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复魅
——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
好吧，我坦诚，我是奔那些小说家们的八卦和花边而去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收获甚夥。杜鲁门·卡波蒂和约翰·厄普代克都因为把邻里的糗事写进小说公开发表，而不受待见，前者这么做的时候竟然不过十五岁左右；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爱做的“当然是捕蝴蝶，还有研究蝴蝶。在显微镜下发现一个新的器官，或者在伊朗或秘鲁的某座山脚发现一只未经记载的蝴蝶，跟这时的心醉神迷比起来，文学灵感所带来的愉悦和收获根本不算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中唯一真正的遗憾是没有生女儿”，而且他讨厌录音机；保罗·奥斯特则消极地抵抗了数码化，他储存了六七十条之多的老旧色带；至于被问到为何所有小说中只有两幕做爱场景，翁贝托·艾柯直白地回答道：“我想，相比描写性，我只是更喜欢身体力行。”
我当然知道，还有一类更虔敬的读者。他们怀着“How to be a novelist”的美好愿景，希望能在访谈中有所斩获。不过，且不说这一辑中的十六位大作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常常莫衷一是，会让求教者左奔右突、疲惫不已；他们那些带有强烈个人经验，甚至是神秘色彩的引导，因只可远观，而无法近身实践，也会让读者无比崩溃。
是的，神秘色彩，小说家有属于他们的神秘。
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祛魅的提法，原先附着在神权政治和神圣宗教周围的神秘和魅力，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淡去和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理性和自由精神的生长。韦伯还有“卡里斯玛型”的政治统治这一说法，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具有超凡的品质和个人魅力，吸引别人成为他的追随者，认可他的统治；而在现代社会，卡里斯玛则广泛分布在每个人身上，建基于其上的统治也便难以为继。
小说家们在小说文本中近乎全知全能，对笔下的人物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能再造一个世界；他们创作的小说文本，又是多么巧妙和奇炫，环绕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让一代一代读者流连忘返。小说家们，不是与韦伯的提法极其吻合么？
所以，一定要给小说家祛魅！要把隐身在小说背后，挂着一脸意味深长笑容的小说家们拎到前台，与他对话，甚至是刨根问底。敏感的纳博科夫和厄普代克仿佛是隐隐嗅到了其中的凶险，多次拒访。勉强同意后，纳博科夫并没有接受面访，而是书面作答，他依旧保持了书写带来的审慎和神秘；而厄普代克则猛烈抨击道“访谈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虚假的”。那些接受了访谈的作家，也都半是腼腆、半是傲慢地声明自己不适合采访。例如海明威，强迫症般每隔几个问题就要嘟囔一下这个问题或是采访如何如何不好。
一个与此相关的情况是，批评家们一般在访谈中被呛得够厉害。因为，正是他们在日复一日地做着给小说家祛魅的工作。当被问到哪些作家对自己影响最大时，卡波蒂如是回答：“就我意识所及之处，我从未察觉任何直接的文学影响，不过有几个评论家告诉我，我早期的作品受惠于福克纳、韦尔蒂以及麦卡勒斯。”而纳博科夫则不无刻薄地说道：“一篇评论文章的目的是就一本书说点什么，评论家可能看过也可能没看过那本书。评论是可以有启发意义的，这是指评论能让读者，包括书的作者，对评论家的智力水平，或者诚实与否，或者两者同时有所了解。”
小说家们就是在如此顽固、不懈地维持着神秘感，保持着自己永在幕后的身份。还是海明威说的好，写作这门手艺不该被过度的探究所干扰，“虽然写作中的某些方面很坚硬，无论怎么讨论都不会对它造成伤害，但其他部分却是脆弱的，一旦谈起来，它们的构造就会轰然瓦解，而你一无所得”。
因而，我在这本访谈中倒是常常看到小说家们在复魅。通过言谈，他们貌似透露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全部秘密，而其中的幽微曲折之处，却耐人寻味。毕竟，建构一个文本，不正是小说家们最擅长的么。在访谈最后认为自己非常喜欢说话的卡波蒂，他的回答恰恰是最富表现力和魅力的。
看看他是怎么说风格的吧。“我觉得风格就是能映照出一位艺术家的感性而非作品内容的镜子”，“我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一个风格化作家，而让风格化作家恶名远扬的是：他们会执迷于一个逗号的位置或一个分号的重量。如此这般的执迷，让我自己都受不了”。他最后自问自答道，“那么，在年轻一辈的作家里，有哪几个仿佛知道天下还存在‘风格’这回事呢？”，“弗朗索瓦丝·萨冈，有那么点意思……弗兰纳里·奥康纳——那姑娘有时候表现不错”。
而马尔克斯说需要找到正确的调子，《百年孤独》中的调子基于他祖母过去讲故事的方式，“她讲的那种东西听起来是超自然的，是奇幻的，但是她用十足的自然性来讲述……用我祖母讲故事的那种相同的表情来写作：带着一张木头脸”。
这种调子在奥斯特那里，则成为一种他称之为“脑中的嗡嗡声”的东西，“一种特定的音乐或节奏，一种音色。对我而言，写小说的大部分力气都花在试图保持对那种嗡嗡声、那种节奏的忠诚之上。这是种高度直觉的工作。你无法论证或理性地为之辩护，但你奏响强音的时候你会知道，而当你击中了正确的音符时你通常会很肯定”。
看吧，他们一个比一个说得玄乎。老实说，我觉得作家们在访谈中的表现，应该要比他们预计的要好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一种特属于小说家的睿智，以一个蹊径独辟的视角去谈论广阔得多事物，而且因为他们维持了小说家一贯的神秘和魅力，直至幕落。
他们留下的最为拙朴的意见，不过以下几条。首先是读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总结一下他们反复提到的那些重要作家，大概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在我的印象中，乔伊斯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第二是勤奋，是的，你没有看错，卡波蒂说“多写是唯一的利器”，站着书写的海明威只在身体重心改变时才稍作移动，更多的作家不是工作一上午，便是写作至深夜。
最后，尽管我一直在强调，小说家们其实在通过访谈复魅；不过，我相信你若去书店翻上几页，一定会喜欢这本大有教益又有趣无比的书的。
好吧，我坦诚，我是奔那些小说家们的八卦和花边而去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收获甚夥。杜鲁门·卡波蒂和约翰·厄普代克都因为把邻里的糗事写进小说公开发表，而不受待见，前者这么做的时候竟然不过十五岁左右；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爱做的“当然是捕蝴蝶，还有研究蝴蝶。在显微镜下发现一个新的器官，或者在伊朗或秘鲁的某座山脚发现一只未经记载的蝴蝶，跟这时的心醉神迷比起来，文学灵感所带来的愉悦和收获根本不算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中唯一真正的遗憾是没有生女儿”，而且他讨厌录音机；保罗·奥斯特则消极地抵抗了数码化，他储存了六七十条之多的老旧色带；至于被问到为何所有小说中只有两幕做爱场景，翁贝托·艾柯直白地回答道：“我想，相比描写性，我只是更喜欢身体力行。”
我当然知道，还有一类更虔敬的读者。他们怀着“How to be a novelist”的美好愿景，希望能在访谈中有所斩获。不过，且不说这一辑中的十六位大作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常常莫衷一是，会让求教者左奔右突、疲惫不已；他们那些带有强烈个人经验，甚至是神秘色彩的引导，因只可远观，而无法近身实践，也会让读者无比崩溃。
是的，神秘色彩，小说家有属于他们的神秘。
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祛魅的提法，原先附着在神权政治和神圣宗教周围的神秘和魅力，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淡去和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理性和自由精神的生长。韦伯还有“卡里斯玛型”的政治统治这一说法，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具有超凡的品质和个人魅力，吸引别人成为他的追随者，认可他的统治；而在现代社会，卡里斯玛则广泛分布在每个人身上，建基于其上的统治也便难以为继。
小说家们在小说文本中近乎全知全能，对笔下的人物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能再造一个世界；他们创作的小说文本，又是多么巧妙和奇炫，环绕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让一代一代读者流连忘返。小说家们，不是与韦伯的提法极其吻合么？
所以，一定要给小说家祛魅！要把隐身在小说背后，挂着一脸意味深长笑容的小说家们拎到前台，与他对话，甚至是刨根问底。敏感的纳博科夫和厄普代克仿佛是隐隐嗅到了其中的凶险，多次拒访。勉强同意后，纳博科夫并没有接受面访，而是书面作答，他依旧保持了书写带来的审慎和神秘；而厄普代克则猛烈抨击道“访谈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虚假的”。那些接受了访谈的作家，也都半是腼腆、半是傲慢地声明自己不适合采访。例如海明威，强迫症般每隔几个问题就要嘟囔一下这个问题或是采访如何如何不好。
一个与此相关的情况是，批评家们一般在访谈中被呛得够厉害。因为，正是他们在日复一日地做着给小说家祛魅的工作。当被问到哪些作家对自己影响最大时，卡波蒂如是回答：“就我意识所及之处，我从未察觉任何直接的文学影响，不过有几个评论家告诉我，我早期的作品受惠于福克纳、韦尔蒂以及麦卡勒斯。”而纳博科夫则不无刻薄地说道：“一篇评论文章的目的是就一本书说点什么，评论家可能看过也可能没看过那本书。评论是可以有启发意义的，这是指评论能让读者，包括书的作者，对评论家的智力水平，或者诚实与否，或者两者同时有所了解。”
小说家们就是在如此顽固、不懈地维持着神秘感，保持着自己永在幕后的身份。还是海明威说的好，写作这门手艺不该被过度的探究所干扰，“虽然写作中的某些方面很坚硬，无论怎么讨论都不会对它造成伤害，但其他部分却是脆弱的，一旦谈起来，它们的构造就会轰然瓦解，而你一无所得”。
因而，我在这本访谈中倒是常常看到小说家们在复魅。通过言谈，他们貌似透露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全部秘密，而其中的幽微曲折之处，却耐人寻味。毕竟，建构一个文本，不正是小说家们最擅长的么。在访谈最后认为自己非常喜欢说话的卡波蒂，他的回答恰恰是最富表现力和魅力的。
看看他是怎么说风格的吧。“我觉得风格就是能映照出一位艺术家的感性而非作品内容的镜子”，“我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一个风格化作家，而让风格化作家恶名远扬的是：他们会执迷于一个逗号的位置或一个分号的重量。如此这般的执迷，让我自己都受不了”。他最后自问自答道，“那么，在年轻一辈的作家里，有哪几个仿佛知道天下还存在‘风格’这回事呢？”，“弗朗索瓦丝·萨冈，有那么点意思……弗兰纳里·奥康纳——那姑娘有时候表现不错”。
而马尔克斯说需要找到正确的调子，《百年孤独》中的调子基于他祖母过去讲故事的方式，“她讲的那种东西听起来是超自然的，是奇幻的，但是她用十足的自然性来讲述……用我祖母讲故事的那种相同的表情来写作：带着一张木头脸”。
这种调子在奥斯特那里，则成为一种他称之为“脑中的嗡嗡声”的东西，“一种特定的音乐或节奏，一种音色。对我而言，写小说的大部分力气都花在试图保持对那种嗡嗡声、那种节奏的忠诚之上。这是种高度直觉的工作。你无法论证或理性地为之辩护，但你奏响强音的时候你会知道，而当你击中了正确的音符时你通常会很肯定”。
看吧，他们一个比一个说得玄乎。老实说，我觉得作家们在访谈中的表现，应该要比他们预计的要好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一种特属于小说家的睿智，以一个蹊径独辟的视角去谈论广阔得多事物，而且因为他们维持了小说家一贯的神秘和魅力，直至幕落。
他们留下的最为拙朴的意见，不过以下几条。首先是读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总结一下他们反复提到的那些重要作家，大概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在我的印象中，乔伊斯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第二是勤奋，是的，你没有看错，卡波蒂说“多写是唯一的利器”，站着书写的海明威只在身体重心改变时才稍作移动，更多的作家不是工作一上午，便是写作至深夜。
最后，尽管我一直在强调，小说家们其实在通过访谈复魅；不过，我相信你若去书店翻上几页，一定会喜欢这本大有教益又有趣无比的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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