沦之痛。而象龚自珍、魏源等人,当这个社会的主流抛弃他们的时候,他们甚至无处栖身,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解答的机会,救赎无望,就只能寄情诗歌文章,纵欲灯红酒绿,甚至吸食鸦片,来作精神上的自我麻醉和逃避,他们本人可能已经算得上是时代的弃儿了,还能苛求什么呢?显然,作者也持同样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对他们进行历史刻像的时候,仍然给予了这些生于不幸时代的生命个体以相当大的理解和同情。而对于他们所存身的铁屋般的时代和社会,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
按照物理学的说法,质量越大惯性越大。长达两千多年都遥遥领先于周边民族的事实,让我们得以傲视群邦。而即便被武力征服也能同化征服者的历史,更让我们有理由为我们所谓的“衣冠”而自傲。但长而久之,这种自傲就僵化为强大的传统和社会的惯性,迷惑了我们的心智,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对周边的变化不再敏感,甚至视不见。当变化来临时,已经成为“花岗岩”的脑袋,心智无法开化,手脚已被束缚,无法也无力去迎接新的挑战。可能没有人想到,当初我们引以为豪的、成就我们光荣与伟大的东西,在时移世迁的19世纪,竟会成为我们无法承受的沉重包袱。这些衰世中的知识分子,除了个别能够先知先觉者之外,大部分仍然、也必然要选择因循守旧,因为他们害怕看到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一旦“夷变”的残酷,始终不敢面对落后与失败。这种保守的心理,大概当年明朝遗民拒绝改换衣冠,清朝只能用“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来推广相似吧。然而,毁灭自身的,正是曾经成就自身的,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从社会中的人,到整个社会已经全部僵化而无可救药了……重症需下猛药!就象马尔戛尼使团一位成员的日记中所写的——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痛恨侵略者,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加以改变,传统的巨大力量会使我们这艘沉疴己重的航船沿着惯性继续向前,缓缓走向沉没,中华民族将仍然被排斥在世界潮流之外。所以,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血泪和耻辱是我们为重新进入世界潮流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自己挣来的。
虽然如此,也不是说这些人,这些偏巧生于巨变前夜的人对此就丝毫没有一点责任。他们作为中华传统的传承者,是作者在《历史的B面》中提出来的——毒素累积过程的一环,他们的不思进取、惧怕改变仍然是可耻的、可悲的、可叹的!当然,历史必然充满痛苦与无奈,由他们所书写的近代史尤为如此。我们当然不可能对那些罪恶满盈的侵略者感恩戴德,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将永远使我们铭刻在心。但中国,这个当年怀揣珠宝招摇过市的幼儿,其被动挨打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是19世纪也是20世纪,不是英国也是法国,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没有必要对侵略者不断声讨,也没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恨恨不已,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拿今天的行事标准去强求古人。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从伤害中找到被伤害的根源,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成功的经验,从对历史的反省中找出自强的道路,让历史这面镜子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我们每个人最终也将走进历史,今天的所作所为将成就明天的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能让我们的后人审视今天的历史时,把我们也当成铁屋的构造者,和麻木不仁的僵化的塑像,而加以声讨。所以我们必须做到:一方面,要时刻警惕当年铁屋在形态上、制度上、社会上、文化上的再造,另一方面,要时刻反省我们的态度,注重在对历史的审视中,在与历史的对话 中汲取面向未来、迎接未来、战胜未来的力量,用我们积极的、开放的态度以及切实的行动,投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重新找回我们的自尊,重现我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这便是这本书,这座铁屋,这些众生相,所带给我个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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